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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沧桑

1984 年第 10 期 · 文史园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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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博物院   在林木茂密的山脚下,绿荫掩映着一个叫做双溪的地方。苍翠之间,影影绰绰地显露出一片金黄色建筑。走近看,竟是一处气势雄伟的楼宇殿堂。碧绿的琉璃瓦与山景浑然一体,飞檐斗拱,古色古香。这就是十八年前落成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博物院宽敞明亮的展厅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世珍宝。这里,皆为从历代皇帝珍藏中遴选而出的文物精粹,为数计堂堂60万件!楼梯拐弯处有一块”严禁入内”的牌子,遮挡住狭长通道。进入通道前行,两个隧道入口豁然开朗。洞穴直通进岩石构造的山中,一条长逾150米,另一条则长近200米。里面两侧布满壁洞,其宽仅够放下一个长约一米的铁箱,高可垒放3—4个。箱子有金属制品,也有木质古物。每个箱子上均贴有标签和封条。此处恒定温度为二十度;控制湿度六十。这些隧道一则用于地下贮藏,二则用于防震防弹。   麦、吴二位先生在洞穴里这堆箱子中间已经捱过了35年。1948年圣诞节前后,这两个当时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被迫秘密离开岌岌可危的石头城,趁着夜幕与这些重兵押运的古物珍玩随战舰泊到台湾。从此,麦、吴及其同僚与国宝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们如数家珍地讲:“若要开启任何一个箱子,须有四个人在场。因而不曾丢失一件物品。”一般人士无从知晓,这些宝物惊险离奇的经历并非始于1948年,而是在此之前已经坎坷辗转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   世上没有一个博物馆曾有如此艰辛悲壮的遇遭。   “龙队”出宫   北京的故宫,原名紫禁城,帝制覆灭后,于1914年辟为“古物陈列所”。本文的主人公那志良,十八岁那年来到此地。在一个仲秋微寒的早晨,北京的皇城首次全部对外开放,他奉命为川流不息的参观者维持秩序。当时的皇宫已委以新名“国立故宫博物院”。首展大典定在1925年10月10日,恰逢民国成立十四周年纪念。   故宫早已对外开放,末代皇帝溥仪却顽固占据着其中几座建筑,还仍身着黄袍,在高墙深院里面过着阔绰奢华的生活,被簇拥在老谋深算的命臣与太监之中。民国当局并不怕他复辟清室,真正的忧虑却是他按祖上的惯例,视皇宫珍宝为可随意处置的私财。自本世纪初,皇家收藏的文物已开始在京城散失。有的入了近臣的私宅府第,有的到了古董巨商的股掌之上,有的竟被拍卖于市井街头。   1924年,民国当局在“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刺刀支持下,以有人密谋复辟为借口,限令溥仪速迁出宫。11月5日,溥仪及其太监、随从、宫女们组成两千余人的“龙队”,战战兢兢地离别了重兵重围的皇宫。他们只准携带个人行装用品,而且均须逐件检查,对夹带的珍珠宝贝,尚有姑且放行,但对从溥仪行囊中检出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贴》和仇十洲的《汉宫春晓图》,则决不通融。搜查嫔妃,不用男性,特意请出了北大女生,以严大防。溥仪一行亡命到天津日本租界,做起了逃难寓公。   转移石头城   皇室出走的次日,北京的接收大员就进驻上任。此间又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为此,专门募选了一批志愿囊助的青年,其中有那志良,和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吴玉璋。他们的使命是对国宝盘点清查,制表造册,鉴别真伪。上面有令,十个月后双十国庆之日,博物院必须对外开放。   “双十节”早9时起,不知是几万还是十几万观众蜂拥而来,京城一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力争先睹为快的市民在精美的字画、玉雕和唐彩宋瓷面前惊异得瞠目结舌。人们四方传诵,今日的共和制确实是得道意向,这些珍宝永远充公归国,执属于民了。   不想,“永远”之说定论尚早。仅仅七个寒暑之后,这出悲壮史剧的第二幕就已揭开。一纸协定,北方的军阀归顺到蒋介石麾下,然后开进北京。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六个月后,把溥仪扶上伪皇宝座。