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1945年4月。柏林。我们的部队开近位于克尼希斯广场对面的国会大厦。 　　但是我们侦察小组并不把国会大厦放在眼里，我们关注的是部队向威廉广场挺进，直捣总理府。我们的任务是：活捉希特勒。 　　5月1日夜间，汉堡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当天中午在他自己的指挥部里死去。 　　情况在不断变化，但我们侦察小组的任务如一，即使希特勒已死也要找到尸体。 　　5月2日早晨，突击部队冲进了总理府。 　　5月4日，在总理府花园里。一名叫丘拉科夫的战士发现“元首地下避弹室”出口处左边有一个炸弹坑。弹坑里的土是挖软的，有些东西露出在地面，好象是一条灰色被子的被角，这一情况引起了丘拉科夫的注意。 　　他跳进了弹坑，正好踩着被一层泥土盖没的两具男女尸体上。他立即叫来同伴，把两具烧得蜷曲了的尸体抬了出来。 　　弹坑里的泥土挖开后，又发现了两条死狗：一条狼狗和一条小狗。那条狼狗骨架高大，长耳朵，颈上挂着一块刻有“永远把我留在你的身旁吧”字样的牌子。这正是希特勒的警犬布朗迪。 　　两具烧焦尸体的脸部已无法辨认。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希特勒和他情妇爱娃·勃劳恩的尸体。 　　遵照侦察小组领导人戈尔布申上校的命令，两具尸体被运送到位于柏林东北郊的布赫镇。 　　待验证牙齿 　　在布赫镇的第496外科流动野战医院里，按照白俄罗斯战线军事委员会捷列金少将的命，一个新组成的军医委员会已开始工作。委员会成员中有著名的法医和病理解剖专家。领导这个委员会的白俄罗斯第一战线主要法医鉴定人，中校福斯特·什加拉夫斯基。 　　在福斯特医生领导下，对运来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法医鉴定书上希特勒是以这副样子出现的：“在一只长163厘米、宽55厘米、高53厘米的木箱里运来了一具烧焦了的男尸……在被火烧过后极度变形的身体上未发现严重的致命伤或疾病的明显特征……嘴里发现几小块薄壁细颈玻璃管的碎片……因氰化钾中毒致死。” 　　福斯特医生和他的同伴确定希特勒系服毒自杀。在法医鉴定书上还写着：“经过解剖，主要的发现是镶有大量假齿桥、假牙齿、牙套和填齿科的上下颌，这能作为这具尸体是希特勒本人的物证。” 　　一只深红色的盒子 　　5月8日这一天，戈尔布申上校把我找去，他递给我一只盒子，并说里面装的是希特勒的一副牙齿，要我用脑袋担保负责保管好。 　　这是一只深红色的旧盒子，里面垫了一层用缎子滚边的软衬布。这个盒子是用来放化妆品或是廉价首饰的。 　　眼下，这只盒子里放的是举足轻重的证据——确定希特勒死亡的不容置辩的物证，因为世界上决没有两个人的牙齿是完全相同的。再说，这处证据还可以长期保存。这只盒子要交给我，是因为再没有别的人可托付了，我们小组的成员已缩减到三个人了。 　　这一天充满了胜利在望的气氛。我整天揣着这只盒子到处跑，真够累赘的。一想到可能无意中会把它忘在什么地方，我就感到不寒而粟。 　　深夜，我锁上门上床睡沉，但心里老是在担心这只盒子怎么办。把它放在自己身旁我感到恶心，可是总得把它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在我每次醒来时，都能确信盒子还在。要不我把它放在柜子里？……可是就在这当儿，我听到有人喊我，我抓起盒子，沿着陡直的木楼梯登上二楼，那里传来呼唤我的声音。 　　房门敞开着。军官们紧张地伸长着脖子站在收音机旁。 　　我紧紧的夹着盒子，沿着陡直的木楼梯来到楼下。突然好象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我抓住栏杆，站稳了脚。这一令人激动的时刻使我终身难忘。 　　天哪！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吗？在这德国投降的时刻，手拿一只盛放着希勒身上留下的东西的盒子站在这儿的难道是我吗？ 　　5月9日，柏林的布赫镇上沸腾起来了，呈现出一片异乎寻常的、只有在庆祝胜利节日时才有的隆重和兴高采烈的气氛，人们载歌载舞。 　　寻找希特勒的牙医 　　这天早晨，我同戈尔布申上校驱车出去执行新的任务——寻找希特勒的牙医生，可是，在这座被战争破环了的城市里到处是一片混乱，能否找到随便哪一个牙医呢？ 　　我们找了好久，终于来到“沙里丹”大学医院的大楼前。有人告诉我们，卡尔·冯·艾肯教授主持的一所耳鼻喉医院给希特勒治疗过。 　　我们驱车来到医院，艾肯教授就在这儿。他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确实，他在1935年时给当总理的希特勒治过咽喉病。