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蓝衣少女 　　法国反间谍人员亨利·杜蓬特讲了他在大战时期的一段遭遇： 　　我在Ｘ营地紧张工作了一年后，完全精疲力竭了。司令官命令我去休假，我暗暗高兴。我讨厌巴黎的灯红酒绿，决定便服轻装去L地，一个战争尚未光顾的安静小镇。 　　当我看到那曲折的小巷，田间纵横的阡陌，古老的房屋和环绕小镇的河流，以及灿烂的阳光、啁啾的鸟儿，我的心绪立刻就好起来了。一年来，我头一回感到象逃学的孩子那样高兴。我决心忘掉战争和公务，痛痛快快地过它15天。我住进当地唯一的一家旅馆。这里整齐干净，女服务员也讨人喜欢。 　　午餐时，我走进餐厅，看见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穿着一件蓝色上衣，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她对我的出现如同我对她的出现一样十分敏感。我一边慢慢吃饭，一边不时朝她望望。终于，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举杯向她致意。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几秒钟名，我坐在了她的身旁。 　　她叫玛丽，巴黎一家商行的秘书，也是来度假的。我假称自己是通讯社的一般职员。 　　经过几分钟愉快的交谈后，我们租了一条船，溯流而上。暖烘烘的下午使人兴致勃勃。我们像是老朋友，彼此不用开口就能互相了解。船静悄悄地驶在波光迷人的水面上，两岸浓密的树阴使河水变成了暗绿色。玛丽温顺地躺在我的身旁，阳光照着她那张美丽的脸，蓝色罩衣下丰满的乳房微微起伏。我吻了她。她热烈、多情。我们长久地、幸福地搂着，谁也不讲话，每隔一会儿，嘴唇就自动凑到一块儿。 　　我们回到了旅馆我的房间。窗子敞开着，如洗的月光把小屋照得如同白昼。我们不声不响地脱去衣物，钻进被单，她搂着我的脖子高兴地喊道： 　　“Ah, ich liebe dich（德语：啊，我爱你）！” 　　听到这句话，我仿佛感到血管里的血一下子凝固了，我像抱住一具死尸一样恶心。特工人员的本能和多年的训练使我的心翻腾起来。这美人儿——说自己是巴黎人——在极度兴奋时竟讲德语！ 　　我松开她，跳下床，抓起衣服就穿。玛丽很吃惊，困惑地望着我，她没有发现自己忘形中说了德语。 　　“怎么了，亲爱的？” 　　“我去买包香烟，烟抽完了。”我顺口说道。 　　她倒在枕头上快活地笑起来，指着床头柜上的一包香烟说：“你怎么高兴得把烟都忘了？”她春情荡漾，张开双臂。 　　“很遗憾，玛丽，我不能。 　　请你不要问。我出去买包烟，半小时后回来。如果我回来时你还在旅馆，我只好逮捕你。告诉你，我是在第二厅工作，你也许就明白了。” 　　我关上门，头也不回地朝河边走去。玛丽是一个德国间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我又多么希望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呀！我返回旅馆后，玛丽和她的行李都不见踪影了。她逃跑了！这等于她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可她一片真情，没有想到我是军人，并没有产生从我身上捞取情报的念头和预谋。我诅咒自己脱下了军装而没有脱去多疑的怪癖。如果我把怀疑藏在心里，在假期和这使我神魂颠倒的女人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她不会搞到情报，事后我还可以劝她洗手不干。可是现在呢？她在哪里？ 　　我惆怅，烦闷，提前返回了营地，埋头工作，尽力忘掉悲伤。 　　两天后，一个下级军官向我报告说，刚抓到一个特务。我出去一看，呆住了：被捕的竟是玛丽！两名士兵扭着那纤细的手腕，她态度傲慢，咄咄逼人。她是在窃取情报时被逮住的。在她身上搜出了记有我们部队番号、各司令部位置的地图的小本子。 　　我鼓足勇气，尽力控制自己对她说：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她淡然一笑，耸耸肩说：“这是战争！” 　　玛丽的勇气终于消失了。