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一 　　早先，在天津市文联的对面有一爿小电料行，里面有个小姑娘，1950年时，她12岁。因为一心想当演员，所以常帮助父母到文联去给那些文化人修个电灯什么的。她叫刘颖西。因为家境不怎么好，放了学也不能去玩，总是帮家里做些小修小换的电工活。所以她有时会到文联主席鲁藜的家中。鲁藜当时36岁，他身材颀长挺直，双目大而美，而有着福建人特有的和婉，并且他是有名的诗人，气质上就愈发不凡，在12岁的孩子心中，他便是最完美的人了。 　　第一次见到鲁藜，是她被父亲差派去换一个开关。她跑着去了，敲门。开门的便是文联主席鲁藜本人，第一次这么近地和“大人物”相对面，刘颖西慌得厉害，她脸红了，不敢说话，他于是倒水给她喝，拿糖给她吃，问她几岁了。她12岁，小学6年级，他笑道：“比我女儿大1岁。” 　　他看着她熟练的操作，为她扶着叠放的椅子，并赞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于是他想到自己。 　　鲁藜早年随父在越南西贡定居，小学五年读完便辍学，到湄公河畔一家面铺当学徒。后来做过小贩，码头上的磅手，直到16岁，为父亲回乡安葬才回国。 　　干完活，他便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是多么单纯，毫不掩饰，说：“考初中，怕分到离家远的学校，放了学没法帮家里干活。”他便点了点头。 　　她叹道：“你有这么多书！” 　　他便选了几本，借给她看。她发现，那书中另有天地，似乎生命的味道也不同了。送还时，她问鲁藜：“这书真好看，是您写的吗？” 　　“不，是安徒生写的。”他说。 　　他们便开始了忘年交，他叫她“孩子”，她称他“考师”。不久，鲁藜果然帮助她上了女一中（海河中学），以便于她分担家事。她对他，从崇拜变成了感激，她开始收集鲁藜的作品，并且开始爱诗。 　　二 　　1954年，鲁藜40岁，应当是一个男人的鼎盛时期，他自己感到又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就要到来了，突然，出现了“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说法。 　　鲁藜多年以来，一直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的诗集《醒来的时候》，《星的歌》也是胡风给他出的。虽说神交10多年，却从未见面。1949年，鲁藜已是位名气不小的诗人了，胡风从香港回国到北京开政协会，路过天津时，第一次见到鲁藜，也是唯一的一次。1955年，鲁藜在天津作协任党部书记，18年的党龄，使他深深地感胡风的问题的分量，在主持批判的同时，他内心有着深深的恐惧，他预料自己“胡风弟子”的名衔大概是跑不了的。但他仍旧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抄家、隔离，不能回家了，他诗人的敏感的心，似乎难以承受，眼看着一串一串文人随胡风“倒”下，他几乎目瞪口呆。 　　他更没料到的是，除了妻子王曼恬和子女外，给他修电灯，换开关的小朋友刘颖西也受到了牵连，因为收集了鲁藜的诗作、保存了他的照片而被派出所叫去审查。 　　一个仅仅16岁的少女，被别人强行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时，其心理变化是难以捉摸的，尽管鲁藜比她大24岁。但是别人天天问她，你同他是怎么认识的？他对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她于是在小黑屋子里回忆，他的书、安徒生、他讲的故事、他的关心、他的音容笑貌……这一切都变得更加清楚而亲切了。于是，当她被派出所放出来时，清秀的，飘逸而有着一双温和的大眼睛的鲁藜，已成为她心目中最完美、最可爱的男人了。她16岁，从未想过他是个有妻子儿女的大人，她只是觉自己情窦初开，钟情于鲁藜了。 　　她被放出来后，便每天到文联去打听鲁藜的下落，她迫切地想见到他，想得心焦。最后，有一个画家很可怜她，对她说：“别再问，鲁藜回不来了！”此后，刘颖西再也没在文联露过面，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无名的女孩的消失。 　　三 　　鲁藜真回不来了，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开除党籍，关进天津军法处。四五平方米的天地，高处小窗可见一方蓝天，也被铁条切割成一条条的。他有时想念笔，有时想说话，但却没有纸笔，也没有耳朵，只好从墙上的污渍中编些故事，默默讲给自己听。 　　