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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中的一条船

1984 年第 3 期 · 书摘 · 郑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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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下来,就有两只与众不同的脚,右脚自膝盖以下,前后左右弯曲,左脚自膝盖以下突然萎缩,脚板翘上。所以一坠地,妈妈看到我这个“异人”悲恸不已,当场晕了过去。   醒来时,她吩咐助产婆说:“用胎盘压死他!”因为她想得太多太多了,她认为像我这样畸形的人,将来怎么走路?怎么谋生呢?村子里那些身体健壮的人都无法谋生,甚至当乞丐去了。   祖父知道了,安慰母亲说:“一根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长大后,嫁个丈夫,儿孙自有儿孙福。”原来他听错了,以为是个女孩子。别人告诉他我是一个男孩子,他便两步并做一步走。跑进房里,将我抱出来。当着大众面前说:“这是个宝贝,有了他,我们家将会兴旺。”   祖父的确把我当做宝贝看待。夜里,因他睡在我们的隔壁,所以总是竖着耳朵听,生恐妈妈以消极的手段将我饿死。“员仔啊!员仔!你要给他奶吃啊!他是个好儿孙啊!”天一亮就抱着我,在他的房里兜圈子。他最不忍心我哭了,一听到我哭,就千方百计地敲盆子,敲桌子,扮鬼脸,拼老命地做一些平常不做的动作。   在祖父和妈妈细心照料下,我慢慢地长大,已能替祖父抓痒,替他拿手杖了。但我不能走路。祖父常用竹子让我抓住,然后牵着我走,我哭,我受不了脚上皮肉的疼痛。   记得有一次,祖父的房子翻修,地基要垫高两尺。我们十几个小孩都来帮忙平土。有的蹦,有的跳,小脚像鼓锤,此起彼落。只有我用屁股踏,祖父发现了,流着眼泪激动地说:“宝贝最了不起,你踏的地最平。”   是个群狗乱吠的夜里,哥哥告诉妈:祖父从床上跌下去了!第二天晚上我听到大人们放声大哭,但没有一个人肯告诉我他们哭的理由,过了一夜,我发现祖父躺在厅堂,全身盖满白布。我爬了过去想同他讲话,二姊强把我背出去。出葬那一天,我看到门口中央有个棕色的长木箱,大人们爬着绕圈子,我看到妈妈也跟在人后面爬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祖父别了,那时我是个未满六岁的孩子。走了,一位只有付出而无报酬、只有牺牲而无享受的老农。   流浪江湖   祖父被人抬走后的一个傍晚,我和妈正在谷仓下捡地瓜签里的杂物,有个老年人推着一辆脚踏车。车前面载着一只小猴子,后面放着一个小木箱,推到我们的身旁时,将车子放妥。把眼镜拿下来,一直看着我的脚,我赶快爬到母亲背后,抱着她的颈子,深恐被他抓去。   当时那只猴子正拿着一根香蕉吃。香蕉给我的诱惑太大了,老人可能洞穿我的心意,就从小袋里拿出一根香蕉给我,吃完后,我一直看着那只猴子。它穿着一件绿色上衣,红色裙子,头上还戴着顶小花帽。我问老伯:“他是人还是猴子?”他说:“你猜!猜中了,再给你一根香蕉。”实在很难猜,因为我从未见过这种怪物:手上有毛,眼睛红红的,却极像人,也穿人穿的衣服。   我肯定地说:“他是人!”他取出一根香蕉来给我。我很得意,以为猜中了,想不到等我吃了香蕉,他才说:“你猜错了,它是一只猴子。照理它应该是人才对,因为它很伶俐。”   他和妈妈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妈妈告诉他:我爸爸不在家,要到晚上才回来。