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上篇 　　大将罹难 　　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父亲到了上海。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上海。上海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主席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那位同志对父亲说，他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他考虑父亲可以例外。父亲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父亲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外宾来到时，父亲向主席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主席只笑了一笑，未说什么。 　　回到驻地，父亲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时，周总理也给彭真同志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说明，父亲对于即将来到的“文化大革命”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只是以他惯用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父亲准备离开上海的时候，对毛主席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主席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的召开仅仅十天。 　　上海会议 　　上海会议于1965年的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开始的时候父亲还在昆明。关于当时的情况，让我来引用母亲的一段回忆：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 　　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从这些回忆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上海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林彪三人之外，知道真正内容的人很少。二、上海会议关于父亲的问题的讨论和决定是在很小的圈子里进行的，就是当时被召到上海开会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情。甚至也许还有第一会场、第二会场……在这些会场上讨论的问题也许完全不一样。三、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员范围也很怪，既不像政治局的会，也不像书记处的会，更不像军委的会。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不知道底细。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订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是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多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化，我想我们大概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父亲的痛苦实在是太深重了。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林彪给他罗织的种种罪名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那些日子里，曾有一位原很相熟的同志去住地和父亲“谈”。父亲非常急切地询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位同志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如果父亲那时能够联想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的古谚，他的痛苦也许会平缓一些，后来他又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当他表示不能见面他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的时候，周总理也曾很激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悲剧的年代 　　有一种传闻，说当年是一群红卫兵把父亲从楼顶上推下去的。实际上，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父亲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 　　1966年3月18日，对我和所有的家人来说永远是鲜血淋漓，残酷恐怖的一天。 　　那一天，不知底细的我们一早都去学校了，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吃过早饭，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父亲，会不开了。（自3月4日起，中央召开会议，父亲被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完全成了敌人。）对于这个蛮不讲理，仅仅旨在折磨人的会，父亲怕开，可又更怕不开。因为开会是大家批他一个人，不开会就更糟，因那意味着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意味着对父亲的诬蔑又要升级。 　　父亲自戮的决心绝不是早已下定，而只是在这一时刻突然产生的。如果说父亲一直期望着向党向毛泽东同志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从这一刻起，从他接到再次暂时休会的通知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事实真相无法替他辨清，而是因为那些关键的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 　　这真是一种悲惨的经历。虽然父亲的感情仍然眷恋着那些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但是他的理智却指着活生生的现状告诉他，那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灵魂的支柱，他的精神的殿堂，他赖以立脚的基础突然之间都哗啦啦地坍塌下去，变成一片废墟。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忽然变得无法理解。他一生中最珍爱的一切忽然变得面目狰狞。生命就是这样在一霎间失去了意义。决心就在这一刻下定。 　　父亲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母亲说：“平时我们一起吃早饭，吃过饭他就去开会。这天忽然通知说不开会了，他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我走进去跟他说，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他说，他也是那个样子。我想让他松一松心，就对他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其实，我反而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瑞卿就对我说，你觉得那个书好，你就去看那个书吧，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我拿着书到隔壁去了。” 　　母亲走后，父亲就伏在桌子上写下了他的绝命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父亲写好这个字条，就把它放在抽屉里。他踏着经常那样的步子来到隔壁的房间。他推开门，看到母亲仍然拿着那本小说。此时父亲该是有许多的话要对母亲说吧，但是他却只说了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可怜的，毫不知情的母亲甚至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也没想到多看他一眼。 　　那一天天气很不好。当父亲推开那扇小窗的时候，我猜，他看到的一定是一片灰色的天空。 　　听到有人喊，母亲才知道大事不好。当她跑到楼下院子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门。 　　在车上，父亲一直昏迷不醒。到了北京医院，人们把父亲抬上三楼。五内俱焚、孤立无援的母亲跟着往上走，迎面碰上了汪东兴。他叫住母亲，对她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还说，这几条对父亲也适用，要母亲转告。他并要母亲早点回家，说他有事要找母亲谈。母亲当时心里乱得很，答应了一声就赶紧往上走。 　　等到父亲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母亲才把刚才汪东兴说的那套话告诉了父亲，但父亲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只是对母亲说，他的抽屉里放着他给母亲的东西。当时，旁边还有别人，听到这个话就赶快先走了。 　　下午三点多钟，母亲看到父亲的情况平稳一些了，又记挂着抽屉里的东西，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汪东兴已经在等候。看到母亲，他又把那三句话说了一遍，然后就叫母亲去吃饭。母亲哪里吃得下呢。汪东兴说要到楼上去看，母亲记起父亲说的放在抽屉里的东西，就说，我和你一起去看。汪东兴起先不让，可母亲一再坚持，母亲说，我就是要上去看看，还有什么关系。一边说一边就向上走，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就硬拉着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上，母亲只好作罢，站在楼梯口等着。 　　汪东兴等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话，就坐上汽车走了。 　　这些人一走，母亲就急着找父亲说的东西。可是翻了几个遍，却怎样也找不到。母亲就去问秘书，秘书支支吾吾地说已经上交了。母亲这才想起，父亲和她说那东西的时候确实有秘书在场。母亲一听就很急，说，那是给我的东西呀，为什么要交上去？并且一定坚持要看一看。那些人没有办法，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把父亲写的东西拿来了。不过，他们不让母亲碰，由他们拿着，只准母亲看，这就是父亲写的那封绝命书。可怜的母亲啊，她的心一定是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