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25年里，经受了他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爆发了大起义。俄国的数百名年轻军官，以至将军都参加了这场起义，起义者中还有身份比王室更显贵的望族子弟。他们为了完成推翻极权的君主制度、在国内建立民主立宪、解放没有人身自由的数千万农奴的伟大事业，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毅然放弃富裕的生活、官运亨通的特权。 　　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血腥镇压，数百名起义者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将军谢尔盖·渥尔康斯基公爵、将军米哈依尔·冯维津、近卫大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等起义者都有温柔美貌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女。他们的妻子都是名门小姐，不仅姿容姣好，而且都受过教育。大多数妻子根本没有料到自己的丈夫参与了秘密活动，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无论是贵族妇女还是农家妇女，都无权过问政治。现在，丈夫被捕，家室被抄，她们惊慌失措，痛苦万状。 　　近卫大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从牢狱中寄给妻子亚历山大拉·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的信中写道：“亲爱的，自我们结婚以来，我没有向你隐瞒任何事情，唯有这次起义之事。我曾多次想对你说出这个不祥的秘密，可是我真怕你为我终日担惊受怕……现在，我给你带来了痛苦和惊吓，我的天使，我愿双膝跪在你的脚下，请饶恕我。” 　　年仅21岁、美丽娇柔的穆拉维约娃，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正怀着第3个孩子。她收到丈夫的信后悲痛欲绝，立即回信写道：“亲爱的，请别对我说这样的话，这使我心碎。你没有什么可请求我宽恕的。亲爱的，我嫁给你将近3年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天堂里，幸福无比。然而，幸福不可能是永恒的。爱情中有天堂，也有地狱。别悲伤、绝望，这是懦弱的表现。也别为我担忧，我能够经受住一切。你责备自己将我变成了罪犯的妻子，而我却认为自己是女人中最幸福的……请等着我。你的泪水和微笑，我都有权分享一半。把我的一份给我吧，我是你的妻。” 　　沙皇尼古拉一世想要贵妇们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急忙修正了不予批准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 　　在压力和障碍之下，有几位贵妇动摇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大多数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流放西伯利亚。她们不惧怕任何打击和恫吓，不屈不挠地抗争。她们得到了公公的同情和支持。沙皇尼古拉一世迫不得已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将要把这些往日风姿楚楚、活跃在舞会和其他社交场合的佼佼者们，永远打入“流放苦役犯”的行列。 　　然而大多数的妻子们都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向欢乐富足告别，向年幼的孩子们告别。 　　叶尤杰琳娜·伊万诺夫娜·特鲁别茨尤娅第一个在西伯利亚监狱里与丈夫——前公爵、上校相会了。第二个到达西伯利亚的贵妇是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渥尔康斯尤娅。她的丈夫是谢尔盖·渥尔康斯基——前公爵、将军。在她临行前，她的好朋友、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为她朗诵了《致西伯利亚》。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渥尔康斯尤娅在以后的回忆中描述过与苦役丈夫相会时的情景：“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响声使我惊呆了！他那双高贵的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的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谢尔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渥尔康斯尤娅是一个非凡的女子。