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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5月的一天，在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干涸的和田河沿上，一个人在慢慢地爬行，不，在蠕动。他的行动是那么地迟缓，几乎使人觉察不出他在动弹。 　　这个人是瑞典的探险家，亡命之徒——斯文·海定。虽然第一次远征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在同年的12月他再度从喀什出发，以二十一天的时间走完全长三百英里的路程到达和田。接着沿着凯利亚河，完成了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一次危险的北行，获得了大量重要的地理学上和动物学上的发现，最后满载着于田故址的大量文物和所测绘以地图胜利而归。 　　四年之后，公元1899年9月，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诺贝尔的支持下，海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这一次他纪录下他在考古学上最大的收获：他发现了中国古代卫戍市镇——楼兰；盗走了大量重要的历史文件——这件事至今犹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斯文·海定三次远征，揭开了中国西域考古新的一面，同时也引起了列强对于中国西域古代文物的争夺，直到中国最后关上大门，先后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公元1900年5月，斯文·海定还没有结束他的最后一次远征的同时，匈牙利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已经开始进行丝绸之路上三次考古搜索的第一次行程，他从斯文·海定的两卷《亚洲腹地漫游》书中，得到了很大启发。 　　二十世纪第一年的圣诞节前后到次年四月，斯坦因活动在丹丹乌利克、尼雅、安迪尔、拉瓦克这些地方，搜罗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斯坦因1907年进行第二次远征。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海定所谓神秘的楼兰遗址。他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之前，在喀什聘请了一个叫做蒋孝琬的中国师爷，作为他的助手。这个人在斯坦因第二次远征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骗诱王道士的一幕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 　　1907年3月12日早晨，斯坦因进入敦煌县。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听到了几年前千佛洞道人王圆 ，在石窟中发现藏书的事，他立刻出发，越过十二英里的沙漠去到那里。 　　王道士是一个苦行者：节衣缩食，把生活压缩到最低的程度，成年出外，沿门托钵。他唯一宏愿，就是要重修庙宇，为菩萨增光。当前的问题是钱，他需要大量的钱。可是要把神圣石窟里的经卷文书卖给外国人，这是不可能想象的。要说服这个愚昧无知，同时对于宗教具有强列信仰的道人，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 　　斯坦因和他的师爷不止一次地研究他们的战略战术，想方设法地要突破王圆 道士。最后他们请出了“圣徒玄奘”，说他们这次远道而来是奉玄奘神灵的指示，要把玄奘当时从印度圣地带来的经卷，仍旧送回原处去，这一番鬼话引起了王道士心底共鸣，王道士终于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以此为始，他就以外国人为对象，出卖他发现的石室经卷。伯希和、桔瑞超、鄂登堡都先后成为他的顾客。最后卖给斯坦因的五百七十份手卷，几经商议，以五百两白银成交。 　　斯坦因满载而归，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的勋号，牛津和剑桥都赠以博士学位，最使他感激涕零的是，在不久之后被接受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满足。 　　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是在1914年，他辗转在敦煌、喀喇库图和吐鲁番区域，取得了丰富的收获，最后在阿司坦纳坟场对于包裹尸体的大量早期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尸体上割下了许多古的，美丽的丝绸，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强盗真正做到了攫及枯骨，即使已经进入了坟墓的死人也难逃他的魔掌。1915年2月当他发送四十五头满装着壁画和其他珍宝的骆驼前往喀什时，他满怀期望将继续进行他的第四次乃至第五次的搜劫，但事实证明，这只能在梦中实现。 　　斯坦因第一次远征归来不久，德国人就来到这里。从1902年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掠夺，都是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主办的。第一次是艾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领导，他围绕着吐鲁番区域进行活动，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收集了四十六箱中国古代文物，包括佛教的壁画、写本和雕塑。紧接着的第二次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良，派了艾伯特·范莱考克作为他的代理人。 　　1904年11月18日范莱考克到了喀喇和卓（旧名高昌），他看到了一幅描给摩尼教创始人曼恩从未出现过的肖像，同时发现这里在八世纪中叶，曾经存在着一个繁荣的摩尼教社会。他在这里停留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直到认为已经攫取了所能取得的东西之后，他才离些前往兹克里克。 　　在这个地方，范莱考克伸出他的罪恶的魔爪，把已经存在千年之外的佛教壁画，全部用狐尾锯从岩壁上锯下来运回柏林。据统计，德国人在四次远征中，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带回的，完整与不全的六百二十幅壁画，其中有一半以上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包括从伯兹克里克拿回的二十八幅大型壁画）。赛其姆峡谷中，石窟群岩墙上的空白，将永远留给中国人民以惨痛的回忆，同时也刻划着帝国主义强盗们肆意劫夺我国历史文化财富的罪恶铁证。 　　1905年的圣诞节日，他和戈伦维德尔一起走向古丝绸之路北路，离开库车约三十哩，天山山麓的黑孜尔石窟群，这次是德国官方所称第三次的远征，同时也可以说是德国人四次远征中收获最丰富的一次。艺术历史学家们认为黑孜尔的壁画，是所有中亚西亚艺术品中价值最高的一种。其后他们在附近森木赛姆发掘的时候，遭到了皮里索荷斯基弟兄俩的干涉，双方几至动武。中国的中亚西亚在这个时候，真正地成了帝国主义亡命之徒的自由天地。