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安徽的怀宁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个弹丸之地，小小的县城一旦有点什么喜闻，不消片刻，便会传遍全城。光绪23年（公元1897年）的一天，街上一大早就闹腾起来了，说是一个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看中了本地的一位姓陈的秀才，今天就要把女儿嫁过来了。这位副将姓高名登科，因立有军功，皇上还赏穿黄马褂、赐以世爵哩。 　　陈秀才就是陈独秀。他虽然家境贫寒，但读书的悟性却甚是了得，17岁那年，初试锋芒，便一矢中鹄，做了秀才。谁知捷报一发，上门求亲的人便络绎不绝了。来的人家且多是本地的富门高第，陈独秀的母亲最后选中了高登科的长女高大众。这门亲事一经宣布，称羡庆贺之声便四面飞来，把陈母乐得嘴巴也合不拢了。 　　陈独秀本人对这门亲事却一直怏怏不快，这倒不光是因为未来的娘子要长自己两岁，更主要是因为他对这种由家长越徂代庖的包办婚姻深恶痛绝。 　　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让人摆布的木偶一样，木知木觉，别人还以为他乐傻了，其实他自觉心头笼罩的只是茫然。 　　鸳鸯作对之后，起初小两口相处得还算过得去，这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大众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亦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慧之名。数年之后，高大众为陈家也添了几对儿女。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吧，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间隙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年少得志，颇负才名，高大众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认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偏偏高大众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陈独秀为此渐渐变得心灰意冷。之后，两人即使在一起，也常常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陈独秀萌发了革命的念头，开始图谋推翻清朝政府。1901年，陈独秀跑到安庆办图书馆鼓吹革命，宣传反清，招致地方当局封馆抓人，他被迫亡命南京。次年，他留学日本，与秦毓鎏、张继、冯自由等组织中国青年会，从事反清斗争；1903年拒俄运动发生后，他与章士钊、张继创办《国民日日报》，同时在安徽藏书楼发表爱国演说，组织爱国会，领导拒俄运动。不久，《国民日日报》被查封，陈独秀又冒着杀头的危险，从上海潜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成立革命组织岳王会。高大众做梦也没想到，父亲替自己择配的朗君竟会变成康党、乱党、革命党，因而不但谈不上夫妇之间的志同道合，相反，陈独秀偶然回家，还要受到妻子的怪罪，说他是大逆不道。陈独秀的性格原先就暴躁、此时在革命受挫、家庭不和的双重挤压下，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一见妻子，两人就不免争吵，常常闹得不可开交。也许是对婚姻悲剧的感触，更加促使了他对封建婚姻制度抨击的决心，不久就在《安徽俗话报》上连续发表《恶俗篇》论说，尖锐批评“父母包办、强迫成婚”的旧婚姻习俗，主张学习西洋各国文明，男女自己择配。 　　一天，陈家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经介绍才知是自己的妻妹高君曼。由于和妻子关系的恶化，对高家的人，陈独秀自然也不愿多关顾了。可是高君曼那种洒脱自如的谈笑，却不时传入他的耳中，尤其是她对封建婚姻的鄙视，对个性解放的崇尚，不禁使陈独秀要对之刮目相看了。他放下手中的书本，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小姨子：高高的身条，容长脸儿，明眸皓齿，再配上一身新潮入时的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漂亮、俊秀的新女性。高君曼瞥见姐夫从房里出来，就笑着迎上前去说道：“姐夫，你在报上的大作，小女多有拜读，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节赐教？”说话间神气活泼之中还带些顽皮。 　　陈独秀手一让，说道：“请到书房里谈吧。” 　　高君曼对高大众一挤眼笑着说道：“姐姐，失陪了。”说完就半推半搡地把陈独秀先拥入了书房。 　　高君曼如此开化的举动，使陈独秀的心头为之一震。两人打开了话匣子，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说到女人，谈得很多，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告辞的时候，借走了几本书，说是不几日就来归还。目视着小姨远去的背景，陈独秀心想：“高家这个封建老窝子，居然也出了这么个尤物，简直不可思议。” 　　以后，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不时地和陈独秀见面、攀谈。攀谈中，陈独秀知道高君曼是高登科的次女，就学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特别喜爱文学，见识也开阔。两人过从甚密，自然少不了别人的风言风语。但高君曼似乎并不在意，而陈独秀也觉得高君曼的出现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亦不愿意为了顾及人言而隐身自退，于是也从不回避。相处日久，两人的感情日趋融洽，大有恨不相逢未娶时的遗憾。为此，陈独秀同高大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后来陈独秀借回国探亲的机会，索性把高君曼也带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两人终于互相倾吐了爱慕之情，就此形影不离，于1910年在杭州西子湖畔自由结婚。