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 　　北上莫斯科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 　　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1937年10月，贺子珍与邓颖超结伴去西安，准备然后再去上海治疗。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也就是李敏）告别，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 　　上海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得不象样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偕他们同往。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在作了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费尽心机，最终辜负了毛泽东的嘱托——没能拉住贺子珍的后腿。 　　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 　　艰难岁月 　　莫斯科——这个响亮的名字，苏联的心脏，列宁和斯大林工作的地方，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贺子珍。然而，她的第一个栖身之地——东方大学，学习和生活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由于语言上的阻碍和疾病的侵袭，她有点力不从心了。积习难改。无论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窑洞，她总是在毛泽东的身旁，熬过一个又一个深夜。这种习惯如今也带到了莫斯科。熬夜容易早起难。她极不习惯这里的作息制度。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搅得她头晕神乏。给予她最大的慰藉是毛泽东不时关心着身处异国的战友。不脱时节的来信，给了她无穷的战胜困难的勇气。 　　1938年5月，贺子珍生下了第六个孩子。这个又白又胖的男孩给母亲孤独的心注下了甘露。不料，由于缺乏营养，抗不住风寒，孩子患了肺炎。他日渐赢弱，一天天走向死亡。贺子珍巴望着光明能战胜邪恶，初露喷薄的曙光能重新出现在怜爱的、纯洁的小生命上。她太自信。她怀疑莫斯科医院的回春之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随身从国内带来的药物上。她尽了一个母亲的天职，孩子却死在母亲的怀抱里。 　　毛泽东得知贺子珍的近况，他难过地低下了头。治愈失去孩子母亲的病，还得要孩子来治。他毅然决定把留在自己身边的娇娇送到苏联去。 　　娇娇的来到，无异给贺子珍服下了一帖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但残酷的苏德战争又把刚刚沉醉在母女团聚的欢乐里的贺子珍，推入了灾难的深渊。 　　贺子珍卷入了避难的人流，退到伊万诺夫城。这是个中小城市，距莫斯科几百公里。由于战争，交通阻塞，造成严重的物资匮乏。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冬里，竟没有劈柴可供生炉子。每天能进肚的只是几两黑面包。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贺子珍不得不替别人缝补衣裤，织毛衣、袜子。 　　五岁的娇娇，在严寒和饥饿的袭击下，得了让贺子珍听后不寒而栗的肺炎。正值战争时间，药品奇缺，娇娇被无情的保育院长送进了太平间旁边的那间屋子里，等候着死神的召唤。 　　贺子珍得到了信息，踉踉跄跄地赶到，从那阴暗潮湿、不见阳光的小木屋里，把奄奄一息的娇娇揣在怀里，迅速离开这个死亡之角。也许是贺子珍的行为感动了上苍，娇娇的脸上又出现了红晕。当贺子珍抱着娇娇极不情愿地出现在保育院门前时，那个保育院长是大为吃惊的。从这天起，贺子珍白天送，晚上接，这可惹着凶悍的保育院长，他强行干涉，不让贺子珍接送。只能到规定的时候才能来看望。贺子珍怎么会甘心让娇娇落在这个只配当屠夫，不配当院长的蠢家伙手中呢？争吵的结果，吃亏的自然是贺子珍。那个蛮横的“屠夫”恬不知耻地声称贺子珍是“疯子”。上级也不察真伪，把贺子珍送进了“疯人院”。她控诉，她反抗，她不能忍受！然而，换来的只是漠然不睬和歧视的冷眼。 　　如果不是王稼祥夫妇的关注，贺子珍在疯人院还不知要关多久！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们夫妇据理力争，颇费周折，才将贺子珍从疯人院接了出来。那是1946年秋。 　　嗣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同志发了电报。毛泽东立即回电，通知王稼祥带贺子珍回国。 　　子珍——自珍 　　贺子珍的回国惊慌了江青。经过与康生密室策划，两人在毛泽东面前“演戏”，搅得领袖心神不安。