他一直坐在谷仓旁的竹椅上。晚饭就在我家吃的。吃饭时,他告诉爸爸:“像他这种人,最好让他到外面奔跑奔跑,或许更有帮助……”我看到爸爸点点头。   那晚,我很早上床。当我迷迷糊糊之际,母亲推门进来,好像满腔的话要告诉我。但她突然把身子转过去。我叫了出来:“妈,你在哭吗?不要哭啦!”我最怕妈妈哭了。妈妈流泪,我的心就很疼。她帮我盖上被单,急忙地离去。   我醒来时,一切都变了。天花板是那么洁白,墙壁贴满美丽的图画。有西瓜、香蕉、人头、风景,都是维妙维肖。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一看,身边竟躺着昨天那位老人。那猴子也正睡在老人的身边。我想:我是被他偷抱来的呢?还是父母将我送给他?听姊姊说,有一种摸头颅的人,他们用手往孩子头上一摸,小孩子就会迷迷糊糊地跟着他们走。最后,走到适当的场所,就把小孩的心肝挖出来。想到这里,我惊惶失措地号哭。   他用种种的方法,使我忘了家,使我喜欢跟他一道儿去卖药。首先那几个夜里,我一直没有睡好,后来,由于赵老伯的确很疼我,猴子丽丽也有人性,所以我认命了。   这天,他把袋子、箱子、手杖等器具放在车上,再抱我坐在箱子上。然后载着我们,经过一片绿油油的田野,来到一个桑竹密布的乡村。我们在一棵榕树下停了下来。把箱子摆在树杆旁,我坐在箱子边,他用手杖敲着锣。不久,观众三三两两地围拢来。小孩子拉着大人的手,戴斗笠的农夫,三五成群。   节目开始了,我打鼓,他说了几句开场白后,就和丽丽跳起舞来了。接着跳绳子,猴子的举动,老人的滑稽相,使大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那次我也上场表演一下倒立走,变了一套生疏的魔术。   演完,老人取出一根香烟给猴子,它坐在凳子上猛吸着。烟雾还不断地由它的鼻孔里冒出来,大家拍手,呐喊,吹口哨,简直惊天动地。他趁此高潮,令丽丽捧出一个盘子,一摇一摆地走到观众面前,我看到似雨的钱落在盘子上,装满袋子。最后老人把那顶黑色的大礼帽脱下来,鞠躬说:“谢谢!谢谢大家!现在为了答谢诸位,我们再要丽丽表演一场精采绝伦的特技。”   说完,他推出辆独轮车,丽丽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坐定后,老伯轻轻一推。它小心地踩着踏板,用屁股来控制转弯。这项表演,真把大家骇得目瞪口呆。绕了几周后,它从车子上跳下来,眼睛不断地东张西望。可能也正同人一样,在享受着花尽心血所得来的成果吧?我也由衷地佩服这只猴子,更体会到天下无难事的道理,只要勤学,猴子都能骑独轮车,何况万物之灵呢?表演将完的时候,赵老伯要我打开箱子,拿出那些贴有猴子标识的瓶子。一拿出来,大家你一瓶我一瓶地抢购着。于是他载我去一家百货店。他替我买了一套绿色长袖的,另一套是棕色的。除了买衣服,吃饭外,他还买了几本书。   两个新交   经过数日的休息后,我们又开始流浪了,赵老伯教我更多的魔术,更多的民谣,也教我不少的功课、俗语,又教我一样新鲜的玩意——拉胡琴。   我和老伯走江湖已逾十三个月了。此其间,因他不肯放松地带着我浪迹天涯,受风吹雨打,受小孩们的讥笑、揶揄、所以我曾恨过他,也曾偷偷地想溜回家,然而,他让我得到许许多多的智慧,学到好几样技术。   重阳节,我们在庙前一棵大树下排场。有一阿飞走进场来,小声向老伯说:“有钱吗?拿几十块来吃饭吧!”   老伯告诉他:“刚刚排下去,尚未赚到钱,等一下吧!”他脸上变得很难看,凶狠狠地喝道:“好!那请你即时离开这里,吃水果都没有拜树头。”   这句话表示,他是此地的“地头蛇”,要想在这里赚钱,先要“孝敬”他。但赵老伯也是硬汉,怎肯吃亏?结果动起武来了,两人扭成一团,我吓得嚎啕大哭。最后来了几个军人,把他们带走了。   