陈独秀经历了一场悲剧之后，忽然获得自己相中的佳偶，喜从悲来，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注重隐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正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老婆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预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更是充满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独独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大众所生的子女的问题上，陈独秀固执的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前妻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高君曼不知陈独秀安的是什么心，就跑到他的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并不为之动容，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住食。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乘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婚姻生活中的两度离合，在精神上给陈独秀带来了很大的刺激，眼前一下子人去楼空，寂寞之中更生出了无限的凄凉。其时正逢大革命失败，不久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壮烈就义，再加上陈独秀由于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他一下子变得心情消沉起来。于是改易姓名，在一个城市贫民聚集的所在隐居下来，从此，一个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清贫独居的寒士。 　　如果说打这以后标志着陈独秀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结束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是他真正得到了异性温馨的开始。和陈独秀同一个楼里面，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姑娘，江苏南通人氏，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虽说比陈独秀小30岁，但对陈独秀的敬爱却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不久就一起过了。几年的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大半靠潘兰珍菲薄的薪水。不过陈独秀看到了如今娶的这个妻子，是一个能和自己同甘辛、共患难而又毫无怨尤的女性。 　　1932年10月，由于谢立功、费侠向国民党告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不久又转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当潘兰珍从报上得悉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不由得惊喜交加，更觉得自己的终身没有误托。于是马上收拾行装，赶赴南京，租了一间屋子，一面揽活赚点钱，另一方面抽出时间去陪伴和服侍陈独秀。就这样，陈独秀在南京坐了5年大牢，潘兰珍便风里来雨里去的给他送了5年牢饭。起初狱警以为他们是师生，但又见他们关系亲昵，耳鬓厮磨，甚至还肌肤相侵，于是找了一个同狱的案犯转告陈独秀，让他行为检点一些，不要搞得大家都无脸面。可陈独秀听了这话，毫无郝颜，反而微微一笑道：“难道我就不能有个伴侣吗？”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在党的营救下获释。其时他虽已离党，但仍关心着抗战的前途。尽管贫寒，但也绝不爱国民党的拉拢和俸禄，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此前，刘伯坚同志曾受党的委托，给陈独秀送去100元，陈独秀坚决不收。他说，敌人逮捕、屠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经费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和照顾烈士的遗孤，在辗转流亡的日子里，潘兰珍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陈独秀。陈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留在这个普通女工的心里，使她懂得了许多自己过去所不懂的道理。虽然两人已做了多年的夫妻，但在潘兰珍的心里，陈独秀似乎永远是先生，所以在称呼上，她叫陈独秀是老先生，一直到死，也没改口。 　　由于敌人的迫害和窘迫的生活所迫，当时陈独秀的身体已变得很坏。朱蕴山曾拿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只见他胃痛得在床上打滚。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瞑目长辞了，只留下一堆他和爱妻亲手种获的土豆。潘兰珍泪流满面地抱着独秀的尸身，望着几件破烂桌椅和四壁萧条的陋室空堂，这才觉得这十几年来使她感到人生充实的老先生真的已先她离去了。耳畔回响的只剩下老先生弥留前的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潘兰珍谨守遗言，始终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的身分，在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中，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