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弁言 　　巴黎一家报纸问读者：如何判断老境之将至？答曰：“回忆活跃之日，即老境渐近之即时。” 　　对于这一定义，我早已有着亲切的体会。每当形孤影只，眼前常突然会展现出早年生活的某些场景，一幅幅画面纷至沓来，耳畔似乎还响起错杂的人声…… 　　回忆往往同父亲有关，因为，在我这一生中，再没有什么比他更珍贵，更值得纪念了。我多半说不清这些场景的来龙去脉，而且甚至难以确定它们的大致时间，不过这倒并不妨事。眼前的一切真如同刚刚发生在昨天。 　　我便把这些记忆的火花随手记录下来。 　　牌阵 　　这件事发生在父亲晚年，当时他正在写最后一部巨著《复活》。 　　一次，我走进父亲的书房，见他在摆牌阵。每当他想休息一下，或是思考写下的东西，他总是摆摆牌阵，只不过一边摆，一边自管还在思考罢了。他这是在占卜：牌阵通了就这样做，否则将那样做。 　　我知道他的习惯，所以问他： 　　“你又想出什么点子来了吧？” 　　“是呀。” 　　“什么点子？” 　　“喏，牌阵通了，涅赫留道夫就要同卡秋莎结婚；如果不通，就不让他们结婚。” 　　等到父亲摆完，我问： 　　“如果如何？” 　　“你看，”他说，“牌倒是拿通了，只不过卡秋莎还是没法嫁给涅赫留道夫……” 　　接着，他向我讲了普希金生前的一桩趣闻，是他的朋友蔑歇尔斯卡亚女公爵告诉他的。一天，普希金去见女公爵，对她说：“您看，我的塔姬亚娜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竟拒绝了奥涅金的要求。她实在太使我感到意外了。” 　　“这就是说，”父亲指出，“作家笔下的人物一旦出现，便走上了自己独立的生活道路。连作者也摆布不了他们。唯有一法，就是顺应他们性格的发展……所以，我的卡秋莎和普希金的塔姬亚娜都要自行其是，不会听命于作者的。” 　　“不过，”我寻思，“若要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又非得是普希金……或者托尔斯泰不可啊！”当一个乏味人的诀窍 　　假如一张画、一出戏、一本书、把全部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往往反而会使人感到乏味。 　　反之，假如作者事先仅规定几条主线，余下的统统交给观众和读者自己去体味，那大家就会感到，他们是在同作者一道创作。当然，这几条主线应当能激起大家的想象和兴趣，开阔大家的眼界。 　　“要淘取艺术的金粒，”父亲说，“就要采集大量素材，并且以批判的筛子来筛选它。” 　　父亲喜欢引用法国人在信中常说的一句话：“对不起，我写得太长了，我实在没有时间把它写得更短些。”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时代的人，是不肯耗时费工制作富丽堂皇的布景的。只需立上一根柱子，上面标明这“布景”代表什么东西就成。可谁又敢说当时的演出就比那道具得体、布景合宜的演出给观众的享受少呢？ 　　父亲曾以两段文字为例，来说明写作的优劣。 　　他发现，有一部法国小说，用了好几页篇幅来形容烤鹅的气味。 　　“当然罗，”父亲说，“通篇都使你鼻孔里充满了烤鹅的香气。但是，难道这就是制造印象的正确途径吗？你们是否还记得荷马是怎样描写海伦的美貌吗？‘海伦步入，耆者目其美，纷纷惊立。’说得多简单。可耆者迫于美貌的威力惊得纷纷起立的情状如在眼前。用不着描写她的眼睛、嘴、头发等等。每人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想象海伦，然而每人又都感受到使耆者身不由主站立起来的那种美的力量。” 　　最后，父亲引用了伏尔泰的一句话，“不怕做一个乏味的人么？那你就什么都往外说。” 　　托尔斯泰派 　　我有个朋友，叫瓦西利·马克拉诺夫，学识渊博，性格幽默。他曾对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发表过这样的评语：“懂托尔斯泰的不会跟托尔斯泰跑；不懂托尔斯泰的处处学托尔斯泰。” 　　无数事实迫使我相信，此话说得千真万确。来自天涯海角求见我父亲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不少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他们往往仅追求与导师形似，却并不理解托尔斯泰思想的深刻含义.真正懂得托尔斯泰的人却不会去效法他。因为托尔斯泰主张，每个人都有按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因此，对于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人来说，形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一次，我发现父亲的来访者中，有个不知名姓的青年人，身穿俄国式衬衫，脚登大皮靴，裤脚蓬松地塞在靴筒中。 　　“这是谁？”我问父亲。 　　爸爸俯身附在我耳边轻声说： 　　“这年轻人属于我最不理解、跟我最格格不入的一派——托尔斯泰派。” 　　比你还蠢？ 　　年轻时我跟许多同龄人一样，相当自高自大，对别人总要比对自己严格。父亲发现我这个毛病，很不以为然。他以特有的讲究策略的做法，决心帮我改正。每当我轻浮地议论别人的时候。他从不轻易放过。 　　