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辩护律师在打官司中的作为，是颇有戏剧性的。他们为了从陪审团那儿得到有利的裁决，能够扮演从悲剧演员到小丑的任何角色。 　　最近在爱阿华，一个人声称：在一次火车意外事件中，由于头部受伤而变得精神恍惚。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一根针刺进了自己的头顶，而丝毫不觉疼痛。在大为吃惊的陪审员们准备判决给这人一笔可观的赔偿费时，铁路公司的律师要求暂时休庭。重新开庭后，这个律师带来了一包针，他把那些针陆续刺进了自己那个完全光秃了的秃顶上，到最后，头顶上刺满了针，仿佛成了个刺猬。 　　“我也变得精神恍惚了。”他像个小丑似的在陪审团前面来回走着，逗人发笑地说道。 在一阵大笑声中，他赢得了这个案子。陪审团决不会想到，就在短暂的休庭时，这个律师的秃顶上被注射了一针止痛的奴佛卡因。 　　威廉·丁·福伦——这个杰出的辩护律师，曾为127个凶手做了成功的辩护，结果是无一人被判处死刑。福伦的极端大胆，使他经常把一些劫数已定的被告从电椅上解救出来。曾有一次，在辩护审理一件杀人案时，这个“杰出的律师”敏锐地注意到：在陪审团中，有5个成员是天主教徒。福伦在宗教方面从来不是个心胸褊狭的人。因此，他为被告买了一串念珠，让他用一块手帕包好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被告认为这串念珠会给他带来恶运。可是福伦向他保证：一切都会顺利的。在审讯的最后一天，福伦滔滔不绝的雄辩竟然使被告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取出了手帕准备擦泪，就在这时，念珠掉到了地上。这个意想不到的虔诚表现，使5个天主教徒的陪审员深为感动。最后，陪审团裁决此案为自缢，被告无罪开释。 　　在为一件由特林顿夫人控告比弗布鲁克爵士的诽谤诉讼案辩护中，爱德华·霍尔爵士——一位卓越的英国律师，充分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特林顿夫人宣称：比弗布鲁克爵士的《每日快报》中有一段关于她衣服的描写，使她的名誉严重受损。为此，她要求一份高额的赔偿。 　　爱德华爵士把这案子辩论的时间，恰好安排在“停战纪念日”那天，使上午11时的为时两分钟的全国致哀时间正好能打断他在陪审团所做的申辩。就在那激烈的辩论中，当他的声音升高时，钟敲了11下。爱德华站着——从一个好斗的律师变成了个悲伤、忧郁的致哀者。两分钟的默哀后，爱德华庄严地继续申辩。 　　“陪审团的成员们，”他说道，“我们刚刚纪念完毕伟大的民族牺牲日。在那场战争中，我们都遭到了痛心的损失。现在，”——霍尔向原告转过身——“我们回到这位夫人那些不足挂齿的牢骚上来吧。”特林顿夫人的虚荣要求与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最后，她两手空空而去。 　　这些阅历丰富的律师经常运用戏剧性的手法来搅乱陪审团的思路。马克思·斯泰尤，虽然他的诉讼费一般每天为4美元，却总是穿着极普通的衣服出庭。“公司的律师们可以穿上晨服。”他说，“但是我不希望比任何陪审员穿得特殊。” 　　在反复讯问中，律师需要获得最佳效果。然而，哪怕是恐吓一个伪证者，也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使陪审团的同情转向失败者。因此，一旦马克思·斯泰尤怀疑证人是在说谎，他立刻就会变得和蔼可亲，显得极为同情，诱使伪证者暴露真象。 　　