临走时,老伯一再告诉我,不必怕,不久就会回来的,可是我在那里足足等了三昼夜,却毫无他的人影。   第四天,老伯还没有下落,我越来越惶恐,心想袋里的钱如用光了,怎么办呢?突然我想到学老伯,继续演戏赚钱。   那天中午,我和丽丽继续在那棵大树下排场。观众也很多,他们都很同情我,铜币像雪花般落下来。正高兴有那么多钱时,前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观众都跑去救火了。然而却有两个壮汉没走,很热心地过来帮忙我们收拾金钱。收完后,趁我收拾其他道具时,他们开溜了。   当时我无助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老伯被带走了,钱也被窃光了,只剩下猴子一只,独轮车一辆。   我疲倦地打起瞌睡来了,朦胧中,前面突然出现两位卖杂货的妇女。较年轻的那位正挑着一担篮子,来到我身旁时,将扁担一横,两人坐在扁担上休息,见到我问:“你的脚是天生的吗?”   我无力地点点头,经她一问,我又哭了。我把和赵老伯被带走的经过告诉她们。   较年轻的那位,思索了一下说:“干脆和我们走吧!”她们把所卖的梳子、色线、钮扣、头巾及一切日用的装饰品,全部放在一篮,猴子也放在那头。我则坐在另一头。她们两个人轮流挑着我们。一村又一村,一个角落又一个角落去表演,去叫卖。   我们跟她们流浪以来,只由我和丽丽表演。还真不错。生意虽不能像从前那么好,仍然可以过得去。可是,好景不常,自从走到某地,收入突然下降,传说正流行着一种疾病。我们立即搬到另一个村庄,哪里知道越转越糟糕,最后连大伯妈也被传染到了。生意很差,没办法只好将独轮车变卖来请医生,才把她的病治好。然而,观众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离开那厄运的村庄。   路上我一直默默地想着,到了另一村庄后,一定可以和以前一样——铜币像雨一般地掉下来。可是从村口一直问遍了整个村子,没有一家肯把空房暂借给我们过夜的。莫可奈何,只好找到庙宇来,随便在庙后的草堆歇了下来。我们发现有一群乞丐也背着菜笼、乐器、饭囊停在那儿,准备过夜。   好不容易才捱过那痛苦的一夜。公鸡叫了,我们整理行装,刚离开村庄不久,远处传来一阵“抓贼”的喊声。望去,一群乞丐正朝着我们赶来。有的拿扁担,有的拿棍子。一追上,不分青红皂白翻着篮子,说我们偷他们的东西。他们在猴子的绿衣中找到了两块五角钱,以及一些食物。所以他们更加放肆,抢着篮内的日用品,有些人还用棍子打丽丽。   二伯妈火了,抽出扁担,尽平生之力,朝一个大汉的手臂劈下去。只听得“嗳唷”一声,大汉的手已经动弹不得了。有个乞丐婆像疯妇般拿起大砖头,向二伯妈投来,不偏不倚地打中她的要害。哀叫一声,二伯妈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闹事的乞丐们见情形不对,个个抱头鼠窜,消失得无影无踪。   坎坷之路   二伯妈死后,大伯妈说我是个不吉利的人。她想到赵老伯的被抓,二伯妈的非命,她突然对我冷淡起来。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一天夜里,她把我遗弃了。   当我梦醒时,忽然发现大伯妈不在了,我慌了。正在寂寞无助的时候,丽丽来了。我抱着它大哭一场。眼前的那条路,荒芜一片。   天是昏暗的,风是冰凉的。那条路好像很少人走过似的,上面长满了针也似的草尖,爬在上面,手脚都刺得红肿、滴血。爬着!爬着!天已黑了。我爬进稻田里,找些稻草,在路旁做了一个窝,和丽丽躺在窝里。   太阳出来了,丽丽揉揉红冬冬的眼睛,像孩子般坐在地上撒赖。我知道它一定是饿了,这有什么办法呢?离村庄那么遥远,路两旁,尽是一望无际收割完的稻田。吃什么呢?反正饿着肚子等奇迹出现,不如爬向前去!