她挣脱了士兵，扑到我的跟前，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吻着我那沾满泥浆的靴子。 　　“发发慈悲吧！看在上帝的面上，饶了我吧！”她绝望地哽咽着，“我求求你，我还年轻，我不能死啊！” 　　即使在极度痛苦时，玛丽也没有忘记用德语和我讲话，她不想让士兵听懂。但我再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了。我心碎地听着枪毙玛丽的判决。 　　按照习惯，我问她临刑前有什么要求。她已平静下来，对我凄然一笑说： 　　“我要一包ｘｘ牌香烟……”她说的是我抽的烟的牌名，”这些香烟使我想到那幸福的一天。一天的时间太短了！我的朋友曾给了我一次机会，可惜他再不能给我第二次了。 　　玛丽在第二天凌晨被处决了。 　　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耻辱，可是为什么偏偏落在我头上呢？我怎么能忘掉她那张脸呢？即使现在，我睡在我妻子身边，有时还会突然惊醒，玛丽穿着蓝色上衣的影子苦苦地折磨着我——“这是战争啊！” 　　终于开口了 　　我一开始就断定埃米里约·布朗格尔是纳粹间谍。他先是作为流浪汉被收审的。他自称是深受德军之害的比利时北部农民。但是他的举止和眼神的某些东西引起了我的怀疑。他那魁梧的运动员体型与当地惰性十足的人截然不同。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会数数吗？” 　　“数数？”他吃惊地重复道。接着，他声音颤抖着，开始用法文数数。当他数到“72”时，我命令他停止。他的考试成绩不错。他若是个化装的德国人，就一定要用标准德语说“72”，而不是用农民惯用的古法文数词。 　　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我并不死心。若能证明他无辜，对谁都没有坏处。如果他是个坏蛋，我就为盟军部队做了件好事。 　　我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门外上了锁。过了一会，我让人点燃室外的几捆草。值勤士兵用德语喊：“着火了！”布朗格尔醒来动了动，又睡了。于是我用法语喊：“失火了！”他一下跳起来，绝望地敲门。我打开门，他正用当地方言祈祷着。 　　我又设了第二个圈套。我同一个军官商定了一个小计谋，然后把布朗格尔带来了。我用德语对军官说： 　　“可怜的家伙！” 　　“为什么？”军官用德语问。 　　“他还不知道今天上午就要被绞死，”我用德语说，“他肯定是个间谍，不会有别的下场”。说话间，我紧盯着布朗格尔的眼睛和喉头。但他的神态证明他不是德国间谍，他不懂德语。 　　我叫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他谈庄稼。事后农民告诉我，他谈的耕作方法和当地的习惯没有任何出入。我又失败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凭第一印象所做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决定最后进行一次新考验；若再失败就当场释放他。第二天，布朗格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沉着、平静。我装作正聚精会神地看一份文件，看完后在上面签了字。我抬起头突然说道： 　　“好啦，我满意了，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 　　布朗格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动了动肩膀，象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仰起脸，愉快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是上面这句话我是用德语说的。当他发现我的嘲笑时，重新恢复了沮丧的面容，可惜已经晚了。 　　从那以后，我们相互就只用德语来交谈了，一直到几天后他被处决。 　　魔鬼三角 　　欧战业已结束，但追捕间谍、内奸的工作并未停止。