对三角牌女上装一案的审讯，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纽约的一个工厂烧毁了，委托斯泰尤辩护的厂方股东们被控：由于他们下令不许打开某个出口，而导致10个女工的惨死。当一个侥幸逃出的女工，在法庭上追叙她那耸人听闻的遭遇时，陪审员们都流下了眼泪。一个有罪的判决似乎不可避免了。 　　斯泰尤听得出，这个女工是在背诵一个精心编制的故事。但是，在反复讯问她时，斯泰尤的态度好似慈父一般。“现在，卡蒂，”他说，“再把你的故事讲一遍。” 　　整个谎言逐字逐句地被重复了。斯泰尤又温和地说：“卡蒂，为了搞清一两个问题，请把你的故事再说一遍。” 　　在重复讲了3遍后，斯泰尤问道：“卡蒂·你没忘了一个字吗？” 　　卡蒂聚精会神地思索了一会儿：“是啊，先生，我忘了一个字。” 　　“那么，再把故事说一遍，别忘了把漏掉的字加进去。” 　　卡蒂照办了。陪审团这时相信，这个女工是由人在幕后策划，教她背熟了那个谎言再上庭做伪征的。 　　曾有一次，斯泰尤在反复讯问一个被指控为受贿的州参议员时，为了证明他不是诚实人，在讯问中，斯泰尤问了句：“Ｐorlez－vous fiongois？”“我不懂。”“这就奇怪了，”斯泰尤说，“在我这儿有个记录，上面注明在一次文官考试中，你的法文是100分。”紧接着，他单刀直入厉声质问：“那么是你花钱代考的喽？”虽然对方的律师立刻抗议，可是斯泰尤已巧妙地造成了印象－－这人是惯于此道的。 　　只要能用得上——使专家的证词失败就是种有效的策略。威廉·豪——30年前的一个著名的纽约律师，简直是这种证人的死敌。一次，豪曾为一个被控告为用氰化物毒死岳母的人辩护。官方的主要证人——验尸官证明，他清楚地嗅到了从尸体身上散发出来的焦杏仁药味。 　　“既然你对自己的嗅觉是极其自信的，我想你不会反对来一次小小的试验吧！”豪提议说道。他拿出了个装有10个小玻璃瓶的架子。每个瓶中分别装着各种为大家所熟悉的气味的液体，如像薄荷、丁香、汽油等。他先把瓶子顺次给陪审员们闻了一遍。他们嗅出了几个熟悉的气味，最后闻到的是装有汽油的瓶子。 　　当轮到验尸官时，他说错了10个气味中的9个。豪知道，汽油味在短时间内能紊乱嗅觉。因此，他先让验尸官闻了装有汽油的瓶子。就这样，这个专家的证词无效。被告被判为无罪释放。 　　大名鼎鼎的阿贝·赫梅尔，曾在一件赔偿案中，代表某保险公司出庭。原告声称：他的肩膀被掉下来的升阵机轴打伤，现在他的右臂已抬不起了。 　　“请给陪审员他们看看，你的手臂现在能举多么高？”赫梅尔说道。原告小心翼翼地把手臂举到了齐耳的高度。赫梅尔紧接着问道：“那么，你在受伤前能举多么高呢？”原告一下子举过了头顶，引起了哄堂大笑。法官只得大声槌打着桌子，来阻止笑声。 　　律师们也常常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有利的判决。一位名叫加菲特的纽约律师，为一件“家庭谋杀案”辩护。她被指控在丈夫的生日蛋糕中放置了砒霜。起诉人呈现了妻子购买砒霜的证据——并且给法庭带来了致命蛋糕的剩余部分。加菲特丝毫不打算否认这致命的证据，他仅仅对陪审团这么说：“你们已听到了证词，说这蛋糕是有毒的。为了证明这证词是不堪一驳的胡说，我当场吃掉这块给你们看。” 　　他大口咀嚼着一大块使人致命的蛋糕，微笑自如地咽下了肚。吃惊的陪审团宣布退庭。15分钟后，陪审长向前窥视了一下，满心以为会看到律师在临终痛苦之中。可是，加菲特却在席上安详地锉着指甲。不一会儿后开庭了。陪审团做出了“无罪”的裁决。加菲特急忙冲到男子休息室，那里早已安排妥当，医生们用洗胃机清除了他吞下的那块有毒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