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萧红 　　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萧红，对自己的爱情生活很有感慨。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 　　破碎了的初恋的梦 　　萧红本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作为张家长女，她自小并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家庭温暖。父亲、母亲乃至祖母对她总是“恶言恶色”，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甚至用石头砸她。九岁那年，生母死后，继母对萧红更是费尽心机地虐待。家里唯一爱护她的只有慈善的祖父，可祖父为人老实，在家中没什么地位，并不能改变萧红不幸的境遇。压抑与孤寂，造成了萧红敏感自卑的性格，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并使萧红对温暖和被爱特别“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927年8月，萧红来到哈尔滨的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那里，她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气氛的熏陶，迷上了新文学，开始对鲁迅、、茅盾的作品以及辛克莱的《屠场》、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发生了兴趣。 　　也正是在这斯间，萧红结识了一位由北平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姓李的青年。这位大学生向萧红表达了爱慕之情。她从童年起就渴望温暖与被爱，更何况在少女青春妙龄时期。萧红快乐地编织自己第一个爱情的梦，诗的梦…… 　　不料，1930年夏天，萧红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回到家里时，父亲已将她的终身许配给了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这时，祖父已经去世了，这个家庭给她的最后一点的温情消失了。萧红毅然离开了这冷清的宅院，逃避了这桩包办的婚姻。 　　她回到了哈尔滨，很快同那位姓李的大学生同居了。萧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地唱出了“春曲”；“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不久，萧红和这大学生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一路上，萧红的眼里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她想到北平投考艺术专科学校，还梦想组织起一个温暖的家庭。身边的那位大学生却若有所思地呆坐着，仿佛在忧虑什么。当他们来到一个小胡同的小院门前时，开门的竟是一个梳着发髻的年轻少妇，她抱着孩子疑惑地看着萧红。从那位大学生胆怯忧惚的眼神和嗫嗫不清的解释中，萧红明白了：这便是他真正的妻子。 　　“我走了，再见。”萧红矜持地昂头走开了。走出很远后，她伤心地哭了，最后又回到哈尔滨。 　　这时，那军阀的儿子闻讯赶来，乘机死乞白赖地纠缠萧红。也许是孑然一身的孤寞太使她疲倦，也许是失恋的打击令她心灰意懒？萧红妥协了，她只想安顿那失重的情感，却不问哪里是安顿之处。 　　1931年春，他们在北平同居在一个公寓里。萧红就读于女师大附中。 　　一年后，萧红怀孕了，随军阀儿子同往哈尔滨一家旅馆里。他们一住半年，欠下了一笔食宿费。军阀儿子托辞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 　　春日的梦，冬夜的梦，就这样破碎了。萧红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 　　寻找感情支柱 　　山穷水尽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发出了求救的呼号。同《国际协报》关系密切的一位作家，听到消息后来到旅馆探望萧红。萧红的才华打动了这位青年作家，他带着萧红逃离了恶浊的旅馆，将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在那里，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萧红产后的身体十分虚弱。又因为交不出医疗费，她常常要受到医生的冷落。 　　青年作家常常来看她，并对医院那种冷落病人的态度和做法提出了责问。衰弱到了极点的萧红，这时特别需要温暖的照顾和强有力的护卫。当他来接萧红出院时，他们相互拥抱了。 　　就此开始的是萧红和青年作家的一段患难与共的历程。因为生活无着，萧红的身体又十分虚弱，他们把刚出生的女孩送给了别人。辗转漂泊了不少日子，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处，“筑成了一个家”。萧红在这个豪放的男性的宽厚臂膀里得到了小憩。 　　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但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幸福的。他们一方面为生存而奔波，一方面又加入反满抗日的斗争行列。1933年春，萧红在这位青年作家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个短篇《王阿嫂之死》，以后又陆续创作了不少小说，并与青年作家一起自费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一本小说集《跋涉》。1935年，萧红完成了以后震动文坛的《生死场》。该书正式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先生称赞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 　　事业上成功了，可萧红在感情上却陷入了困境。青年作家暴躁的性格，与萧红忧郁的心情之间的不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显现出来，这种不和谐深深刺痛了萧红的心。“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 　　由于感情的不和谐，青年作家的感情转移了，转给了事业，转给了其他的人。这对于感情上受尽磨难、脆弱敏感的萧红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她对于爱依附得太深了！她多次努力，对自己曾热恋过的人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她还是失望了，忙碌着的他已无暇顾及她的感情了。 　　萧红后来在决定与青年作家分手时，曾对一位知心朋友讲到：“我爱他，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接着她又说：“你知道么？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她得到了多少渴求的…… 　　1938年2月，萧红和共同生活了六年的青年作家在西安分手了。 　　不久，另一个作家在追求着萧红，从武昌直至西安。虽然萧红不满意这位作家的书生气，不能马上把感情转移到他身上来，但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一个软弱、缺乏自信、感到无力支撑自己感情的女性。她太希望把自己的情感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了，因此一根二十几节的富有弹性的小竹棍，有所象征地交到了这位作家的手里。 　　这年4月，萧红和这个作家回到了武汉。不久，这个作家去了四川，萧红也来到了重庆。 　　因为在码头跌跤伤了胎儿，萧红流产了。从这以后，萧红的心情十分阴郁，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在朋友们的关怀照料下，萧红的身体才逐渐得到了一些恢复。1939年五、六月间，萧红和这个作家再度生活在一起。萧红太需要安宁和休息了，但她却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和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一起生活，很多事情需要她出面应付，甚至邻人与这位作家发生争执，也得由她出面抵挡。曹靖华先生听到了萧红的遭遇，感叹地对她说：“认识了你，我才认识了生活。以后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 　　可以后的生活，对萧红来说更加艰难。为了躲避大轰炸，1940年春天，萧红和这个作家来到香港。这时，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头痛、失眠，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在人生道路中跋涉了二十九年的女子，已经被病魔逼到了生命的尽头。爱抚、温暖、尊重、安宁……这些渴求得到的东西，她得到了多少呢？即使全部给她，此时也已经晚了。 　　1941年圣诞节的前二天，萧红病情急剧恶化，被医院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后，她不能发声，痛苦万分。她在纸上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1年1月23日，萧红默默离开了人间，年仅三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