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怀念之情 　　在京学习参观之后，我们来到了京郊的红星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在这里没有丝毫被迫的感觉，而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去体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一直未与妻子取得联系，心里总是觉得缺了什么似的。 　　一天，我无意中在报上看到曾在昆明见了我的纸条而逃走的丁中江，他在香港创办的《新闻天地》刊物仍在发行。我高兴极了，立即写信给丁中江，请他帮我在港寻找雪雪。信发出不久，就接到了雪雪的来信。当我看到雪雪那潇洒熟悉的笔迹时，几乎高兴得全身发抖，完全抑制不住自己冲动的感情。特别是看到雪雪和孩子们的照片，我即当着送信给我的那位干部流出了眼泪。从信中，我得知慈母已于1953年在台湾故去，大女儿小燕也因病夭折，而最小的女儿老五，却已回长沙，现在长沙七中上初中。我真是悲喜交加，这一夜辗转于床，无法入睡。我总担心这是一场梦，半夜里爬起来，再看看信和照片才算放下心来。 　　雪雪的信上没有她的地址，我只好往长沙的女儿老五那里去信，让她将妈妈的情况和地址告诉我。同时我也给第二批特赦后回长沙去的夏建 去了一封信，希望他去看看我的孩子。谁知孩子的回信还没有来，就接到了老夏的来信。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去看了老五，而且暗示我，雪雪已经靠不住了，让我设法把我的儿子毛弟接回来。信读完后，我几乎支持不住了。心象被人插上了一把尖刀。这会是真的吗？ 　　不久，雪雪的信来了，真相大白。她不但已改嫁，而且与新夫已生一子。天哪，命运为何如此地捉弄我们？二十年来春梦一般的生活，却在我一生中印上了这样一个酸楚的烙痕。回信时，我强压住自己的痛苦，让她放心，祝愿她在新夫身边生活得幸福、愉快。然而这句话却象利箭一样刺伤了她的心。她写来了一封沾满点点泪痕的长信，向我倾诉十多年来她在香港的种种痛苦和不幸。 　　原来，她领着一家八口，在香港和我联系中断后，不幸的事情就接踵而来。由于她当时年轻，不懂人间险恶。加上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带去的钱不到一年就让别人连骗带偷地弄掉一大半。六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母亲都要她照顾。过去的亲朋好友见我的大势已去，也一改过去殷勤相助之态。眼看钱将花光，她即将母亲送往台湾大哥家中，并让她的弟弟带着我的大女儿小燕、小女儿老五回来找我。谁知其弟将两个孩子放在长沙的伯父母家里，就一去没有消息。后来台湾方面的报纸说我已被共产党杀害，并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忠烈祠”。雪雪信以为真，为了能在香港这个人吃人的社会生活下去，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她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改嫁给流落到香港的原国民党某部一个独身团长。谁知毛人凤和我大哥借她改嫁为名，硬要将在香港的四个孩子接往台湾，并不准她去台湾。孩子们走后，她更加陷入了无法抑制的痛苦之中。在绝望中，她信奉了基督教，把全部精力都贯注到了教义上，天天祈祷上帝保佑她的儿女。 　　难得一见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再见到雪雪一面。我一连去了几封信，雪雪却只寄来许多吃的、穿的东西，没有回信。难道雪雪真的准备与我一刀两断了吗？她终于回信了，不但答应回来看我，而且决定回来之后就不走了。这天大的喜讯使我高兴地哭了起来。民政局的领导向我表示祝贺，并答应雪雪回来后给她安排合适的工作。 　　这时，我同时收到了雪雪和她的新夫的来信。她的新夫在信上说，他们办的农场现在很忙，准备让雪雪以后再回来。而雪雪的信却表示一定要回来。她说，我现在是在劳动，不是做官了，更需要得到安慰。 　　雪雪的电报终于来了，让我去广州等她。我很快地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临澧特训班当教官，雪雪那时才十八岁，是我的学生。一天，我在擦汽车，准备回长沙看母亲，雪雪跑来对我说：“沈教官，我要请假。我父亲病危，来电报催我回去。”我看了电报后点了点头。她见我准备开车走，就问我去哪里。当她知道我也是回长沙时，就高兴地对我说：“沈教官，我搭您的车回去好吗？”这样，我就和她一起回长沙。在路上，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很同情她的不幸，用汽车直接把她送到家里。进了门，她拉着继母的手哭个不停，我就走到她父亲床前，询问病情。谁知老人家见了我，以为我是雪雪的男朋友，一把拉住我的手，颤巍巍地说：“雪雪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我有点不知所措。但见老人那诚恳的目光，就点了点头说：“你老放心吧！”回家后，我把这一误会当笑话一样告诉母亲，母亲却很严肃地说：“临终人的嘱托，你既点了头，等于同意了，这是不能违背的。”回到临澧后，我特别注意雪雪，发现她不但长得美貌，而且活泼大方，爱唱爱跳，经常在学校表演节目。有一次晚会上，看了她表演的节目后，我立即写了一首诗，向她表示爱慕：“华灯辉耀映花颜，疑是嫦娥下广寒。如此风姿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看。”后来她也回赠我一首诗：“年年憔悴损容颜，谁料心寒梦亦寒。幸列门墙成桃李，满庭红白任君看。”意思是说，父母相继去世，使她憔悴心寒，幸亏成了我的学生；而我的学生很多，可以任我挑看。我将这首诗拿给母亲去看，母亲非常赞赏。在母亲的赞许下，我俩就订了婚。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俩是前世定下的姻缘，今生今世是不会分离的。这次去广州接她，不也说明了这点吗？