我拉着丽丽的手说:“我们继续走吧!前面有好吃的哩!”露水沾满双手和两脚,草尖不断地刺着皮肤。肚子越来越饿,饿得几乎走不动了。忽然我看到丽丽在吃青草,也抽几根塞进口中,硬梆梆的叶子,粗糙、苦涩,尚未吞下去,反刍般地呕了出来。爬近稻田,探头入田沟,吸了几口污水。   有一天,我浑身无力,再也爬不动了,软绵绵地趴在地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一看,丽丽不见了。   我焦急万分,拼命喊“丽丽!”“丽丽!”辽阔的田间,遥远的村庄,我的喊声消失在无际的彼方。丽丽哪里去了呢?它饿死了吗?突然发现前头来了一团黑影,是丽丽!它正朝这边走来,手上还拿着两个地瓜。我接过地瓜,连皮都来不及剥,就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吃完,我的精神百倍,因为除了肚子不再那么空虚以外,我深信前面有食物。   也不知道遭过多少寒夜暴风雨的袭击,有一天傍晚,我突然发现路尽头的茂密森林上,浮升着袅袅炊烟。我抱着丽丽大跳起来!村子!   吃多了生地瓜和花生,肚子开始下痢了。力气也顿时大减,口干喉渴。我不停地用舌头舐着嘴唇,要是再过两天这种生活,我非渴死不成啦!一步比一步难爬,望望村子,眼看就要到了,却好像越爬越远。   最后我爬到一个大池塘,滚进水塘,好像一口气要把所有的水喝光似的。正当要爬起来时,手脚都不合作了。于是索性趴在岸边休息。   不知经过多少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剧痛,一块泥土狠狠地打在我的背上,原来是岸上的小孩子丢的。他们见到我用力撑起来,吓得到处乱跑,边跑边喊:“鬼来了!鬼来了!”等我挣扎上岸时,他们才慢慢围过来,问这问那。   其中有一个问:“这只猴子是你的吗?它刚才到我们的果园偷香蕉吃,被我们赶来的。”   远方来了位中年妇人,她是来唤她的孩子回去的。她见到我时,吓了一跳说“可怜的孩子,你怎么这样狼狈呢?”   我把过去的往事说了一遍,她马上带我去她家,并要她女儿汲水给我洗脸。吃一顿十多天来未曾吃过的午餐后,她烧了一大盆热水给我沐浴,又带我去理发,买新衣服。   晚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大堆水果,丽丽和我吃得眉开眼笑。他们一直看着丽丽吃香蕉。那女孩大约十岁,比我长三岁,留着长辫子,绑着两条红丝带,笑起来更美。她用手势达意,是个哑巴。   我住在她家,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有一天,他们村子大拜拜。亲戚都来了,乞丐也从遥远的地方闻声而至。正当我们在庭院玩耍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乞丐婆,一见到乞丐我就想溜,她却叫住我。我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我们村上的那个乞丐婆。见了她,我想;我可以回家了。立即爬回厨房把这事告诉那妇人,等她忙完后跑出来时,那乞丐婆已经走了。为了找那乞丐,她背着我沿门挨户去追寻。最后才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找到了。   那妇人请她带我回家,她答应了。那时我几乎发狂地叫着,我就要回家了!我不得不和丽丽分别了。我和它共患难同生活几近一年半,突然要分离,怎不叫我心酸呢?所以那天晚上,我抱着它的脖子大哭。虽然它是只猴子,但有多少人可以和它相比?草草吃过早饭,我们一起来到车站。她抱我上了火车,随后掏出一把钞票给我。   火车开了,我望着月台那边,丽丽站在女孩及男孩中间,不断地向我挥手。