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1）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红都瑞金的一个夜里，一位女红军跃马奔向百里以外的会昌城。摸到福建会馆旁的一间小木楼前。那里栖息着一家从闽西来这里谋生的贫苦人。 　　“发仔堂嫂，红军要转移，这两个娃崽托付给你，你把他们抚养长大……” 　　“两个都是毛毛？” 　　“是的。这个……姓林，我的儿子；这个姓邓，也是红军的仔……” 　　“名字？” 　　“还没有，烦堂嫂了。” 　　匆匆地，她走了，留下胸前背后两个小包裹。背后一个，是她出世十四天的儿子；胸前一个，出生三日，脐带还没脱落，属于战友黄秀英。 　　1941年，这个担任过福建永定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共永定县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土地部长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红军家属局局长的范乐春，安息在福建芹菜洋的山头上。另一个女红军黄秀英，也在长征突围中牺牲了。 　　（2）时间过去了十五年。1949年农历闰七月初八，会昌解放。七天后，有军人持大封套墨写的公文来福建会馆找范美宏、邓发仔夫妻。公文上写道：“请会昌县人民政府协助寻找林伯渠、邓子恢同志长征前留在苏区的两个孩子……”其时，范美宏已经去世，发仔阿妈把在烟厂当徒工的范宜德揽在胸前，流着老泪呐呐说：“孩子，你是红军的儿子啊！” 　　另一个呢？军人根据阿妈提供的线索，在离会昌三十公里的洛口，来到贫农赖兆枝、满姑夫妻家，见到了小裁缝赖亚平。小亚平三岁时发高烧，跛了一条腿，因做不得田，阿爸到十里外求情，善良的老裁缝钟师傅破例收为徒弟。 　　范宜德、赖亚平两个穷孩子换上了灰色的新衣裤，象是在梦中，他们知道了：他们的亲生父亲是林伯渠、邓子恢——两个为人民尊敬的老共产党员。 　　在汉口郊外的一座别墅式洋房里，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邓子恢和夫人陈兰，根据会昌乡亲的指点，认领了赖亚平。子恢同志为他更名“邓苏生”。 　　两个月后，范宜德被送往北京中南海，林伯渠同志为爱子定名“林秉苏”。 　　1953年，邓子恢调任中央，家居中南海，两个赣南“灰小子”又生活在一起了。 　　那时候，他们都长成了十九岁的棒小伙儿。瞧他们！个头虽都不高，却各有模样。可这么一瞧，中南海的住户们发现事情不对了！——秉苏白白皮肤，大大眼睛，人们异口同声说：“这孩子怎么越长越象邓老？看那双眼睛！”苏生呢？见过范乐春的老同志都说：“唉，苏生象范乐春呀！”朱总司令、彭总、杨尚昆同志风趣地和秉苏开玩笑：“秉苏，你到底是林老的儿子，还是邓老的儿子呀？……” 　　（3）只好去找发仔阿妈。阿妈说出了真相：原来，1934年那个秋风萧瑟的十月，四十多岁的发仔家境穷困，只有两只空口袋似的乳房，拿什么喂养两个不满月的红军婴儿？只好挨木楼为孩子找奶。那个小些的孩子得了“锁病”，生命岌岌可危。邻家有位从三十公里外洛口镇来投亲的妇女，带着一个哺乳婴儿，她同情发仔阿妈有儿无奶，愿为代养一个。发仔阿妈心里颠颠倒倒，不知舍出哪个才好，看那早出世几天的孩子长得壮些，便忍疼给了那人。那妇女因为再嫁，又把孩子给了无儿无女的赖家夫妻。十五年后，面对寻找孩子的军人，这朴诚、拙讷的老妇万分愧疚——感到对不起故世的堂妹！便指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堂妹的！ 　　这回她说出了真话：“姓赖的孩子是林家的！” 　　于是，两位父亲又为孩子更名了。 　　1954年春节，林伯渠偕子林秉苏从中南海来到住在颐和园的邓子恢家。两位父亲坐在一条长沙发上，对面坐着他们的儿子。 　　“今天把你们两人找在一起，是想谈谈过去的事情，经过调查，得知这么个情况：秉苏你姓邓，苏生该姓林……”林伯渠同志说道。 　　于是，林秉苏更名“邓瑞生”，邓苏生更名“林苏生”…… 　　可是，两个儿子都久久没有遵从父亲的旨意，不肯改名。因为秉苏已经习惯了和林老、朱明妈妈相亲相处；苏生的说法更有点理论根据：“林老、邓老说过，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叫什么名字，在哪家生活是一样的，名字不过是符号。” 　　的确，“辨子会”上，两位革命家确曾抒发过这样的见解。他们是两位老红军，不把自己的儿子看做私有财产，他们是以己之子为天下子的共产党人！ 　　（4）然而，林秉苏还是更名邓瑞生了，那是在十年之后的事。1962年，邓老因推广农村生产责任制而受到不公正批评的困难年月，秉苏——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以更名表达对父亲的政治观点的支持和敬爱了。 　　而倔犟的苏生，虽说是堂堂正正地回到林伯膝下做儿子去了，却坚持不再改名更姓，至今大名“邓苏生”。 　　1960年6月10日，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逝世了。