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几个星期以来，莫斯科的天气一直寒冷刺骨。笼罩着城市上空的阴霾和潮气令人呼吸不畅。每年的2月份是苏联冬季最冷的季节，下班时间，莫斯科人踏着街上铺盖着的冰雪，默默地向拥挤的地铁车站走去。下午4点钟的时候，天色就黑下来了。那一天正是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四，临近黄昏的时候，宽敞的大街和广场上已经行人稀疏。人们都匆匆地回家观看正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市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了。 　　莫斯科好几天都流传着尤里·安德罗波夫健康状况不佳的谣言，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接任苏共总书记已经15个月，1983年秋天他曾住过医院，现在已经有173天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有谣传说他的健康情况更为恶化。这天，莫斯科的生活宁静如常，我怀疑在这个城市里，在政治核心之外有任何人会知道斯时斯地发生了什么事。 　　出于偶然，我发现了这个首都城市里有些不同寻常的迹象。迹象一个接着一个，到了午夜时分，我深信在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破天荒第一遭碰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苏联领导人的逝世。我不仅抢在我的同行之前，也先于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得到了这条大新闻。 　　一个单枪匹马的美国记者怎么会比美国政府庞大的政治机构更快地获知事实的真情呢？答案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采访新闻的本领，主要还是机遇。一个外国记者是一个个体户，他事必躬亲，有时候必须为报道一件新闻而殚思极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是各自为政、互不通气的，这就影响它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能力。很少有几个外交官会自动地找新闻记者聊天，那些做记者的又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一直被竞争的职业本能驱使着到处跑，不像外交官僚那样地奉行例行公务。 　　我决定在晚上观看苏联电视，算我运气，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国会选举。就在这个星期四夜晚，苏联领导中的新成员耶戈尔·里加乔夫第一次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我不期望他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发表的演讲会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想在电视上打量他的性格为人。但是在我看电视的时候，里加乔夫讲话中把苏联高级官员讲演中习惯有的一句陈词老调省略掉了：他没有向托木斯克人民转达安德罗波夫的问候。 　　“也许安德罗波夫去世了。”我对我妻子说。我的话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只是牵强的猜想。然而里加乔夫的这一省略还是值得重视的。有没有可能是技术人员漫不经心地删去了？这种可能性很小。会不会是被有意删掉？可是为什么要删呢？谁授权删的呢？ 　　在电视讲话之后出现的情况加深了我的怀疑。电视台未作说明就把原来安排好的节目换掉了，原先安排的节目是瑞典“阿巴”流行音乐小组的表演，现在却换上了严肃的古典音乐。15个月之前勃列日涅夫逝世的那一天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公报宣布之前广播电视也都撤换了节目。 　　我把收音机打开，广播节目中听不出什么名堂。我同我妻子一边吃晚饭，一边观看电视台晚上9点播送的晚间新闻节目“时代”，这档节目的内容也特别单薄，只是简单地提到一下里加乔夫的讲话。苏联电视台新闻节目内容单调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不说明任何问题。电视新闻之后，荧屏画面就转到紧张欢乐、色彩音乐丰富的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的现场。一切如常。 　　晚上10时，我的心头浮起一种受到挫折的情绪和想做什么事的欲望。我只有一个现实的选择：给我熟悉的一位苏联朋友打电话，这位朋友虽然不是高级官员，但是他的职业很好，可以间接地得到一些敏感的信息。我和他在一些大型的招待会上经常见面，可以自在地交谈。两天前我去参加一次聚会时期待能遇见他，果然他也在场。当时他告诉我，安德罗波夫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他说。 　　虽然我的这位朋友不要我单独去找他，但是我们约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而且必须要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如果他觉得可以同我见面，他就会在20分钟以后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 　　我经常到列宁图书底层去打公用电话。当我驱车前往列宁图书馆地铁车站，我感到这个城市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默。在这样的夜晚，去那里只需10分钟的路程。当我经过总参谋部大楼时，我注意到整幢大楼的电灯全部亮着。在列宁图书馆地铁车站外边，我又看到一支由两名士兵和一名军士组成的巡逻队。 　　看到这些不寻常的迹象，我打完电话之后就立即赶到办公室去等回电。但是电话久等不来。在这样的夜晚我是无法找到可以与之联系的官员的。我的那位朋友也许是不在家，也许是存心不给我回电。于是我想去找一位信得过的同行去商量。我心里想，很可能是我的神志已经进入一个幻觉的世界。