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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恩来的会见

1981 年第 4 期 · 社会之窗 · 卓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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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朝鲜危机紧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视着那极端险恶的局势时,中国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   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住,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道),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   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周恩来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候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要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5分钟前解决的。”   我以前听过许多有趣的故事,讲到30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已经分散的少数军队,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被组织起来,然后沿途重振军威,转向北京。那一次进军,为共产党赢得了6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那天晚上,周恩来向我谈到了一件毛泽东奏凯进入北京的动人故事。100万中国人去欢迎他。在那巨大的广场尽头,搭了一个高15英尺的大台,他从台后面登上阶梯,刚一出头来,100万人就掀起了怒涛般的欢呼,随着他的身躯全部出现,欢呼声越来越高。当征服了中国的毛泽东看见了这样一大群人时,他站定了一会儿,接着就突然双手捂着脸哭了。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参加了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但是我望望那张神采奕奕的英俊的脸,不禁感到惊奇,看来他是那么沉着和年轻。   我告诉他,我上次去上海是1936年。    “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前呀。”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我开玩笑说。   那一次宴会上,我们喝了中国香槟酒(味道挺不错),并像俄国人那样一再祝酒。我祝中国国运昌明,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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