邓苏生从父亲那儿获得的遣产是：林老生前旧衣三套：一套黑色毛料中山装，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套白布内衣裤。还有供他读完大学用的每月25元生活费。苏生没有忘记满姑阿妈“读完书就回来的”叮嘱，每月省下几元生活费寄给满姑阿妈。 　　1963年8月，邓苏生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小伙子写得一手好字，做文章也流利通畅，又是残废，有什么好说的——留京。然而，苏生在毕业分配志愿栏里清晰地写下了两个地名——江西、福建。读者一定记得，江西，这是用乳汁哺育过红军儿子的地方；福建，则是母亲范乐春奋斗、牺牲的地方。 　　很快，苏生告别亲友，来到赣南，成为一名司法干部。在那里，他娶了九岁时一起放过牛的发妹为妻，有子邓建华。 　　（5）1972年12月15日，邓苏生打开《人民日报》阅读，他惊呆了！邓子恢同志的照片，围上了黑框。他流着泪，读到了北京追悼他亲爱的父亲的大会的消息。 　　这年岁末的悲痛日子里，苏生和久别的瑞生弟又相见了。兄弟一别十年，再会于北京。苏生定睛在瑞生的脸上搜索——“瑞生瘦了，该不是身体欠佳，日子清苦？” 　　瑞生走的一条什么路呢？1962年夏，瑞生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与同班同学——出生在湖南常德的穷家女高松秀一同面临分配。一对恋人，在分配表格上分别填上“新疆、内蒙、黑龙江”三个地名之后，他们就结婚了。谁知，分配方案下来，妻子分在黑龙江鸡西，瑞生却留在北京。他们很快尝到了分居两地之苦，特别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找爸爸讨主意吧。 　　邓子恢同志说：“明摆着嘛！你哥哥苏生能大学毕业去赣南，好胳膊好腿的你小子干吗非要留在北京！” 　　小两口经过一番努力，双双调到湖南常德工作。不久，又来到湖南湘潭下摄司的电机厂落户。丈夫是探伤工程师，妻子做中学物理教师，两间简易预制件平房虽说破旧，夫唱妇随的日子却过得和美…… 　　冬去春来，谁能料到，分别不到三月，兄弟俩又相会于赣南。这一回是邓瑞生为养母邓发仔发丧。瑞生接到讣电，凑足三百元路费，带着满怀的懊悔、悲痛上路了。瑞生的懊悔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与阿妈已经十年未见面了。这十年里，他坚守在探伤工程师的岗位上，总是忙碌在工地现场，没时间、顾不上看望老人家。这回来了，她老人却已长眠地下…… 　　奔完丧，把凑来的三百元各派用场，瑞生已无回家路费了。苏生知道弟弟的难处，在赣州为弟弟找了辆便车搭乘。天黑了，司机何师傅想夜宿大庾城，车站有专为司机准备的铺位，规定非司机不留宿。何师傅去找站长交涉： 　　“这个同志搭我的车去韶关赶火车，劳驾给住一宿”。 　　“不行！” 　　司机忙从口袋里摸出烟，第一支递给站长，春风殷勤，压低嗓门，悄悄在站长耳边说： 　　“这是……的儿子，在咱们赣南打过游击啊！” 　　“邓子恢？……我知道！那是我的老上级！”站长使劲摇他的头，“不可能！……他的儿子哪能坐这个车！” 　　好心的何师傅动气了，猛踩油门，离开大庾城。 　　（6）读者也许想知道些红军的儿子的儿子的情况吧。好！先说邓瑞生，他的长子邓仲坚80年通过大学本科考试后，瑞生硬是把儿子送到桂林步兵学校。邓仲坚，这个由爷爷起名的老红军的孙儿，目下已是解放军步兵连的排长。 　　而苏生哥哥那一摊，瑞生却十分挂心。眼下，邓苏生的独子邓建华，也已经长成十九岁的小伙子了，他在妈妈做工的赣州染织厂里的小集体里做临时工，日日织布、打纱，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那么，这位倔犟的邓苏生目前在做什么呢？很遗憾，这位通晓国家大法的政法学院的六三届毕业生，已经很久没能参加审理案件的工作了。原因也可能一言难尽，但有一个小插曲却值得一提。出于对这个到江西工作的革命遣孤的关切，1965年，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同志曾送给他一辆残废人骑用的三轮车。1966年，运动一起，有人就以此为据，说苏生是方志纯的走狗。苏生不服气，用嘴回敬，得罪了人，于是在使用、调资、定职称等桩桩件件上，也就受到额外的，“照看”。比如，人家说，苏生腿不方便，在信访办公室最适宜。苏生说：“既来之，则安之，我就在这儿养老送终！” 　　他忠于职守，在这个岗位上干得也还称职。一位七十岁老大爷迢迢几百里来赣州诉冤屈，没有钱，走了七天才来这儿。苏生告诉老大爷，他的问题属于公安部门，亲自带老人去公安局信访办。过了两天，还不放心，又跛着腿去了一趟“公安”，知道老大爷的问题解决了，买好车票把老人家送回去了，苏生这才安心地回家。 　　一个月后，老人带话给法院信访办的那位同志：“谢谢共产党！谢谢跛子同志！“听到此，苏生笑了。 　　得到老百姓褒奖那天，苏生收到来书一封，是瑞生寄来的。兄弟赣州相别，匆匆而去十一个年头，湘潭下摄司的法国梧桐又已垂挂着长长的紫色花穗了——苏生哥哥可好？…… 　　于是，1984年春4月，湘潭邓瑞生与赣州邓苏生相约，“今年‘十一’，咱兄弟五十大寿，又逢建国三十五周年，弟与哥会昌相见，来一番大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