一天，我收到一张纸条，写的是： 　　萨德尔夫人是德国人的情妇和间谍。该死的判徒！ 　　匿名信上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信是在匆忙中写成的。 　　萨德尔夫人是本地印刷厂厂主的妻子。德国人占领荷兰后接管了印刷厂。德军的小型印件和每日对战区驻军下达的指示都在这里印刷。作为低抗组织忠实成员的萨德尔，就偷偷把有用情报转送给抵抗组织。盟军大反攻时，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以后便不知下落。但一个德军少校仍住在萨德尔夫人家里，据说她成了德国军官的情妇。战争结束时，萨德尔带着德国人用香烟烧的伤疤，回到了家。他没有表示任何怀疑，重新和妻子开始了生活。事情就麻烦了，谁也不能指控一个虎口脱险、荣归故里的英雄的妻子。 　　是掩盖这一丑行，还是断送这一对看来还幸福的夫妻？我决定调查。 　　我选择了一个萨德尔不在家的时间去他家。萨德尔夫人接待了我。她大约30岁，身材苗条，相当标致。自我介绍后，无须多说，我把匿名信递给了她。 　　她看着信，突然抽动了一下，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样子十分窘迫。她把信扔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谦恭地说： 　　“看来，骗你是无用的。早晚你会知道一切。这封信……是事实，但又不全是。请允许我说明一下。” 　　萨德尔夫人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那位叫豪普特曼的德军少校到他们家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她丈夫被捕了。萨德尔先生匆匆跑上楼来吻了她，并告诉她发生的事情。接着，两名士兵把他带走了。当夜，豪普特曼少校对她说，她丈夫是德意志帝国的敌人，要被外以极刑。如果她对豪普特曼能够有所表示，丈夫便可以免死，改判徙刑。萨德尔夫人说，她第一个反应是想扑上去，狠狠揍他一顿。但她爱丈夫，她知道，若不屈从这一肮脏交易，丈夫就会被处决。她同丈夫见了最后一面。当她和丈夫拥抱时，全身颤栗了，想到为丈夫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便放声大哭起来。当她从少校处得到判处丈夫无期徒刑的消息后，她成了少校的情妇。她偶尔得到丈夫的便条，说他生活得很好。但几个月后，豪普特曼被召回了柏林，她就再也得不到有关丈夫的消息了。后来，萨德尔回来了，他衣衫褴褛不堪，满身是阏伤和疤痕。他从不打听家里发生过什么事，但三句话不离集中营。 　　“豪普特曼少校对你的感情怎么样？”我问她。 　　她踌躇一会说：“我想他是爱我的。” 　　“你对他呢？” 　　她回答得很困难：“我也搞不清。我对他有好感。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我应当恨他，和他同床应感到恶心。但是，他善良，又殷勤，而我是孤身一人……” 　　这一席话，不管在道学家眼中多么罪过，她给人的印象是无辜的。如果她在扯谎，是她勾引德国军官而赶走了丈夫，并背叛了祖国的话，她一定会说她是恨豪普特曼的，仅仅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才忍受了和他的同居。 　　我继续问道：“现在你们靠什么谋生？” 　　她停了一会，略带窘意地说：“我丈夫回来时，我服侍他睡觉。我发现他胸前捆着一大叠大面值钞票，有几百万。” 　　“他说在什么地方弄到的吧？” 　　“他说，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路上，他发现一辆德军给当地驻军送饷钱的卡车，当时被皇家空军轰炸着了火，押车的士兵逃走了。他想，这是敌人发的战争财，就把钱带回来一些。” 　　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我安慰了萨德尔夫人几句，便告辞了。 　　此后，我让值日军官找了一本有德国军旗标志的帐本，并叫来了萨德尔先生。我佯称是调查豪普特曼少校的罪行而找他的。 　　