战火又将在神州燃起。蒋介石一道手令,要转移京城的文物收藏,1932年开始收拾装箱,那、吴二位即与众人一道再三筛选,将最为珍贵的文物运走。   1933年春,近两万个箱子已装填完毕。2月5日深夜,十余辆武装押运的卡车首批驶出故宫,直奔火车站。头两列火车在黎明前摸黑启动,博物院首脑与宪兵队长、警卫官长随车坐镇。车顶布起几架机枪。那、吴二人各乘一列,并与押车的军警逐一检查车箱的封条。每到一站,地方上均派人照应,铁路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驰骋。夜间行车,在重要关口熄灯,主要员司和衣而卧,即便如此,在徐州也险些遭到千余匪众劫车。因绕道陇海,第四天才到南京。另外四个车队也随之而来。此行一直走到5月10日。   踏上逃难之路   待抵达南京,才知安放之处毫无着落。一行人马只得先到上海落脚暂栖。此时也顾不得是否有失国体,将文物托庇进法租界的天主教堂,“暂栖”了三年。   1936年8月,南京的工程总算告成。一座四层钢筋混凝土建筑连接隧道直通山中。蒋介石即责成参事杭立武务将文物安全运抵。杭立武担忧的是南京终非这批文物的妥善归宿,因日本侵略军图谋南下之心日趋明显。应该预见到此次迁运仅是一出长剧的序幕,日后搬运跋涉的文物包装岂能敷衍,正是这种深谋远虑拯救了这批古玩珍品。1936年夏,上海居民有幸看到了街头的一幕奇景:一伙彪形大汉将盛满普通瓷质餐具的金属大箱,从饭店四楼上凌空抛下,又急急奔下街来察看,如发现餐具破碎,他们便摇着头很快重来一遍。如若杯盆碟碗完好如初,屡试不爽,他们便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杭立武别无他计,只好依从古董商人和包装技工的主意,用这类试验来提高安全系数,保护原属皇上的娇贵瓷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中日两军首先在华北大动干戈,战火延绵了整整八个春秋。文物运到南京不到一年,尚未完全安顿,便又将踏上逃难之路。战事屡屡告急,势如兵临城下。如此众多的文物既不能就地遗弃,又无法全部携走,只得匆匆选择了远离前线的三条路线分头疏散,相约最终在西南腹地的两个省份贵州和四川重聚。   黔路不易 蜀道更难   1937年8月14日,首批八十箱文物先期从南京启运。那志良率队,先乘船溯江到汉口,再经铁路陆运长沙。为等待长沙附近专修的山洞竣工,箱子临时存放在长沙大学图书馆。不料自当年十月起,长沙也朝不保夕,于是全部物品只得重新装上卡车开赴贵州。未过几日,日机便飞到湖南省城上空,一番狂轰滥炸,夷平了这座图书馆大楼。   这八十个箱子运抵贵州,无处安置,在贵阳城内流落了一年。后来,才在贵阳西南安顺镇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那真是天造地设的理想处所,只消装门加固。布上守军,便大功告成。果然,箱子在这里躲过了长达八年的战争。   八十个箱子毕竟是区区小数。在南京,另有九千个箱子始终堆放在这个人慌马乱、鸡犬不宁的城市码头上,熬过了1937年夏秋两季,等待着最后一刻的突击抢运。好在杭立武凭着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的头衔和手中的巨款,终于租定一只去汉口的英国火轮。装船之役唯有管理人员自己承担,一连数日,辛苦不堪。   偌大的中华,当时已沦丧了半壁江山。同是炎黄子孙,有的在前方浴血奋战;有的已卖国求荣;有的保家保命,一逃了之;有的趁火打劫,发国难财。有几个甘愿舍命陪“君子”,死守着这堆不能吃、不能穿、不敢丢、不敢卖而又惹是生非、凶多吉少的古玩字画!轮船抵达汉口,一时找不到存放箱子的库房,前线频频告急,为从长计议,此地不能久留,乃决定运往新的目的地陪都重庆。1938年10月12日,汉口遂告失守。次年5月30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山城重庆,此后,几度丧心病狂的轰炸,造成毁灭性的火灾。这批装运文物的箱子只好离开疮痍满目的陪都,再次上船启运,开始了向着西南方向的旅行。蜀道难似上青天。重庆以上的水运诸多不顺。有时水位过低,大船只得搁浅,将东西卸下后装到平底木船上,靠纤夫逆水拽行。人们日夜兼程,不敢稍有疏忽怠慢。后来连平底木船也寸步难行。在与重庆和成都鼎足的宜宾,不得已卸下九千三百六十九个箱子,堆放数月。此间,看守无一日安宁。待那志良转回找到他们,才一起到了乐山。数千辆马车在泥泞中辗转蹉跎,兵荒马乱,一路颠簸,文物居然无一件损伤!此后,这批箱子竟在乐山寺院中一直安放到战争结束。   虎口脱险 火海余生   吴玉璋负责运送第三批文物。这7229个箱子的境遇最是不堪回首。1937年12月8日,国宝装上火车,在一片恐惧的炸弹轰隆声中离开了南京站。仅隔一周,日寇进占南京,烧杀抢掠,作恶达一月之久。城中半数生命财产处于铁蹄蹂躏之下,死亡人数究竟有几十万,终无人确晓。所幸的是,那批箱子已经抢运出城,直驰西北方向。   火车风驰电掣,沿路各站不停,唯恐出现意外。但在枢纽站徐州添水加煤之际,遭遇十余架日军轰炸机突袭,专列仓猝启动,刚出站区,身后的月台及铁路线即被掩埋在一片火海之中。   