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是命运女神的钟爱？还是天赋之灵的馈赠？ 　　香港《快报》记者曾慧燕——一个温文尔雅、秀丽端庄的姑娘，在1984年5月10日香港报业公会举办的“1983年度最佳记者比赛”中，竟夺得三项“最佳记者”的金牌。 　　这位连中三元的姑娘，年仅27岁。1978年除夕，她还在广东省吴川县城“待业”呢！从“待业青年”到“最佳记者”之间的道路，应该说是漫长的，而她只用了四年。 　　她生不逢时，来到人间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右派”的女儿。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妈妈，当时无法理解转眼间变成“人民罪人”的丈夫，被迫分道扬镳，移居香港。失去了母爱的小慧燕只好离开广州回到老家——湛江吴川县梅佳镇，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她经历坎坷。小学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全县城的中学都对这个“右派”的女儿关上了大门。她跑遍了县里的所有有关部门，直到第二年才以社会青年的身分挤进县城中学。1975年，她读完高中。因祖父母膝下无人，被留城待业。1978年恢复高考，给她带来希望。她满怀信心参加了考试，成绩也超过了录取线，但父亲的“帽子”，又使她名落孙山。移居香港的母亲一直孑然一身，盼望与女儿团聚，为女儿办理了来港探亲的手续。1979年元旦，曾慧燕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新的生活环境对曾慧燕来说是陌生的，也是不利的。香港人虽然不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却要受着金钱的控制，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是以钱袋的重量为依据的。她与母亲相依相守，既无背景后台，又无产业资本。为了生活，也是为了适应环境，她到一家电子工厂做了装配工。香港人对内地来的人抱有严重的偏见，作为从内地来的“打工仔”，她当然少看不了人家的白眼。 　　然而，这并没能使她消沉。她白天上工，晚上自修英语，并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写些杂感式的小文章，试着向报纸投稿。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香港《明报》“大家谈”专栏上刊出的，这对她鼓舞很大。从此，署名曾慧燕的文章便经常出现在报端。 　　1980年，香港《中报》刊出招聘广告，她抱着试一下的心情将自己的经历和发表过的文章寄给《中报》。这成为她走入新闻圈的第一步。她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到《中报》上班的第一天，老板给两份工作让我挑选：一是资料员，一是校对。我认为校对工作对我今后的事业会有好处，通过这项工作，我可以掌握在内地所不熟悉的知识。”校对是香港报馆中地位最低的工作，工资也比资料员少300元。曾慧燕选择了校对。 　　在校对的同时，《中报》为她和她的另一位同事开辟了一个名为《大城小景》的专栏，让她们每天撰写一篇短文。每天500字的专栏稿，磨炼了她的笔锋，活跃了她的思想，为她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的报馆没有“铁饭碗”，你乐意在这家干就干，不乐意可以走；同时你也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正当曾慧燕的工作渐入佳境时，《香港日报》创刊。经《中报》老板推荐，她转入《香港日报》做了正式记者。履职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内地外流人才在港的情况。编辑部要求她每天采访一人，写成千字左右的文章并配上照片，由《乡情版》刊出。这对她这个初出茅庐的记者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曾慧燕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她采访了100人，并将其中30人的材料编辑成《外流人才列传》（第一集）一书在港出版。这不仅在香港读者中引起了轰动，而且引起了内地有关部门的重视。曾慧燕也因此而成名。 　　曾慧燕在回顾这段工作时，充满感情地说：我也是从内地来的，每次采访都谈得亲切融洽；那一百多天的采访所得，使我受惠终生。 　　就在曾慧燕春风得意的时候，《香港日报》突然倒闭，原定续出的《外流人才列传》第二、三集胎死腹中。她只得改换门庭，投奔到香港《新报》做经济版记者。经济新闻离不开“地产”、“股票”、“行情”。而她当时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名词都不大懂，对香港的经济界人士不熟，地形也不熟，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她虚心向同行们请教，边学边干。来到《新报》不满三个月，就赢得报馆的赞许和褒奖，同时也招致了不少同事的嫉妒和排挤——“认为我抢了他们的饭碗！” 　　1982年初，香港《快报》招聘三名记者。参加应聘的七个人中，除了曾慧燕，其他六人都是专攻新闻专业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为了离开让人不愉快的《新报》，她硬着头皮上考场，并考中了。 　　《快报》在用人方面也堪称“不拘一格、放手使用”。1982年4月，中国民航的一架客机在广西失事，机上有不少港澳同胞罹难，海内外读者极为关注。香港一些大报纷纷派资深的骨干记者赴现场采访，而《快报》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慧燕。她单枪匹马往返桂林与广州，进行穿梭式的采访。在空难现场被严密封锁、无法进入的情况下，她积极进行外围报道，主动追寻一切有关线索，采访了一切与空难有关的港澳读者所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获得了极大成功。此后，《快报》又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会议”、“广东三水沉船事件”等重大采访任务委派给她。这一次次的采访，如一块块阶石，为她攀登上“最佳记者”的宝座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