萨德尔好像有某种不可言喻的得意，他告诉我： 　　“我在家时，豪普特曼少校很守规矩。但他把我交给盖世太保以后他干了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他伸开那只有几块伤疤的左手，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于是我说道： 　　“萨德尔先生，我起草报告可能比你有经验。有关豪普特曼少校的证词，我来念，你来写。我说得不对，你可以打断并纠正，好吗？” 　　“一切照你的吩咐！” 　　“我们就这样开始。我，埃恩斯特·萨德尔，我宣布，我提出的证词定是自觉自愿的。豪普特曼少校是住在我家的德国军官，他的友谊和支持对我为德国人工作是一个帮助。我向他提拱了许多荷兰抵抗运动的情报，我也由于叛变而得到了优厚的报酬。我的被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你在说什么？”萨德尔大叫着跳了起来，“你想骗我？这样的证词我不签字！” 　　“你可以不签字，但你不能否认我说的事实，不是吗？难道你是抵抗运动的英雄？你只不过是祖国的卑鄙的叛徒！” 　　“肯定是的我妻子出卖了我。”他眼睛里射出了怒火，“这狗娘养的！” 　　“请坐下！”我平静地说，“不是你妻子。对你这个恶棍来说，她太老实了。两件事暴露了你：这个本子和你自己。”我挥了挥手中的那本德国帐本，“你肯定想不到豪普特曼是多么老谋深算。他一丝不苟地记下了付给你的报酬，临走时却又粗心大意地扔下了这个帐本。其实，这个证据是多余的，使你暴露的是你那段愚蠢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萨德尔插嘴问。 　　“听我说！盖世太保没有事先通知被捕者的习惯。他们只知道抓人，一个人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的瞬间就会被抛进牢房。但你却不然，你知道什么时候被捕，在被捕前还能跑上楼和妻子告别。关于你手上的伤疤，你肯定没见过用香烟烧的伤疤是什么样子。伤口是人工拉大的。还有那个把钞票捆在胸前的离奇故事。你那时是在德国，刚从集中营逃出来。那辆满载荷兰纸币的卡车要干什么？那时已没有德国部队驻在荷兰了。用荷兰纸币给德国士兵关饷，实在不可思议。那些钱是德国主子给你的报酬！” 　　由于仓促，我没有来得及问萨德尔为什么要给妻子写匿名信。信肯定是他写的，因为我还记得他妻子看信时的反应——她认出了他的笔迹。 　　是萨德尔故意试探妻子的忠诚，才在“被捕”前想出了那个鬼“交易”；或是豪普特曼强迫他用妻子的声誉换取生命；还是豪普特曼欺骗了二者，即在向萨德尔夫人提出条件前就释放了萨德尔。反正，萨德尔回来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是病态的醋意使他去折磨这魔鬼三角中唯一的无辜者。 　　约翰尼·斯皮特德尔 　　欧战结束后，我参加了一个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大会。有人提出应给约翰尼·斯皮特德尔追赠一枚勋章。据说他是皇家空军飞行员，大战初期因飞机出了故障，降落在德占区一个农庄附近，着陆时受了伤，被姐弟俩收留了下来。他组织和领导了当地的抵抗活动。一年半时间，给德军以重创。可惜在战争刚结束时，他却在一个事故中牺牲。大家把他说得神乎其神。奇怪的是，谈论者都未见过这位英雄，也不知道他的真名。斯皮特德尔是他飞机的型号。我开始被这个神秘的角色吸引住了。 　　我去找当地抵抗组织一个著名领导人哈林。他一谈起约翰尼·斯皮特德尔兴致就来了。哈林绘声绘色地把约翰尼的功绩讲了近一个小时。我好不容易才插上嘴： 　　“这个约翰尼·斯皮特德尔是什么样子？” 　　“我也说不清！从来没在白天见过他。你了解抵抗组织的情况，他们彼此不交谈。约翰尼很谨慎，总是白天睡觉，他不想让盖世太保见到他。另外，他在飞机摔下来时毁了容，不愿露面。” 　　“肯家会有人见过他。一个人决不会在一个地方呆了一年多而没有被任何人见过。” 　　“好啦！安妮和她弟弟会对你告诉约翰尼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很了解他。” 　　“她是谁” 　　“约翰尼当时就躲在她家养伤。她一直同他在一起，成了他名副其实的指挥助手——多么出色的战士！