一日，管教干部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纸，他看那纸，惊奇地发现，纸上每个字，他都认识。他笑了：“我还认识字！”没什么更刺激的话，只不过是宣布离婚而已。当然，鲁藜是在押反革命，与反革命是要划清界限的，这在意料与情理之中，早该了结的，鲁藜不存遗憾，也不存忧伤。只是……只是孩子们！ 　　他和王曼恬1938年结婚，17年了！大女儿16岁，两个儿子9岁和6岁。王曼恬是湖南人，性急、泼辣，是热辣辣的多情。她现在是教育局分局长，依她的党性，为了孩子的前途，离婚是必然的，他隔离时，她来探望，夫妻相对，默默无语。他就知道这一天该来了。相交、相恋的过去，本不该忘了，他忆及了，又像擦黑板似的擦去了，一笔笔忆，一笔笔抹。于是心地一片白茫茫！ 　　此后，便是绝对的孤独，母亲也早已于1953年在越南去世了，连惦记也不用他去惦记了。 　　直到1956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鲁藜被提到公安局局长江峰的办公室。江峰问：“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鲁藜回答：“没什么想法，和过去一样。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 　　22个月，柔弱的诗人，就这样硬顶了22个月，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 　　“好吧，鲁藜！”江峰目光锐利地盯着鲁藜，几分钟后，他说，“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后会清算的。这段生活嘛……就结束了。”他站起来，似乎言犹未尽，终于又没开口，只温和地说：“回家吧。” 　　哪儿是家？一下子太自由了，自由多得让他没法消受。市委宣传部安排他住在市委招待所里，“住在那里写检查。” 　　住是住了，检查是不写的，过去关起来都不写，现在更不能写。尽管他珍爱自己的党籍，但是不该承认的，不能承认。 　　这样，他——一个诗人消失了，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只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农民，在天津南郊生活着。 　　四 　　中国大戏院。1958年。座无虚席。一个穿着又脏又破的棉大衣、戴着大口罩、帽沿压到眉际的“老农”，一动不动地缩在椅子上，悄无声息地在听戏，没有人想到，他曾经是这个大戏院的经理！ 　　然而，在他后面几排，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挪到左边看看，又挪到右边瞧瞧，翻来覆去地打量着这个老农民。 　　戏快演完了，那农民起身，低头沿过道快步向外走去，他要趁场内灯光未亮之际离开，这时，像是从地底下传一声细小的呼唤：“鲁藜！？” 　　他没敢停步，没敢张望，像没听见似地，加快脚步，逃似地到了街上。他无法判断，那是谁的声音。 　　“你是鲁藜吧？”那声音追到了街上，轻轻扯住他的衣襟。但鲁藜不认识她——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 　　“我是刘颖西呀！” 　　“换开关的小女孩！”惊喜交集的鲁藜，已完全像是个老人了，尽管才43岁。 　　川鲁饭店小叙，刘颖西的宿舍长谈，鲁藜那孤独的心，充满柔情，他将它倾注在这女孩子身上，细细地询问她的生活、工作，得知她在一家诊所当了医师，欣慰地拍着她的头：“好，好啊，长大了！好孩子！” 　　“我的女儿，怎么样了呢？”鲁藜看到仅长女儿一岁的刘颖西，才想到，女儿也该是这么高了呀！ 　　然而，刘颖西的心情却不同，她久久盼望着，等待着的这一天，突然降临了，她要得到她崇拜的男人，她要倾诉自己的情意。 　　她约他再来，数日后，他来了。她决心奉献自己的身心，他却说：“我不能再见你了！” 　　刘颖西叹息，为什么刚刚找那失而复得的，却又要失去？ 　　鲁藜却没有了愤怒和叹息，他认命了，他要去板桥农场劳动教养了。 　　1963年解教，到天津拖拉机厂，既然是作家，便发挥特长，当了文书。 　　“文革”开始，投笔从运，挨批斗、扫厕所、掏阴沟。不久，又被送进军粮城农场，劳动改造。 　　那年头，不怕被人遗忘，就怕被人惦记，江青的一句：“鲁藜怎么还没死呀？”便把他打入18层地狱，差一点被打死。 　　同时，他把劳改犯的那一点点生活费，一分分集起来，给女儿寄去，夜里捏着破钢笔，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却石沉大海。 　　