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我在广州下车后，广州市民政局的人告诉我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说雪雪又去了一封电报，说她生病了，不能按期回来，让我不要去接她。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连忙给雪雪打了个电报，又写了封长信，告诉她我已到广州等候，盼她立即启程。在我们原来约定的日子，我就跑到车站去接她，结果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也没见到我的雪雪。一连几天我都跑到车站去，希望能接到她。第六天晚我才接到雪雪的来信，她说，由于她生病推迟了归期，有关当局得知消息后，派人找她谈了话。她非常担心在大陆外的几个孩子的安全。她还告诉我说，有关当局由于我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在《文史资料选辑》刊出后，香港报纸也转载了，大为恼怒。我在海关工作的二女儿小熊被撤了职。雪雪说，这是“神”的意志，“神”不让她回来，所以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她决定暂时不回来了。 　　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我的眼泪也流个不停，隔着一个窗户一直滴到天明。 　　第二次握手 　　（1965年的秋天，孩子即将高中毕业了。经同事介绍，我结识了某医院护士杜雪洁，是个四十岁的老姑娘。孩子也很喜欢她，极力怂恿我答应这门亲事。在征得雪雪的同意后，我便与雪雪补办了离婚手续，很快就与这个护士结了婚，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呈现出一片安定团结、建设“四化”的景象，与海外亲友通信、往来，再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了。孩子的母亲常常来信说很相念她，希望她能去香港玩玩。女儿当然也很思念母亲，希望能去香港一趟，叙叙三十年母女阔别之情。 　　我拿着女儿的申请去找文史办公室的领导。他看完之后，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不一同申请去呢？”“我？我能得到批准吗？”“我认为按照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你也有条件可以申请的。”“那我就试试！” 　　三个月不到，女儿兴高采烈地拿回了两张“港澳通行证”，注明“有效期一年”。这一切竟是真的吗？我一再问自己。我很清楚，这不只是个别领导对我的照顾，而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和女儿在没有离开北京之前，便都已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党这样信任我们，我们决不能做出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到香港的第二天，女儿一起床，就给她妈妈去电话。一会儿，她就和后夫一道把女儿接走了。我只听到从女儿房内传出欢乐的笑声。我不便急着和她们见面，分别三十年了，彼此的心情都不了解，要先通过女儿去试探和转达我的情况，再作决定。女儿一开始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到了香港，而只说我送她到广州，先问一下，看她妈妈愿不愿意见我，如果她想见见，我再去香港，否则就回北京。 　　三天过去了，女儿打电话给我：“妈妈和叔叔（我的孩子都这样称呼继父）都希望同你见见面。”不难想象，女儿是从中做了一番说服工作的。我过去的凶狠残暴，我的前妻比别人更清楚，她不仅仅是做过我十多年的妻子，更是受过我那一套训练的学生，有很多顾虑也是很自然的。当他们夫妇出现在我住的旅馆房门口时，我赶紧走上前去，紧紧地一手握住一人的手，把他们拉了进来。女儿把房门关上后，我轻声对前妻说：“我很抱歉！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使你吃苦了！我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孩子们都是由你们抚养成人，今天，我是特地来香港向你们道谢的！”她听后，也许是感到有点儿意外：“你既能原谅我，那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好吗？”“不！不是做朋友，我们两家原是一家，你是我的妹妹，你（指她的后夫）是我的弟弟，你们今后都叫我三哥吧！”“三哥这次远道而来，我们应当对三哥敬奉一点……”没有等他说完，我便插上一句：“我这么远来，决不是为钱而来，只是看看你们和孩子。”第二次握手，就是这几句话，以后便是相互往来如一家人。我们一道出去游公园，上馆子，“弟弟”特地新买了一部照相机，为我们拍了不少的照。就这样，我们亲如家人一样过了二十多天。我几次去他们家时，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看待。他们认为至少应送点东西给我做纪念，如果这也拒绝，那就太不近情理而太做作了。礼尚往来，我便用比他们更加贵重的礼品还送了他们。她只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给我争了面子！”我一时体会不出她这话的意思，过后我想，可能是有一句不用说出的下文：“瞧瞧我过去的丈夫！” 　　二十多天中，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每次吃饭，我总是挑点清淡的东西吃，而且吃得少，我的前妻每次总是挑些好吃的给我送过来，我立刻暗示她，不能这样做。她的个性，是不考虑这些的。我担心坐在她身边的后夫不高兴，便躲闪着不让她给我夹菜。相反，他却诚恳地说：“三哥爱吃什么，我不知道，敬的菜不合三哥口味，反而不好，她是知道三哥的喜爱的，就请她替我来敬吧！”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女儿高兴地告诉我：“妈妈背了二十年的包袱，叔叔担了多年的心，现在这疙瘩都解开了，我们做儿女的真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