1944年7月，希特勒遇剌后，艾肯又给他冶过病。 　　在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中，艾肯提到了莫勒教授，但艾肯不知道那个牙医生姓什么。我们要找的正是这个医生，于是，艾肯派人到一个牙医院去找。 　　从那儿来了一个大学生。他知道希特勒的牙医生的姓名——布拉施克教授，并自告奋勇地要带我们到那个教授家里去。 　　库尔费尔斯滕丹是柏林上流社会的人居住的一条街道，它也象其他街道一样遭到破坏，可是那幢门牌213号房子的一间侧屋，却完整无损，那是布拉施克教授的私人工作室。在门口台阶旁边我们碰上了一个人。他作了自我介绍：布鲁克医生。 　　当知道我们是来找布拉施克教授时，他告诉我们，布拉施克随同希特勒和副官乘机离开柏林到伯希特斯加登去了。 　　我们一起上了二楼，布鲁克医生把我们领到一间窗户很多、宽敞明亮的牙医室。戈尔布申上校了解到布鲁克医生在这件事情上是个不相干的人后，就问他是否认识布拉施克教授一起工作的人。 　　“当然认识！”布鲁克医生喊了起来。“您指的是克特亨吗？她就在离此不远的住宅里。” 　　大学生又自告奋勇去找她。 　　“帕里泽尔街39—40号1室，”布鲁克告诉他说。 　　他让我们在沙发椅上坐下，在这以前，这儿是纳粹头子——布拉施克教授的病人——常坐的地方，从1932年起布拉施克就是希特勒长期的私人医生。 　　布鲁克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我们从布鲁克那儿了解到，他是个牙医，以前在省里居住和工作过，而大学生去找的那个克特亨是布拉施克教授的助手。 　　布特勒牙医的助手 　　一个体态苗条、面貌妖娆的女人这时走进屋来，她身穿蓝色大衣，裹着头巾，露出一束浅色的头发。 　　“克特亨，”布鲁克对她说，“他们是俄国人。有事要问你。” 　　可是她不等布鲁克把话说完竟哭了起来。 　　“克特亨！”布鲁克窘迫地双手一拍，说：“克特亨，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呀。” 　　我们同克特亨作了一次谈话。她三十五岁，未婚夫是个教师，现在挪威的某个地方当军士，目前音讯全无。她从1937年起在布拉施克处工作，她最后一次看到希特勒是在4月初。 　　戈尔布申上校要我问她，这儿有没有希特勒的病史记录。 　　克特亨作了肯定的回答，并立即取出一只卡片箱。我们紧张地注视着她翻动卡片的手指。希姆莱、赖伊、报界巨头迪特里希、戈培尔……的病历卡一张一张地闪过。 　　布拉施克教授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一张病历卡。可是没有找到X光片。 　　克特亨谈了自书的推测，这些X光片会不会在布拉施克教授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就在总理府里呢？前些日子做好了几只牙套，还没有来得及为希特勒装上去。 　　我们告别了布鲁克医生和大学生，同克特亨又重新驱车返回总理府。 　　那时候我对这个大学生是一无所知的。可是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在西德《明星》画刊了看到他的一张照片——头发鬈曲，面容温和，但外貌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了解到他叫米哈伊尔·阿尔瑙多夫，住在基尔。我读完了他那篇轰动世界的记者访问记，他真实报道我们这一次驱车寻找牙科医生的情况，可是搠下来他又夸口自书参与辨认希特勒这件事。 　　找到了确实无疑的证据 　　我们通过拱形前厅，往下走去。一盏暗淡的灯给我们三人照明。地下室内黑洞洞，空荡荡，令人感到恐怖。 　　这儿只有克特亨能够判定方向。她在柏林陷落前三天才离开了这座“皇陵”。克特亨把我们带到一个小仓库，暗淡的灯光在黑暗中照出了一只牙科椅，一只有靠枕的沙发和一张小桌子。屋里非常潮湿，散发出一阵阵毒味。 　　在克特亨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希特勒的牙齿的X光片和来不及为他装上的金牙套。 　　我们带着重要的发现离开了总理府的地下室。 　　关于希特勒的死，克特亨在她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说： 　　“请你好好看一下，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的话。”上校命令我。 　　我把齿桥拿在手里，一下子就找到了无可怀疑的特征。我喘了口气脱口说出：“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