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诺埃尔市，在巴黎北部约150公里的地方，距比利时边境约100公里，是一个只有900余人的小市。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田野绿得可爱。 　　象这样一个农村的小市，原应该是与世无争的，但她也受到兵火的焚掠，而且跟中国结下了生死之缘。 　　为开眼界去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两国受损严重，人力的补充上大感不支，更重要的是，在前方从事挖战壕的非战斗员非常缺乏，于是劝说段祺瑞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段祺瑞判定德国必败，所以就宣布参战。参战的结果，就是派出了大约5万到9万劳工，分赴英法两国。 　　中国既已参战，英法两国就各在他们的殖民地上设立召募所，凡是年龄体格合于标准的，概在录取之列，除了每人可得一笔安家费外，每月还有薪水。法国人把召募来的华工分作每两千人一梯次，乘运输艇航向法国。英国人召募的较多，也是两千人一梯次。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些大字不识一个，有些相当有学识，不过，他们似乎都知道，此次去国，大概凶多吉少了，所以大都穿着他们最漂亮的衣服，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面。 　　当然，其中也有许多人是为了开开眼界。我在巴黎遇到过一位华工，他是南京人，原是小学教师，但听说上海法租界在召募劳工，他就从南京赶去了，那年他19岁。 　　“我从没有坐过大船，所以就报名了，现在想起来真傻……”他说，“法国人把我们关在船中，什么也看不到。因为船很小，两千人挤来挤去，很多人受不了，结果船还没有到马赛港，很多人就死去了……” 　　华工到了外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自然很惊奇： 　　“……他们围着我们看，好象完全没有见过似的。当然，我们也很惊奇，怎么头发还有金色的啊……”他说，“上岸时，我们把最漂亮的衣服穿起来，那是杭州丝绸的，是又轻又宽的吴服，其中还有很多人留着辫子，把辫子绕在脖子上……” 　　但这批华工，不久就消除他们的新奇感了，而且也迅速面对悲惨的命运。 　　当时，德国、法国与英国都把诺埃尔这一块大平原视做好战场，双方都以深沟高垒据守。诺埃尔是由英军协防的，大约为数约有一万的华工，就在英军阵地里服务。 　　近万华工长眠于此 　　前年10月，我们来诺埃尔参观旅游，但最大目的是为祭奠死难在这里的华工。华工的墓园，就在诺埃尔市的旁边。 　　墓园不大，长不过100米，宽不过50米。但是，墓园里的小草大概是诺埃尔最美的一块绿地了，小草茸茸、丛密、整齐、秀丽，小草跟墓碑的排列一样，相当的惹人垂爱，假如这里不是有那么多的墓碑，大概很多人曾误以为花园了。 　　墓园的正门，还修了一个拱门，在石头的门梁上还镌着一副挽联，字体苍劲，笔力万钧，虽然有些风蚀的现象，但还是可以很清楚地认出来： 　　我欲多植松楸生长远为 　　是亦同赓袍泽勋劳宜媲 　　门侧另有一行小字，说明这一墓园的历史： 　　千九百十四年世界大战中华工人死于战地或积劳殉生者九千九百余人遂代葬于法境诺埃尔勒石彰之。 　　进入拱门，墓园一览无遗。小小的石碑上，分别用中英文镌着姓名、籍贯、出生与死亡的日期，另外，还在石碑上用英文镌上了类似中文“百世流芳”、“鞠躬尽粹”的铭文。我不禁想到这些死于异地的同胞，在那种艰难的环境里依然保持着中国文化血脉的根，至死也没有放弃。 　　墓园的设计，最特殊而且也最令人赞赏的，还是屹立在墓园中央的一株巨松。这株巨松孤拔苍劲，傲然威武，生气蓬勃。想不到在异国的土地上，也能看到中国松的威武雄姿。 　　在墓碑上，我看到了一点：他们的死亡日期非常接近，有很多人是在同一天里死亡的，那一定是死于激烈的战争了。 　　“不是，”一位老诺埃尔市民告诉我：“德国军队从没法攻入华工营区，他们大都死于瘟疫。”战争没有使他们倒下去，倒是瘟疫将他们打倒了。我闭着眼睛，默记那些碑上死亡的日期，我无法不幻想当初那些情形。 　　一顶瓜皮小帽的故事 　　我在诺埃尔校园里踱来踱去，这时候刚好有一个法国女孩子从学校里走了出来。我问她：“你还记得那些华工吗？” 　　“啊，象我这个年龄，当然没有见过了，”她笑了起来，“不过，我的父母常常谈到华工，我家里还有一件华工送给我们的纪念品。”她说着就奔回家，没有五分钟就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喏，就是这个！” 　　那是一顶中国的瓜皮帽儿，已经很陈旧了。 　　“据我的父母说，那是一个华工受不了工作的辛苦，同时又很想家，于是他乘一次德国人攻击的机会，象发疯一样的从营区里逃了出来。他躲在我家货仓的楼上一连三天，我们才发现他。不过他不懂法语又不懂英语，我的父母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给他好吃好住，半个月后才送他回英军营地。这顶小帽儿就是他临走时送给我们的……” 　　这个小女孩子，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诞生，她当然不能想象往日的那一幕了，但听在我的心里，却出奇的寒冷，唉，那些可怜的人！ 　　我在巴黎遇到的那位华工，他不独劫后余生，还在法国发展了小小的企业，并且还与一个法国女子结婚，他的孙子，都快跟他一样高了。 　　“这些年来，你过的挺不错啊。”我有时对他说。 　　“哪里，哪里，”他还保有中国人的谦虚，“我只是比我的同伴幸运而已。” 　　这位老华工说，他也曾发过疯，也曾面对着瘟疫，但他竟然幸存下来，实在是奇迹。不过他承认，每当他闭着眼睛想到那一段日子时，他还是免不了为自己掉眼泪。 　　“难道你没有动过回国的念头吗？”我问。 　　“当然有过，”老华工说，“战争结束的时候，我跟法国人的合约还有两年。我时时刻刻都想回去，好不容易熬到能够回去的时候，一阵阵悲伤的消息传来，于是回国的念头就断掉了。” 　　“什么消息？” 　　“有些先回去的人，他们在伦敦或是马赛上船，但只行了一半，很多船沉海了，我想起了当初乘船时的那种情形，现在比来时更糟，于是，我就，留……” 　　据说，在巴黎一地，象他这样硕果仅存的老华工绝不超过20人。这些人去国3万里，时间近70年，但当每次提到那个遥远遥远而又记忆模糊不清的家园时，声音仍不免颤抖，一副好伤心的画面啊！ 　　离开诺埃尔时，黄昏已经浸染了四周的大平原，我们的车又在狭窄的乡道里穿梭，费了好大劲儿才回到巴黎。夜，已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