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一生最爱的女子是妻子普希金娜，最崇拜的女人便是渥尔康斯尤娅。 　　第三个来与丈夫相会的就是亚历山大拉·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她整整斗争了1个月时间，才幸运地得到流放的权力。她履行信中的诺言，告别了亲爱的父母弟兄，忍痛丢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 　　当戴着镣铐的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被带到赤塔监狱的围墙旁，会见从莫斯科赶来的妻子时，他惊诧的发现，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妻子依然巧施粉黛，衣饰华贵，美丽娇艳。文雅雍容的仪态，飘逸温柔的举止，为她增添了些许矜持的神采。一朵白色的星形小花别在她的头发上，那是纯洁爱情的象征。 　　尼基塔眼中涌出泪水：“我对不起你。你还是回莫斯科吧。我不愿你与我一同身受饥寒之苦。” 　　“为了我们的爱情，我要永远跟随你。让我失去一切吧：名誉、地位、富贵甚至生命！”淡淡的红晕已浮上她那苍白的面颊。 　　是阳光。是空气。是鲜花。是生命。痛苦绝望的囚犯们复苏了。沉重而凄惨的流放生活有了转机。 　　紧接着，绝大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和未婚妻陆续抵达了。她们在监禁地组织起强大的“妇女社”。 　　法国女时装师波利娜·盖勃里的婚礼是在后贝加尔地区的监狱里举行的。她的丈夫伊万·安宁科夫被捕之前曾是一名前途辉煌的贵族军官。当伊万·安宁科夫入狱后，波利娜上呈沙皇尼古拉一世，要赴西伯利亚完婚。也许是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心绪很好，也许考虑到她是法国公民，她被很快批准去西伯利亚了。 　　所有贵妇们只能一周两次会见丈夫，每不得超过1小时。因此，她们最喜欢坐在监狱对面的大石块上消磨时光，瞅空与丈夫对几句话。这是她们唯一感到快乐的消遣。有一次，士兵们粗暴地赶走她们，并用枪托打了特鲁别茨尤娅。贵妇们怒不可遏，立即上诉彼得堡。在那些年代里，妇女们与囚犯一起捍卫着自己的权力，但任何抗议都无济于事。妇女们仍然不屈不挠，并提出要在狱中与丈夫同居的要求，长久拖延之后得到了允许。后来，她们还通过在莫斯科的老关系，争取到了许多宽待。 　　在后贝加尔监狱的囚徒中间有一个未婚的小伙子，名叫瓦西里·伊凡绍夫。在牢狱中，他万分忧郁，打算逃跑，因为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说：“与其这样活下去，毋宁死去。”正当他悲观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家庭女教师、年轻贫穷的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的求婚信。他对这位性格温和、聪明美丽的姑娘记忆犹新。当时他们情趣一致，相互尊重，然而两人不同的社会地位，阻碍了他们爱情的萌生。瓦西里·伊凡绍夫不愿连累这位纯洁的法国姑娘，但是尤米拉·列丹久却不顾一切地来到他的身边。 　　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监狱里度过了数十年的光阴。有多少小生命又在西伯利亚这片荒凉严寒的土地上诞生！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最勇敢、最温柔的穆拉维约娃成了苦役犯的第一个牺牲者。她去世时年仅28岁。在她到达西伯利亚几个月后，传来了儿子夭折的噩耗。不久母亲去世，3年后父亲又离开了人间。她在西伯利亚生下的两个孩子，因气候恶劣，体弱多病。更使她伤心的是，留在莫斯科的两个女儿也患了慢性病。她时常为自己不能亲手照料莫斯科的女儿而悲伤啜泣。她在给婆母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我老了。我再也不是从前您‘甜蜜的小姑娘’啦，您老人家简直想象不出我有多少白发。” 　　穆拉维约娃临死前非常悲惨。她躺有病床上，为丈夫和孩子做祈祷，眼泪沿着苍白的脸颊滚下，最后，她又吻别了熟睡的女儿。她死后，36岁的丈夫一夜之间白发苍苍。 　　在安葬穆拉维约娃和她的两个孩子的墓上，人们竖起了墓碑，装饰了电灯祭坛。灯亮了数十年，祭坛至今仍保存完好。 　　第二个逝世的是尤米拉·列丹久。她和伊凡绍夫心心相印地度过了8年幸福生活，还生了个孩子。但是，她终因无法忍受西伯利亚的气候和生活条件去世了，终年31岁。丈夫在妻子去世1周年时，极度悲痛，猝然死去。 　　与西伯利亚告别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到了这个时刻。 　　涅克拉索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这些非凡的女人俯首。在这些贵妇中，亚历山大拉·伊万诺芙娜·达浮多娃活得最久，她在二十世纪前夕去世。她曾经说过：“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