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1956年，我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任务是，由周恩来同志口授，让我记录或长或短的文件及其它书面材料，有时也查查文件。就在我初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中发生了冒进的苗头，在某些建设中，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当时由于钢产量赶不上其它有关生产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为此曾亲自到过鞍钢和太原。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只是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要我查找马克思的一段话的出处。这段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由于周恩来同志要找这段话，使我联系到他的鞍钢、太原之行，以及我听到办公室其他同志谈到的一些简单的情况，我意识到，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是反对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冒进现象的。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象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恩格斯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恩格斯说得好，“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把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和看法都纳入正轨了，其中也包括了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和看法。实践证明，反冒进并没有错误，而错误是在当时“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是，在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不幸已经长眠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