我的心一阵痛楚,两行热泪沿着脸颊滑了下来。   田间生活   我离家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妈妈又生了两个孩子,家境比以前更穷。我虽然高兴又回家了,但是很想念赵老伯和丽丽。每当我爬到村口,总会被一大群野孩子作弄。他们往往用脚踏着我弯曲的右脚,甚至合力将我抬起来绕圆圈。受到几次打击后,我不再爬出去了。   我们在几里外有一块地,我一直吵着母亲,请求她让我到田间去养鸡。我差不多八岁了。我不愿见到那些充满怜悯的眼光。   后来,正好我一个亲戚搬家了,留下了好几牛车的柱子、木板、家具。其中还有一张红色的小木床。哥哥们用这些旧木板替我钉了间大鸡舍。五哥则把我背到田间去。   母亲一直不放心我的生活,结果十三岁的五哥自告奋勇地来和我一起住在田野。我屋后面有一条排水沟,这条沟一直延伸到甘蔗园里面。小鸡沿着这条沟到遥远的那边去觅食。离草寮约二里处,有一个长满杂草的沙仑。听说那是用来埋死人的。更说有鬼怪从那里出来吓人。除了那些迷途者来问路外,辽阔地田野就只有我们兄弟俩了。   由于我家经济很拮据,所以一到田间,除了油盐外,全部生活物质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摄取去生产。   那段日子里,在太阳未出来之前,当第一道曙光由壁洞射进来时,五哥就唤起我去捡田螺了。露水沾在我的手上脚上,甚至睫毛。直到东山的太阳爬上来,才带着满壶的田螺回家。   每当农家采花生、收地瓜、收番豆、割稻时,我们就带着篮子去捡拾。每次去捡拾时,都由五哥背篮子,有时路上遇到大沟或大缺口,他还要负责背我过去。但他不曾埋怨过。   台风   五哥生病回家去了,由四哥代替和我作伴。他来了不久又回去了。   那生活重担——捡花生、捡地瓜、捡田螺、捡干柴等等工作,都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每逢农人采收花生的时候,我就将小篮子吊在脖子上,爬着去捡花生。捡地瓜时大家都荷锄头去,但我不能,最多只能“咬”一把短刀去。盛地瓜的篮子太大了,吊在脖子上会碰地,根本无法行动。只有把篮子托在手上,暂时站起来,用力向前抛去,然后爬去拾起来再抛。如此反复抛爬一直到目的地为止。只要不怕胼手胝足,每天捡一篮子地瓜也是不难的。篮子满了,我找一些瓜藤或茅草绑住篮子拖回家,但每次到家,总是筋疲力尽,遍体鳞伤。   我要汲水时,就用麻绳绑住铅桶的两耳,吊在脖子上。每爬一步,铅桶就摆动一下,绳子跟着动,犹如锯子般锯着我的脖子。往往血还沿着绳子流下来。他人能把水缸注满,我也能。母亲!您知道吗?您的残废儿子,不是弱者,更不是无能的人。   第三年的夏季,有一天气候突然变坏。天上乌云密布,鸡群一直无意入巢休息,听说这是台风来临的前奏。我赶快用大绳子将茅屋拴在旁边的凤凰木上,并且把鸡鸭关好。入夜不久,风越吹越大,屋前的树木开始动摇了,屋上也开始吱吱作响,突然屋顶的茅草被翻掉了一撮,雨水从上面飘进来,突然又一声巨响,鸡群拚命地叫着。   狂风暴雨,越来越急,冰冷得使我的牙齿不断地互碰着,我在微弱的曙光下,看到小鸡被水冲走了。雨一阵比一阵大,水开始上涨,当涨到我的胯下时,我不敢再站在屋檐下了。爬到屋顶上去。   天亮了,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所有农作物都淹没了。我攀着树,爬了上去,坐在树杆相交处。不久倾斜的墙壁不支了,拍啦一声倒下去。一些攀附其上的鸡群,全部落进水中,最后一只只被洪水给冲走了。   水不断地上涨,最后连我所坐的树杆也浸水了。我惊惶失措地大喊大叫。我想这次是死定了。   但千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五哥和爸爸由西边驾着一片木板摇摇晃晃而来。