简直胜过她周围的许多男子汉！说来也真可笑，安妮和她那年纪尚幼的弟弟想参加抵抗组织，但没有一个头头愿意接纳他们！这时候，约翰尼来了，安妮参加了他领导的抵抗活动。她发号施令！——你想想！——除了约翰尼本人，她比别人都善于同德国人进行斗争。我们都以为安妮爱上了约翰尼……” 　　我想，我的问题只有去找安妮了。 　　安妮是一位身体修长、举止大方、样子动人的20来岁的姑娘。她弟弟大约只有17岁，怯弱、顺从。他们是孤儿。我自我介绍说是奉上级之命来调查约翰尼·斯皮特德尔的下落。她的蓝眼睛冷冷地看了我一下便谈了起来。 　　前年一月的一个深夜，外面一个奇怪的响声把他们吵醒了。他们决定出去看看。当看到一个受了重伤的英国飞行员倒在门槛上时，她和弟弟大吃一惊。他们把半昏迷的飞行员拖到屋里，因为怕秘密露出去有生命危险，所以没去找当地的医生。幸好，安妮懂一些护理常识，家中又有些药物。约翰尼在她家藏了几个星期，腿和脸上的伤渐渐好了。 　　他们去飞机着陆处看过几次，才知道约翰尼离机后不久他的飞机油箱就爆炸了。在残骸中发现了他靴子的碎片，无疑，德国人是认为他被烧死了才没在附近进行搜查。后来，在深谋远虑的约翰尼的指引下，他们决定组织自己的抵抗组织——三人小组。起初，他们只是在夜间开展些小型的斗争。约翰尼教他们使用各种武器，还教导火线或遥控引爆炸药。这样，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约翰尼在幕后，而由安妮负责同其他抵抗小组联络。他们袭击车队，炸毁铁路，抢夺军械库，甚至重创过一支德国的坦克部队。 　　战争结束时，抵抗组织奉命上缴所有的武器弹药。当约翰尼从一个木棚里往外搬炸药时，因炸药长期保管不当引起爆炸，约翰尼不幸身亡。他的断体残肢就埋在农庄里。 　　我谢过安妮，然后平静地说： 　　“现在约翰尼的尸体找到了，他的亲属可能要来起尸，改葬在英国。” 　　一直默不作声的安妮的弟弟急忙说： 　　“不，不行！” 　　“我弟弟是想说约翰尼更愿意埋葬在他进行过卓绝斗争的地方。” 　　安妮马上补充道。 　　“那么，”我说，“他的尸体就应当埋在他飞机坠落的地方。他是在那里结束了他的战斗生活！” 　　我的话好像把周围的一切声音都窒息了。安妮的弟弟像是一个压缩了的弹簧，马上就要跳起来。安妮冷冷地望着我。最后，当沉默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她才慢慢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逻辑推断，”我说，“看是否和答案相符。你们俩都想参加抵抗组织，但都被拒绝了。后来，一个皇家空军飞行员偶然出现了。伤势很重……当时，你们完全可以请附近一个很好的大夫，而且也是爱国者。他不会把伤员的事声张出去。然而，伤员死了，死人是不需要大夫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关于约翰尼·斯皮特德尔的神奇传说。这个传说是姑娘虚构的。由于你的天赋，你成了一上领袖，一个在‘飞行员领导下的’抵抗小组就这样产生了。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毁了容的飞行员，他只在夜间出现。黑暗中他很像你弟弟，他的确也是你弟弟。然而，战争结束了，约翰尼怎么办？他们知道他该回皇家空军了，如果是那样，一定会有人来找他，询问这位传奇式的人物。这样一来，就需要彻底结束这个幽灵。于是策划了一个事故，木棚被炸毁，约翰尼随之而去，对吗？” 　　“可是，有什么证据呢？”安妮问。 　　“如果我的设想是真的，”我说，“那具尸体已被埋了18个月。如果你讲的是真话，那么埋的只是一具残骸，而且仅仅埋了两个月。我们把墓掘开好吗？ 　　安妮做了手势说： 　　“不，不必了！你说得对！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只需要紧握为祖国尽了一切努力。并进行了艰苦卓绝斗争的两位爱国志士的手！”我回答说。 　　我郑重地同他们握过手后，安妮的弟弟第二次开口： 　　“飞行员的尸体怎么处置？” 　　“让他安息吧！”我说， 　　“并不是每一个战士在死后还能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