重大新闻在莫斯科总是在夜晚发生的，而这种时候我总感到我和这个世界是分离隔绝的。我给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斯坦尼克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将在午夜以后到他的办公处去。 　　在去克里姆林宫方向的路上，我听到苏联体育转播员激动的声音。总参谋部的白色大理石大厦灯光依然通明。经过大厦我往右转弯，向莫斯科河开去，国防部所在的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矗立在河岸。我清晰地记得这幢大楼的接待室的位置；在正常的情况下，像这样的夜晚接待室只有4个窗户会有灯光。河岸几乎空无人影。高尔基公园里的转盘游戏机隐约地矗立在结冰的河边上。雪花纷纷飘落。当我的汽车接近国防部大楼时，看到大楼的几百扇窗户都亮着灯光。这说明夜晚11点之后，国防部的人都还在办公，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如果不是领导人去世的话，那会是什么事呢？ 　　我沿着河岸向市中心驶去，我听到收音机里转播冬季奥运会实况已经结束，紧接着是一段简短的新闻广播。我屏住呼吸，时间是午夜11点35分。原来这个时间是播送爵士音乐节目的时间，可是今晚的爵士音乐节目撤换了，广播电台也未作任何说明，收音机传出了古典音乐柔和的乐曲声。 　　我心里想，好哇，这些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安德罗波夫肯定是去世了。苏联领导层挑选安德罗波夫的继任人选必定是在夜晚的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一定是派了飞机到分布在8个时区的不同地方把中央委员们都接到莫斯科来。至此，我第一次感到兴奋，我知道我获得了一条非常重大的新闻。克里姆林宫屋顶的尖塔林立，塔顶上闪着红色宝石般的光芒，在茫茫的雪夜中映现出一副神话般的迷人景色。说实话，我感到一种得意，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国家里，我发现了极为机密的秘密。 　　古比雪夫大街飘着雪花，在每一个通往克里姆林宫的路口，我都看见有两名身穿呢大衣、头戴毛皮帽的年轻人，我知道他们是保安人员。15个月前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夜晚的街道上我也看到过相同的景象。如果不是执行任务，谁会有闲情逸致在这样严寒刺骨的夜晚在街上逛荡呢？ 　　我到达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时候，斯坦尼克正襟危坐地在听着收音机，我想他一定跟我一样，也感觉到这个城市有某些异常的情况。“很可能是头头。”他说。我们一起分析所有异常的情况，找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我说，30分钟之后，广播电台对在西伯利亚建造铁路的青年广播节目就要开始播音，因为那个地方离莫斯科有6个或8个时区。如果这次广播把固定的5分钟幽默滑稽内容撤换，改播古典音乐的话，事情就会更明朗了。斯坦尼克同意我的看法。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打开收音机，静待对西伯利亚建造铁路的青年的节目开始。当我听到广播开始播放的是古典吉他音乐时，我感到可以给华盛顿的报馆打电传电报了。处理电传的是报馆的外事编辑部副主任利克，我用暗语通过电传告诉他，我想发一则重要新闻，这条新闻同我在1982年11月10日发的新闻同样重要。 　　利克明白我指的是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日期。 　　无线电广播的音乐越来越抑郁了。我开始坐下来写新闻。当然，我的用辞还是留有余地的，尽管我相信我的分析不会有错。我在新闻的开头，报道苏联电视台在晚上8时过后突然把预先安排的节目换成古典音乐，后来无线电广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联系到安德罗波夫的长期生病，我认为这个国家目前处于紧急情况之中，1982年11月9日，勃列日涅夫逝世的讣告广播之前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接着我报道了许多迹象来证实我的推测——安德罗波夫在星期四这一天逝世，我发完新闻准备睡觉时已是天将破晓，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了凄惋的音乐。 　　在我入睡以后，华盛顿却展开了另一个故事。 　　报馆的编辑副主任接到我通过电传发过去的新闻之后，立即请邮报的编辑、记者们分头同白宫、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其他一些机构联系，询问这些机关是否通过他们各自的渠道已经获悉这个消息。各机关的回答都说未曾接到这件事的报告。尽管如此，邮报的编辑还是决定把我的新闻登在头版。就在这天夜晚，有几位邮报的编辑、记者出席了国务院举行的一次晚餐会。参加晚餐会的名流有国务卿舒尔茨，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一位编辑把邮报第二天一早将要见报的我发的新闻当面向多勃雷宁大使核实，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笑着说：“得啦！他会死在这些谣言上。” 　　但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说他要去核实这个消息。就在晚餐会行将结束的时候，他通知《华盛顿邮报》的一位经理说，我发的消息不确。伊格尔伯格说他曾将这条新闻向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核实，那位美国大使开玩笑说：“想必杜德尔喝多了。”鉴于这样的情况，邮报决定把新闻从头版移到第28版，并且把语气也做了一些改动。 　　上述这些情形我都不知道。当我上午一觉醒来，我们的苏联女佣告诉我，安德罗波夫的讣闻即将宣布，当局已经把这个消息广为传播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南通社的斯坦尼克。他告诉我，他的通讯社没有采用他发回去的新闻。他祝贺我捷足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