江青一会捶胸顿足恨自己没生下个宝贝儿子；一会是埋怨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如何是好；一会是嘻嘻哈哈像个疯子，一会又大声嚷嚷像失了魂。康生则述说江青是如何如何忠于毛主席，而对贺子珍的“疯”更是描绘得有声有色。这还不算，他翻查了古今中外的例子，大讲有“疯女人”的国家不会平安。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家庭纠纷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凭感情，他怎么也忘不掉贺子珍，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是贺子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自己；但考虑了种种因素，毛泽东将贺子珍的事搁置了下来，暂不处理。 　　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国后，由东北的哈尔滨南下到天津，等候党中央召她进京的消息。可是，入京的消息就迟迟不来。贺子珍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国第六届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投身于工运工作。一九四八年，她们母女俩从哈尔滨来到沈阳，贺子珍尝到了无事可做的苦恼。组织上考虑到她曾在长征途中的瓦窑堡搞过一段时间的点钞工作，就调她到某财政部门去。贺子珍喜出望外，这至少能减少点寅夜不寐的孤寂和闲愁。妹妹贺怡的突然来到使贺子珍欣喜若狂。自从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出发长征时分手后，两人已有十四年未见面了，姐妹彻夜长谈。贺怡了解贺子珍的情况后，她的倔强脾气发足了，二话不说，带上娇娇就去找主席。 　　毛主度听说贺怡和娇娇来了，十分高兴，忙请来了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首长们热闹了一阵后，见贺怡默然无语，情知有事要同主席谈，都一一告辞了。贺怡见人都走了，这才说道：“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 　　毛主席渐渐收敛起笑容，眉头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颤着手，提起一支斑竹杆的毛笔，在一张通天十行笺上匆匆写下几行字。 　　这是一封给贺子珍的信。信的大意是： 　　自珍：向您问好！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 　　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当毛主席写完最后一句时，禁不住淌下了几滴泪水。 　　已经赶到天津的贺子珍一次又一次读着贺怡捎来的信稿，一次又一次用滚烫的脸颊贴在这张信笺上，贴在“自珍”两字上。子珍写成自珍，是笔误？不！贺子珍用整个身心对自己喊道——自珍！ 　　贺怡之死 　　1949年11月22日，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牺牲了。她是为寻找贺子珍的儿子毛毛而遭敌人暗害的。 　　1934年3、4月间，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10月18日，中央作出决定，全军辙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天的早上九点钟，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到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下午三点队伍就要出发，时间迫在眉睫。她销毁了文件，整理好书籍，准备好干粮，对伤病员作了部署，接下来要干一桩她最不愿干但又不得不干的事，把儿子毛毛托付给了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后来几经辗转，贺怡只好又托付给乡里老表，继而失去了联系。 　　全国解放前夕，贺怡不辞劳苦，千里寻亲人。那次，她因公事出差去广东，当时海南岛尚未解放，贺怡到广东后顺便把寄放在广东的女儿贺海峰和儿子贺春生一起找回来，同时还接来烈士古柏的遗孤——古一明。贺怡在广东接到江西吉安地委的电话，要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的贺怡迅速赶回吉安，说是可能已打听到毛毛的下落，她们一行从广东赶到泰和时天已大黑，按说理当在泰和借住一宿，第二天再赶路。当时这一带土匪活动还很猖獗，他们扬言要杀掉贺怡。所以，警卫员和贺海峰兄妹的养父都劝贺怡在泰和住下，待天明时再赶路。可是贺怡把个人安危放在脑后，毅然决定了连夜驱车。贺怡抱着贺春生（当时才七岁），养父抱着贺海峰，吉普车疾驰在颠簸不平的泰和至吉安的公路上。当吉普车沿着下坡路俯冲的时候，对面的一个小山丘上出现了火把。贺怡机警地省悟道：“有土匪！”警卫员马上命令司机刹车，在这危急的关头，驾驶员不但不刹车，反而加速，车子直冲向大桥。