爸爸含着热泪把我从树上抱到木板上,五哥掏出了预藏的一些干粮给我吃。   那天下午,雨渐渐少了,傍晚太阳也微露光芒。水退得差不多了,爸爸就叫五哥先背我回家,他要暂时留在那里抓牲畜。   母亲提着煤油灯出来,一见到我们,手中的煤油灯往上一摔,把我们拥得紧紧地说:“今后无论如何,再也不让你们去过那种生活了。”   上学   一个夏日的黄昏,爸爸带了个老师进来。他是附近一所小学的教员,来调查我是不是真的不能上学,父亲指着我的脚说:“脚这个样子,走路都得爬,怎么能去上学呢?”接着又说:“要是学校肯让他寄宿的话……”   那位老师未等爸爸解释完毕,就摇摇头说:“像这样,要读书实在没有办法。”说完就走了。   有一天,邻居阿兴背我去学校玩。有一位吴丽卿老师问我喜不喜欢读书?我一一告诉她,她临时在黑板上画了五个注意符号给我念,她教过一遍,我已经全会了。她又加了十个注意符号,仍然一教就会。不到一小时,我意然学会了所有的国音字母。她说道:“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奇才,今天学期开始,就来注册好吗?”   入学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抱着一颗兴奋的心,毅然决然爬进学校之门。将书本用包巾包着,然后绑在腰际,沿着人少的道路爬去上学。每次遇到生人,我就暂时站起来,等他们那些奇异的眼光消失了,才再趴下继续爬。遇有狂风暴雨时,母亲会从老远的家来背我回去。   有一天,我竟不知不觉地要求爸爸为我买一辆自行车。   婶母听到了。她带着嘲笑的口气说:“你跛脚独蹄的用什么去骑呢?”在场的人都笑了。爸爸却认真地说:“只要你能得到全班第一名,我就买一辆给你。”   到了冬天,我在班上每一个科目都是第一名。一个黄昏,爸爸果真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轮胎是用大旧轮胎接的,骨架也是旧的,但我觉得它漂亮,因为它就要变成我的脚了。婶母把我抱上车去,帮我扶着。我的脚太短了,连这二十 不到的小车都够不上。   婶母神气活现地说:“早就说过了,不能骑就是不能骑。”我心跳得很厉害。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勤加练习必定可以骑的!   从此四哥和五哥就帮我推车子,教我如何手架梯。摔过一次又一次,甚至不小心冲进池塘里,引得所有大小观众拍手叫好。跌倒了,爬起来!仍然继续前进。   寒假快结束了,但我的希望还无法实现,左脚一点也够不上,右脚虽勉强可以踏到踏板,却要等它自动转上来,往往要摔下来。后来四哥把后面的齿轮钉死了,踏板跟着车轮转,再也不愁踏板“一去不返”了。终于我学会了骑车。   最使我难忘的教师,要算是我的四年级级任老师李守孔先生了。记得开学那一天,他站在讲台上第一句话便问:“班上谁的成绩最好?”同学们都指向我说:“郑丰喜最好。”   他说:“那么就请他当班长吧!”   我急得有如热锅中的蚂蚁,羞怯地说:“老师…我…我不能。”   他向我这边走过来,当他看清了我弯曲的脚时,我以为他会改变刚才的宣布,但他却坚定地说:“能的,别人能做的,你也一定能做。”   于是我抑制害羞的心理,天天喊口令,带班上操场。   自修课的时候,他常叫我到黑板上去写一些造句或解释给同学们抄。他是知道我够不上黑板的,却要我“站”在藤椅上,让我抬着头,举着艰苦地完成工作。有一天傍晚,当我正在受这种磨练时,被站在门口的师母吴老师知道了,老师被她痛斥一顿,认为他对我太过虐待。老师却说:“让我训练他和一般人一样吧!”   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妈妈冒风雨要来背我回家,我坚决不让她背。