久而久之，他明白了儿女已不认他为父了！ 　　在“死去活来”中，竟也“光阴荏苒”。鲁藜当反革命24年了，他65岁时，平反。41岁中断的“创作高峰”，65岁时继上。 　　24年，谁说鲁藜不写诗？他写，只是写过以后，用一根火柴当邮资，寄给自己的父母了。如今，他又可以在阳光下发表作品了。 　　《补白集》见报了。他没有想用诗召唤什么人，王曼恬两年前去世了，儿女与他之间，久未通信，他们是她的儿女，而不是自己的儿女了。 　　然而…… 　　一个天津市普通工人的家。妻子和女儿说说笑笑地准备着晚饭。丈夫回来了，把当天的《天津日报》放在桌上：“你老师发表作品了！” 　　“什么”妻子漫不经心地随口问。 　　“鲁藜呀！《补白集》！”丈夫说。 　　“鲁藜……”妻子拿过报纸，却是一片模糊，看不清，什么也看不清，除了那名字。 　　“别哭，颖西！”丈夫安慰她，“想办法去看看他……20多年了，不易呀！” 　　询问，《天津日报》答复：鲁藜在军粮城。 　　奶粉、麦乳精、鸡蛋、水果，刘颖西跋涉了一整天，到了军粮城：“鲁藜落政策回天津了！”没有地址。 　　找，写信，询问，直到一年以后，联系上了。忘年交的一对朋友见面，已是22年以后了，鲁藜66岁，刘颖西42岁。 　　22年，刘颖西怎么过来的？她也曾“上山下乡”，只因到支部书记办公室，忘记敲门，推门而入，看到了支书正在和一个女知青……支书说：“多了一双眼睛。”她被关起来，罪名莫须有。在农场政、党、工、团轮流地、联合地批呀、斗呀，直到那双多余的眼睛终于失明。幸亏她自己是医生，试着为自己医治，但是，她的眼睛不愿再看到丑恶的现实。场里的一位青年，默默地关心她，当支书组织一帮人到医务室去缠着她，逼她开假条，不开就推推搡搡、打她、骂她时，他伸出胳膊，护着她；当她为自己调治眼睛时，他关注着她；当她伤心、痛苦时，他给她一个流泪的小角落，让她倾泄自己的苦楚…… 　　她的眼睛慢慢好了，他说：“结婚吧！”她点点头，没有热情，却有着温馨。 　　她从鲁藜那儿回来，神情恍惚“他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一张小行军床。” 　　他点点头：“你去照顾他吧！” 　　于是刘颖西带着女儿到鲁藜家，照顾他的生活。 　　五 　　1981年，鲁藜67岁了，彻底平反，指的是党籍、工资和级别以及“父亲”这个头街一同恢复，却不包括“年龄”的恢复。但他劳动了24年身体还健，未被打死总算有后福。 　　高大的小伙子是儿子，伴着声名赫赫的“九大代表”——儿媳，陌生，中年妇女是女儿——陌生。鲁藜感到内疚，因为对儿女陌生而深深地内疚。 　　为孩子做点什么呢？市委分了一套房子，给转业回津的儿子住吧！鲁藜这样想。 　　还有一个孩子，远较儿女更亲近的孩子——小颖西！他发现，自己更离不开她。 　　她也深深地苦恼“我实在太爱他了，怎么也不想再离开他了。” 　　她的丈夫听了，说：“怎么会呢？他已快70岁了！” 　　“我12岁时，他给我讲故事时，我就崇拜他。1957年我们邂逅，我就爱他爱得七颠八倒了！”她哭着说，“现在，命运又把他送到我面前，可是我却不能……” 　　她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工人慢慢地坐下来，说：“我和你一同生活了好多年了，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十分幸福。我所能给你的，一定给你，你回到他身边去吧！” 　　他们离婚了，她说：“谢谢。” 　　他说：“我不会忘记那些幸福的岁月。” 　　子女结婚，是喜事；父母再婚，子女往往引为耻辱，而父母也觉得理亏，总要用什么来赎自己的过错，鲁藜也是这样。给子女房子，把20多年补发的工资，全给了子女们。 　　瘦削的鲁藜和他的小友刘颖西，穷到只剩下一对碗筷，两床被褥的地步，便心安理得了，清清爽爽了，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欠了，他们结婚了。 　　刘颖西的女儿在她父亲的开导下，来看妈妈，母女相拥，十分亲热，她在鲁藜、母亲和父亲的影响下，开始理解“爱情”这个词，又因为对这个词的理解，而更加敬重她的父亲、母亲和鲁藜。 　　“没有什么遗憾的，世界没有亏待我，该得到的，得到了，想得到的，也有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就想：活着真好，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鲁藜说。 　　于是，他笔下，如泉似地涌出诗句： 　　我只要一滴水， 　　我就可以尽情歌唱， 　　…… 　　唱得天地间只有阳光、 　　花朵与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