最后他们考虑俄国人既没有工具，也无此技术来移走这里的壁画，于是满载着猎获品离开这个区域。 　　不久范莱考克染上了痢疾，带着他所劫夺的东西首先回国。这一次连同其后戈伦维德尔和巴都的收获，德国人在这里所搜掠的文物总共达到一百二十八箱。他们经过的地方几乎一扫而空。 　　法国人的到来比较迟，但他们的收获可并不少。这一点在选派人员方面有很大的关系。二十七岁年轻的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除了汉文，他还通晓世界上十三种语言和文字。 　　在乌鲁木齐，伯希和遇见了北京时候的一个老朋友满清王朝的兰公爵，正当他们杯酒言欢、絮絮而谈的时候，兰公爵说起不久以前敦煌千佛洞石窟中的发现，并且拿了一份来自该处的手卷给他观看。伯希和于是迫不及待地前往敦煌，此时是1908年3月。 　　王道士惊异于他的流利的中国语方，同时从他口中得知，斯坦因并没泄露他们之间的秘密，使他深信这些洋大人是信守诺言的；不但如此，在他的花花绿绿俗不可耐的工程上，已经花光了斯坦因的捐助。这个时候，他是多么需要另外的一笔。 　　伯希和蜷缩在满积尘垢的捆束之中，凭借他卓越的汉学素养，在一支摇曳微弱的烛光下。翻阅每一份经卷和写本，挑选着其中的菁华。费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最后以五百两白银的捐助，满载而归。与此同时，他的助手努哀脱拍下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其后出版了一部六卷本的照相集。几年之后，白俄的士兵被拘在这里的时候，千佛洞的文化与艺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今天这部照相集就成了当时存在的绘画与塑像的唯一形象资料了。 　　日本人在1902年至1911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来到中国的这个区域，那是由日本净土宗主教大谷光瑞指派的。早在1902年当得知海定和斯坦因的发现之后，他就派了两个僧侣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围绕着塔克拉玛干一些遗址进行发掘，把找到的佛经和壁画塑像的碎片装在柳条箱内运回国去。其后在黑孜尔，他们最先发现了那里的宝藏，可是由于地震，他们丢失了所有的纪录和照相，狼狈地逃走。第二次是在1908年和1909年之间，虽然他们还是以追溯宗教渊源和进行考古学上的探索为借口，可是他们的行动诡秘。据俄国人的情报得知：这两个和尚之一的桔瑞超是日本帝国海军的官员，而另一个野村荣三郎则是陆军的军官。至于他们除了以上所称的动机之外，是否别有用心，则至今仍然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日本人的第三次远征在1910年至1911年，桔瑞超在那年的圣诞节到了敦煌，与大谷派来的吉川小一郎在这里相会，他们从王道上的密室中取得大约六百份经卷。 　　沙皇俄国与中国接壤，他们靠地理上的方便。虽然在1905年，皮里索荷斯基弟兄在库车附近与范莱考克闹得面红耳赤，几至动武，迫使德国人退出这块地方，可是他们并没弄上些什么。直到1908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已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俄国才派出它的一个远征队前往中蒙接壤地区，但是考古也还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柯兹洛夫在喀喇库图地方，获得了许多手卷、写本、钱币和佛教祭品。最为突出的则是在一个公主墓中，发现了二十五幅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画在丝绸上、 麻布上或者纸上的美丽的佛教绘画。 　　1909年夏季，正当柯兹洛夫满载而归的时候，鄂登堡率领的考古远征队才从圣彼得堡出发来到这个区域。鄂登堡院士在次年返回之前，辗转在喀喇先尔、库车、伯兹克里克和丝绸之路北路沿线其它一些遗址。他所带回的主要是壁画和塑像，同时用照相、速写和丈量等方法取得了大量资料。其后在1914年到了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买得了一部分手卷，并剥走了一些壁画。现在这些东西连同以前克雷孟茨和柯兹洛夫，乃至彼巧沃荷斯基地喀什买得的东西都存放在赫米推奇的陈列室中。 　　美国人参加国际掠夺姗姗来迟。1923年秋天，华尔纳和詹恩接受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委托，前来试控自己的命运。他们历尽艰难地来到历史上的废墟——喀喇库图，可是等待着他们的则是失望，先于他们而来的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经扫尽了这里的一切，简直已无遗穗可拾。于是决定向敦煌转移，可是在途中，詹恩冻伤了腿脚，无法前进。于是两人凄惶地告别，华尔纳独自前往。 　　千佛洞美丽的、别具风格的壁画，使这无赖惊喜欲狂，他带来了剥离壁画的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时间正值隆冬，气候已降到零度以下。他剥下了十二幅八世纪的壁画之后，连同一尊最优美的唐代彩色塑像急忙地运回去，以便明年春暖花开，卷土重来，进行大规模的罪恶活动。由于他带回的艺术品新颖别致，而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为世所仅见，哈佛小小的福格博物馆登时身价十倍，赫然出现在东方学术成就的地图上。 　　1925年，华尔纳以一个大规模的远征队领导者的身分出现在敦煌，他准备以八个月的时间，“解救”这里更多的壁画。但这个来自福格的人发现，在他面前示威的农民群众，正是前一年欢迎他的一些人。而他今天正处于中国人民严密的监视与重重包围之中。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不幸，他只得夹着尾巴逃走。 　　“往事依稀浑如梦，都随风雨到心头”。1840年英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四十几年，苦难的经历像电影似的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闪过。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过去被压迫、被践踏、被侮辱、被损害的岁月是一去不复返了。 　　华尔纳要“解救”敦煌千佛洞壁画的罪恶愿望，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他曾预言，二十年之内这里将不值一看。恰恰相反，现在这里保存着四百九十二座石窟；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两千余尊彩绘塑像。这里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以及西方艺术相结合，融化和发展而成的中国佛教艺术。它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间延续最长、宗教艺术价值最高的艺术宝库之一。越来越多的朋友远涉重洋，从世界的六大洲（除了南极洲）前来观光访问，他们在顶礼、瞻仰的同时，也看一看岩壁上劫后遗留下来的空白。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它将永远地记载着帝国主义强盗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