因为我趴在母亲身上,较自己行走还要酸楚几千倍,所以我任性地“跑”了。我们母子边呼边逐,边应边跑地穿过校园。   级任老师正好撑着伞在井旁洗脚,一切情形都知道了。他很激动地说:“从明天起,你就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从此我住进了他家。在那段日子里,他教我背四书,写日记,功课之余,还要我劳动。他知道我在田间养过鸡种过菜,也就在宿舍后面辟了一个菜园,每日晨昏,在那儿松土、浇水、拔草。有时候,我很恼他,有些工作他不请那些好手好脚的人做,偏偏要我这走路不方便的人做。   后来他告诉我:“你不要存有差人一等的想法,别人能做的,你一定也要能做,就是别人不能做的,你也应该想办法去做。”   他只教了一年就调走了。临别时他吩咐我每星期写一篇作文,每两个礼拜写一封信。最后抚摸我的头说;“要勇往直前!不要向环境低头,知道吗?”   “你考取了”   大家对于升学,除了金钱以外,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我却不同,除了没有钱外,还有身体上的条件。我不下百次地请教人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摇头说:“身体有缺陷,尤其像你双脚畸形,不能考初中。”不能升学,要我做什么呢?   毕业后的一个早晨,我回学校参加考试补习班,有位高农学生坐在老师的藤椅上,瞥见我说:“嘿!嘿!你为什么要来呢?”   站在我旁边的同学忿忿地说:“你怎么知道他不能考呢?”   他更得意了:“如果他能考初中的话,你们可以用剪刀把我的耳朵剪掉。”   妈妈也听到好多人说:“不能考。”而且家里又拿不出补习费,所以她叫我跟四哥学习焊铅桶。工作地点是在市场里。当时我们的全部财产只有两根大铁管,一箱工具,一座小炉子,几瓶盐酸及一大堆旧铅桶。当时床是用两张椅子拼成的。我常常在夜里梦见继续到城里去念书。   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老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郑丰喜!你怎么没有去参加课外辅导课呢?”我把不能考的事告诉他。   他说:“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话,就是真的不能考,多读点书,对你也并无不利。”   我再把这丝希望禀告父母,母亲也只好再去借贷让我继续参加课外辅导课。“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只剩下几天就要报名考试了,还有希望录取吗?根本上是能不能参加考试?   自从考完试后,像等待判刑的人犯一样,一天等过一天,好不容易才等到放榜的日子。那是个清新的早晨,我坐在树杆上做梦,有位石老师拿着一份报纸向我这边走来,微笑说:“郑丰喜!恭喜恭喜!你考取了!”他摊开报纸给我看。全校只录取五名。   但家里是不是能供给我的费用呢?妈妈本来就是个刻苦勤俭的人,木桶坏了自己修补,扫帚坏了就用稻草填补起来。筛、箩、簸箕、筷子都自己做自己修理。现在加上哥哥们都当兵去,尽管妈妈如此节俭,仍然入不敷出。我趁着漫长的暑假做些小生意,卖糖果、冰棒、气球、木偶等儿童玩具,到注册时,我已赚了两百多元。妈妈再把饲养数年的母羊卖掉,才凑足了一千多块,让我带到北港去注册。   中学生活   我离开安宁纯朴的故乡,寄居嘈杂的北港。开学后,我和一位同学合租了一间古屋。这间古屋,听说是清代的建筑物,墙角、门楣、都是画栋雕梁,虽然很古老凄凉,但颇宽阔清静。从我们的房间看出去,就是一个荒芜的花园,还有一间破墟,墟里养了几只肥猪。   