次日,一行赶到郑州编组站方才放心停下。吴玉璋下车到远处大楼去找站长联系接驳。不料,轰炸声又骤然四起,待他吁吁跑回,有几列机车已经在熊熊燃烧,无法辨认哪辆是专车了。他目瞪口呆地在烟尘中战栗,踉踉跄跄地在轨道间奔走,无论发现什么,便是一阵疯狂呼喊,对横飞的弹片与灼炽的火焰全然不顾。最后,他终于得知,国宝安然无恙。救星原来是守站的大兵,他们看见车上封条的大印,凭经验猜想到此车的重要,加上电话报警系统和了望哨的通知,已在敌机迫近之前把专列及时从站台拖到了安全地带。   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陕西宝鸡,奉命专程前来支援的那志良已恭候多时。这里仅有几座寺庙尚可暂放箱子,无法安身立命,很快又有行令传到,命队伍准备开赴陕南汉中,再去四川成都。此程的图标直线距离为500公里。   直线距离并不能直线飞行。从宝鸡到汉中须要翻越秦岭,其山口隘道常是海拔3000米,道路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时而泥泞,时而积雪,还有雪崩滑坡。吴玉璋和那志良好不容易找到了十几辆型军用卡车,每辆只能装二十多个箱子。他们从1938年2月至4月间,不知有多少次在寒冷与紧张之中往来跋涉。有一次,军队需调用卡车,箱子只好半途卸下。他们在路边等了整整一个星期,卡车才姗姗而回。   从汉中到成都的公路当时尚无正式名称,养路工寥寥无几,道路养护聊胜于无。为渡过湍急的河流,他们只好把物品先从卡车上小心卸下,再将空车逐辆推上浮排,逆流拉纤,迂回而上。有时不得不自己动手捆扎木排或修理加固浮桥。但一路上无人抱怨,当最后一批箱子运出不几天,日军飞机旋即轰炸汉中,那座曾用作国宝库房的寺庙已经化成一堆瓦砾。   待最后一批卡车从汉中到达成都附近时,已经耗用了近一年时间。在成都,既没有山洞,也没有坚固的建筑物可存放这批箱子。人们只好在筋疲力尽之际重踏征程,目标是遐迩闻名的峨眉山,将山脚小镇的庙宇权当栖身避难之所。峨眉,位于乐山北部,距成都仅二百公里,但须涉越四条大河。路上一番栉风沐雨,含辛如苦,自不待言。1939年7月,有离开南京18个月之后,吴玉璋与那志良负责运送的两批箱子才相聚,并在此熬到停战之日。   漫漫六年,这些信仰不尽相同的人在与世隔绝的“佛山净土”中,日夜守护着国宝。他们坚持通风保养,也坚持对文物加以考证研究。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的新闻传来,人们含着热泪打点行装,准备重返北京。   宁城不宁 北平不平   首先,须将全部箱子集中到重庆,还要再过大河,重下长江。与前相比,只不过减免了日机轰炸和仓惶逃难的心境,其余的难题依然如故。全部国宝归齐南京之时,已是1947年12月间。   一切物品完好无缺,无一件瓷器破碎,无一幅字画损伤,无一箱珍宝被盗。这多归功于博物馆管理人员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还有那些芸芸苦力、铁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世的见证人有言为志:“只有箱中的国宝可以垂证他们为其真心献身的价值。”   回到1947年末的南京故地,原博物馆的建筑已破败不堪,有一层顶棚漏雨,另三层的通风管道已被拆除,风扇全部毁坏,墙壁洞开,不幸中也有万幸,人们居然意外发现了十年前日军进逼时,他们被迫弃下的三千个箱子。   但此时何以重返北京?自1948年,宁城不宁,北平不平,蒋介石在北方各省又同共产党打起内战。一九四八年来,共产党占领了满洲,包围了华北几个大城市,进而攻克了通往南京的最后要冲徐州。长江北岸的富庶地带活跃着游击队。北京回不去,南京呆不成。1948年11月,博物馆首脑奉命把最珍贵的国宝运往台湾。首批坦克登陆艇由炮舰护航,12月22日起锚,驶往台湾最北端的基隆。次年元月6日,发出一艘商船。另一艘商船同月29日启航。这时,共产党兵临城下,不能再指望发第四只船了。   在基隆,三艘船共卸下4200箱艺术珍品、文物古籍和宫廷册档。其中近四分之三(2972箱)皆属精选的皇家收藏。   隔海相思 此怨绵绵   海峡彼岸的人民中国很难再征集回收国民党15年逃难当中遗散于京、沪、宁的各种无价之宝。从五十代初起,大陆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从香港收购了许多古代字画珍玩,放回博物院原来的位置,作为专门收藏品。他们辛勤的考古学家也陆续有不寻常的发现。但是,大陆何尝不知,中国最杰出的绘画和瓷器都还幽居在台,怎不令人隔海相思,此怨绵绵。   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八十四岁的蒋复璁教授去年曾对记者仰天感慨道:“有朝一日,这些文物必将悉数重返大陆。”重返的方式姑且不议,海峡两岸的同行对此言都坚信不疑。这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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