原来这驾驶员是个国民党特务，他在赣州时已受国民党特务上司的指示，要暗害共产党的功臣，毛主席的姨妹。在车子即将翻下河的千钧一发之际，贺怡当机立断，把儿子贺春生推出车外，因而贺春生没一点伤害，贺海峰在警卫员的保护下，压在车下，直到第二天的早上被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婆婆发现，才将她拖了出来，而贺怡和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 　　贺子珍受伤的心灵上，又增添了新的创伤。 　　相会在庐山 　　十年过去了。 　　这是1959年。在庐山庐林别墅的幽静的内厅里，毛泽东站在厅的中央，抽着烟，凝神深思。此时，方志纯应召而来。毛泽东请他坐在沙发上，然后和蔼可亲地说：“我要叫你办桩事情。”方志纯听后有点坐不稳了，主席在这样的时候，这样慎重地叫自己办桩事，重要性可想而知。 　　“这个事情不要声张出去。”毛泽东返回书桌，取了一封信递给方志纯。方志纯抽出信笺，匆匆扫了一眼，立即问：“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马上。” 　　因为这封信，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疾驰而上。轿车驰到一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楼前，缓缓停了下来。 　　蹬上石级，贺子珍迈着稳重的脚步，走向外厅的吸烟室。蓦然，内厅里突然传出雷鸣般的吼声，把贺子珍吓了一大跳。 　　“我调查过，我有发言权。”——这声音很熟，贺子珍想到了，这是彭德怀同志。她意识到他们必定在商讨国家大事，不能打扰。另外，站在门外也不好，容易被人怀疑在偷听，干脆退回吸烟室。 　　“德怀同志，你太固执了，容易犯错误！” 　　一听到毛泽东的声音，贺子珍情不自禁地凝神谛听着。 　　“主席，我是犯过错误，而且不止一次，主要犯了主观主义。这回我调查了，那边确实饿——死人。”彭德怀说到最后三字，连音调也转了，让人听着辛酸。 　　沉默。两人的踱步声。 　　毛泽东轻轻咳了声后，有条有理地说：“一棵树总难免有一张、两张枯叶，你总不能把树锯了，还是要看大局嘛！” 　　“不管怎样，你们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贺子珍永远也想象不出，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有什么理由争吵。 　　隔了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争吵平息了下来。没多久，彭老总走出内厅。贺子珍从沙发上跳起来，走上前去，彭老总忙不迭伸出一双大手，两手握得很紧，但没有说话，贺子珍意外地发现彭老总的眼角有些湿润。 　　贺子珍蹑手蹑足走进了大厅。她看到了毛泽东的背影。毛泽东正踱着步，回首见是贺子珍，愣了一下，几乎同时出口：“润之”，“自珍”。 　　毛泽东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平静地说：“自珍，我对不起你……” 　　贺子珍抢在他前面说：“是我不好。那时太年轻，太任性，要是听你的话，不去苏联，也……” 　　贺子珍没再往下说，毛泽东也没往下问。两人在椅子上坐下了。 　　贺子珍呷了口茶，缅怀地问：“你还记得黄洋界下的茅坪吗？” 　　毛泽东想了想，赶紧说：“记得，记得……”是啊，怎么能忘记呢？那特殊的年月！ 　　闲扯着往事，俯拾着零碎的记忆，使贺子珍几乎要忘了她早想说而总没机会说的话。她也不绕弯儿，直打直地说：“刚才我看见德怀同志，他好象……” 　　“他是个痛快人，就是这个，”毛泽东用中指敲扪自己的太阳穴，“转不过弯。他说我不谦虚了，我说‘我还是我，你想当魏征吗？’” 　　“润之，”贺子珍语重心长地说，“你不是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吗？我倒觉得：与其多个马屁精，宁可多个长舌妇。中国历史上就一个魏征——难得呀！” 　　“你不在中央，不知情。”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淡淡一笑，“言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好心的，一种是恶意的；前者不但无罪，还有功；后者就不是这样罗，该罚！” 　　二十年不见，贺子珍觉得对毛泽东有点陌生了。 　　一顿饭，从暮霭正起的时分吃到月上柳梢时候。饭后，毛泽东说：“你我难得见面，更谈不上散步，我看到外面走走不是很好吗？”“我也这样想的！”贺子珍一口应允了下来。他们步出庐林别墅，顺东谷而下，毛泽东搀扶着贺子珍，沿着如独龙的石阶拾级而下。两人在秀丽的山色中边走边谈。天已很黑了，贺子珍怕打扰毛泽东的休息，提出回庐林别墅。相见时难别也难！贺子珍违心地要和毛泽东告别了，毛泽东送了一程又一程，在贺子珍的催促下，才不胜依依地吟出一首古诗：“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轿车开走了很远，贺子珍还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那儿，依然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