我念初中二年级时,叔叔的工厂倒闭了,三哥也从此就没有工作做,家人对我的费用早已捉襟见肘,如今更形困难,每次回家要钱,妈妈就得变卖一些家禽家畜。如果没有畜生可卖,就要沿门挨户去借贷。有一次,伙食费到期了。妈妈说:“现在正好遇到税期,大家的钱都缴了税,借也没有地方借。”后来妈妈想到一个最没有办法的办法——将七弟所养的小鸡卖掉。   为了考高中,我更是烦恼,因为一般人认为,高中有军训,有体育,这两科不及格,不能升级。“升学”再度困扰着我的思绪。后来我大胆地写信去商工日报的“读者服务栏”请教。他们解释:跛脚能走路,可以考高中。   考取后我被编到最好的一班。体育老师,军训教官都特别准许我不必参加激烈的活动。每逢寒暑假,我都回家去捡花生、捡豆、抓鸟或抓泥鳅来卖;或在路口摆摊子卖槟榔、冰水或玩具。可是假期届满,往往仍然需要家人补助,方可注册。   一天,教务主任通知我到校长室去会见一位报馆陶记者。他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又叫我带书包和帽子同他们一齐下楼。他叫我骑车子,他站在校门口拍照片,他说:“我想发表你的故事,对此我有两个主旨:第一就是给社会上那些不幸的儿童做榜样。第二就是征求医学界人士,请他们替你装义肢。”   一个细雨 的深夜,爸爸跑到山上来,欣喜地说:“一位徐大夫,看了有关你的报道,特地由台北赶来,要免费帮你装义肢。”   父亲催我赶快穿衣服,跟他上山顶去,再世义肢矫正院的徐锦章院长坐在计程车上等着。我们到达时他将车门推开说:“进来吧!”   我问他:“我能不能装义肢?要不要动手术?如果要锯断,我不想去。”   但他抢着说:“先进来吧!研究研究再说。”抵达北港时,已是两点多钟了。临睡时,徐大夫把他的“左脚”脱掉了!原来他整条左腿全无,装了义肢后,却毫无痕迹。我兴奋,欣喜,我幻想着站起来的一切。   第二天,我们到戴校长家去。徐大夫说道:“丰喜的小腿因为萎缩得很厉害,不必锯掉,就可以装上义肢了。”   离开故乡时,爸妈扶我跪在祖宗“神座”前,三人各执一束沉香。他们说:“孩儿今天要北上,祈祖先赐给平安。”   我在台北考完大学后,找到了徐大夫。经过了检查,观察,思考,试验,他绞尽脑汁才制出左脚来。右脚更难了,不断地装装脱脱,增增减减,尝试又尝试。终于他成功了。   当第一次帮我套上两只用不锈钢及铝制成的义肢时,我很激动!我就要和常人一样站起来了。   义肢装好后,徐大夫叫我:“站起来!”我依他的吩咐站了起来。重心不稳,哗啦一声,像棵树般地倒下去了,他的助手走过来,伸手要把我扶起,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用自己的力量慢慢地,机械地,攀着椅子站起来。   我企图向前走时,就像初学溜冰的人,更像踩高跷的人,摇摇摆摆,跌跌撞撞。徐大夫请人拿了一根拐杖给我,然而它也“靠不住”。一滑,便使我跌倒了。   摔了又再爬起来!我终于告别了爬的岁月,甩掉手中的拐杖。   装上义肢,我突然高了一尺多,虽然右脚尖会触着阔裤管,但是一切尚称良好,不注意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在义肢装妥前,我已考进中兴大学法律系。有一天突然有个同学问道:“记得有个跪着走路的同学,开学后,为什么没有见过他呢?”我说:“我就是他呀!”   我的阳光   装上义肢后,往日的自卑、畏缩,慢慢消失了,吴继钊是我系里的同学,我们是在一个夏季里认识的,我那时是三年级生。我们经常在系研究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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