“这人多蠢，”我说。 　　父亲不动声色地反问： 　　“比你还蠢？” 　　当我谈论某个男子如何令人难以忍受，某个女子如何丑陋时，父亲总要问： 　　“比你还教人难受？比你还难看？” 　　我非常明白，他这是在责备我，但却不愿承认这一点，便毫不在乎地回答： 　　“对，比我还蠢，比我还教人受不了，比我还丑。” 　　但父亲的教诲并非不起作用。证据是：时至今日这件事还是记忆犹新。 　　爸爸收“小费” 　　莫斯科距离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大约二百公里。父亲有时喜欢沿着这条路作徒步旅行。他愿意打扮成香客模样，背着背囊沿大路而行，同流浪汉们交朋友，因为对这些人来说，他仅仅是个无名的同路人。这条路一般要走五天，一路上他不是找家茅舍打尖投宿，就是找家小客栈过夜。路过火车站时，就在三等候车室休息。 　　一次休息时，他突然想要到月台上走走。这时月台边恰巧停靠着一列客车，眼看快要出发。忽听得有人喊他： 　　“老头儿！老头儿！”喊话的是一位太太，半截身子探出车窗。“快替我到女候车室跑一趟，把我的手提包取来，我把它忘在那边了……” 　　父亲赶忙跑去满足这一请求，幸好手提包还在。 　　“太谢谢啦，”太太说“这是赏给你的，”太太递了一枚大铜板给他。父亲心安理得地装进了口袋。 　　“您知道您那铜子儿给了谁了吗？”一个旅伴问太太。他认出这位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流浪汉原来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著名作者。“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呀。” 　　“老天爷呀！”女太太惊叫。“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呀！托尔斯泰先生！托尔斯泰先生！看在上帝面上，请别见怪！请把铜子儿还给我吧！我居然还给您一个铜子，多不好意思！上帝啊，我这是干出什么事来啦……” 　　“您干吗要这么激动？”父亲反问。“您又没做坏事！……这个铜板是我赚来的，我得收下。” 　　汽笛长鸣，列车开动，带走了那位恳请原谅，要求收回铜板的太太。 　　父亲一脸微笑，目送着列车远去。 　　我有的都是我所爱的 　　父亲婚后头几年，俄国作家索洛古勃曾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来访。他看到托尔斯泰万事如意，对命运心满意足。 　　“您真幸福！”索洛古勃对他说，“您所爱的一切您都有了。” 　　“不对，”父亲回答，“我并不具有我们所爱的一切，只是我所有的都是我所爱的。” 　　何时他才了解妇女 　　创作长篇小说《家庭幸福》时，父亲还没有结婚。 　　“那时，”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原以为我对女人的了解，已经透进了骨子里。可是，婚后我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懂妇女。多亏我的妻子，我对女性才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可是如今，”他摸摸我的头发接着说，“自从我的女儿们成了大人，肯于把自己的秘密向爸爸公开，把心腹事向爸爸吐露以来，我才又知道，无论婚前婚后，我对女性都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才开始对她们有所了解。” 　　有人干活，有人喊号子 　　某天傍晚，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谈起了劳动分工问题。这时父亲正在写《咱们到底该怎么办？》这本书。托尔斯泰激烈反对特权阶级剥削工人。他举出这种剥削来证明，那种被人羞羞答答称之为“劳动分工”的东西，包含着多少不公平。 　　“手工劳动，”他说，“总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所从事的科学、艺术方面的劳动，却大部分只是为构成特权阶级的那个小圈子服务罢了。这种劳动对工农几乎毫无益处可言。而倘若没有工农的劳动，我们就无法生存，无法从事我们如此引以为荣的科学和艺术……” 　　“对不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正在我家作客的画家列宾打断父亲，“您知道，我住在彼得堡郊区，附近有一家营造厂，专门造轮船。我常见工人们用绳子抬大木头。有一次木头特别重，工人们实在抬不动，这时我就看见两个小伙子走了出来，跳上木头，以雄浑动听的嗓子喊起了一支快活的号子。他们鼓起了大伙儿的劲头，这股力量一来，沉重的劳动就轻松多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的意思是，”列宾谦虚地说，“以自己的艺术来减轻工人们生活中的困苦的人，当然有存在的权利。他们有自己的作用。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做一个喊号子的人。” 　　“好极了，”父亲笑答道，“坏就坏在大部分人都想往木头上爬，愿意抬木头的人太少……问题就出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