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出国二三事
1989 年第 2 期
· 人物
· 林斤澜
建国之初，老舍先生出访苏联归来，在霞公府北京文联小礼堂作报告。那是个星期天，听众满座，那时候听报告是“进步”，是“靠拢”。若是现在，不少报告要靠放个参考片来招人了。
我当时年不满30，看见听众中有久居国外的学者，还有携着外籍夫人来的，颇为不解。
沈从文先生常自称乡下人，他当时的境遇十分不好，也坦然而来，只是不和人招呼，在讲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而坐。
老舍先生一开讲，沈先生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笔记本卷着托在胸前，低头，右手的水笔竖直，那是拿惯了毛笔的手势……我心想：记下这些做什么？
沈先生直行书写，目不旁观，无停顿。我不禁怦怦：他这是真干哪！
沈先生这样托本书写，必须直腰，低头，两肘悬空。我不觉戚戚：何苦来，沈先生，何苦来。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先生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
“从文，一块儿走。”
沈先生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只是笑客——不好形容，那就是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
二
前辈作家赵树理访问了苏联，或是东欧，那时候没有派作家去西方的。
有天在北京文联机关内部作报告。说了人家那里怎么好之后，笑道，不过他是不愿意在那里多住。赵树理脸多皱折，一笑就牵动全局，笑一收起就分外严肃。说：“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
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值3头毛驴的价。
这些时候，有搞音乐的同志到他屋里去，他指着带回来的那些唱片（当时还没有录音带），叫拿走拿走，你们拿走，我不听，牛叫马叫。
三
八十年代初，天津有会，会间去看望前辈作家孙犁。
谈到耳闻不久前，作家协会组织出国访问，孙犁谢绝了。这本来是“抢手”的事。
孙犁说：我不会打领带。文革前，和李季一同出过国，天天早上，都是李季帮忙，我高他矮……说着，孙犁站起来，弯腰、伸脖。从弯度和“伸度”看来，诗人李季当是侏儒。这中间，孙老还背过右手，握空心拳，捶两下腰眼。
我以为他的动作度数是不准确的，可以准确表达了不出国门之情。后来，大约是津门也不出了。
再者，据行家意见，领带原不必每天重新打过，拉松摘下，再套上拉紧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