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座位 　　同事某先生近来有乔迁之喜，终于离开低矮破败的木板阁楼，搬进了一套颇为可观的二居室里。新居的最大缺点是地址偏僻，几乎到了郊区边缘。好在上下班都有通勤车准时接送，这点距离也就不在话下了。 　　他第一次享受由单位提供的、只限于本单位“上班族”的这种服务，就感到了一种小小的尴尬。那天，他带着儿子踏上车，随便拣了一个空座位，理所当然，甚至是理直气壮地坐下了。乘客们陆续上车，彼此打着招呼，在各自的座位上安然落座，使某先生们颇感惊讶。他有一种进入电影院、人们井然有序对号入座的感觉。我们这个单位，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就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小小帝国，同坐这辆通勤车的人们，虽然隶属于不同的部门，彼此仍然应该称为同事。临开车时，上来了一位年岁稍长些、 资历略深些的同事，他走到第一次坐通勤车的某先生面前，要求他让出这个座位。他的口气不仅有理所当然的味道，而且充满着理直气壮感。某先生素来为人热情、谦和，时常在公共汽车上主动将自己的座位让给孕妇、老年人和残疾者。当他第一次乘坐本单位的勇勤车时，却被自己的一位同事在众目睽睽之下撵出了座位。车上的人们对这小小的一幕保持着有礼貌的缄默，他们知道，那个声称对这个座位拥有优先权的乘客，实际上是在维持这个车厢里业已形成的一种乘车秩序，而这种秩序对新来的人是永远也没有好处的。 　　事实上，这辆通勤车上的所有座位都已经被分配完毕。拥有座位的人，无论上车的时间有多晚，他都可以安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不拥有座位的人，即使他第一个上车，他也只能站着，从起点站到终点，或者从终点站到起点。只有当拥有座位的人最终没有上车时，不拥有座位的人才可以偶尔坐一坐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空着的位置。 　　某先生在无意之中侵占了他人的座位，这无疑是一次小小的冒犯；他当众被人撵开，这种尴尬也类似于忍受了一次微不足道的凌辱，至少是嘲弄。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那个该死的座位。可是，这种座位的分配，既不是单位领导的行政指令，也不是汽车司机的有意安排，完全是乘客们的自发行动。它一旦分配完毕，就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的制度，决不容许被轻易地改变。而参与这种分配的、并且已获得了座位的人，在他们一踏上通勤车时就立刻会形成一个整体，彼此结成了利益攸关的同志关系。这种状况维持下来，像某先生这样的后来者，退休之前就不用想在那辆通勤车上拥有一个座位了，除非在拥有座位的人中，有人先于某先生退休，空出了这个座位，同时还必须在等待这个空位的人中，没有谁比某先生更具享受那个座位的诸种条件。 　　某先生对我讲起这件小事时，我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第五大特征来和他开玩笑。我说：“就像世界领土已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那辆通勤车上的座位也已经被瓜分完毕 !”某先生听了，不免大笑几声。我知道，在这辆通勤车上，他有权拥有的那个位置早已被捷足先登的人们先行占领，并且永久占有。 　　开车铃响了，坐在座位上的人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改革开放，对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滞重的社会惰性深表忧虑。就在这种忧虑中，通勤车将每个人卸在了家门前，只将座位留在了车上。 　　纸板 　　我被同事们看作是离经叛道的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在整齐划一的办公室的木隔板上，我无端地增加了一块纸板，比我的左邻右舍高出了大约20厘米。这种增加纯然是一种个人行为，因为并没有得到有关上级部门，尤其是专门为我们设计、安装这种千篇一律的隔板的房产部门的授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擅自增高这块纸板，是一种非法行为。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有充足的理由被办公室的同事们视为异端。尽管我处心积虑，选择了一个夜晚来实施这一“阴谋”，并央求油漆匠将纸板漆成了和隔板一致的颜色，以防它过于显眼，但第二天同事们上班时，还是发现了它的存在。他们一致抗议，理由是在这间巨大的、大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这块20厘米高的纸板打破了整个“大厅”的协调与统一。为此，每个人的利益似乎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损害，在感情上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伤害，因为这20厘米高的纸板，体现了一种独特性，一种个性，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一种对周围环境的蓄意的不协调，一种对整体的破坏，一种骨子里的自私，一种对于秩序的蔑视和背叛。 　　单位里一位新提拔的处级干部，一大早巡视办公室，立刻发现了这一变异。尽管他并不在这间办公室里工作，这里发生的这点变化，也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还是以长辈的身份，对我的幼稚举措表示了不满和担忧。他规劝我说：“年轻人，不要标新立异，更不要别出心裁，这样是要吃大亏的，你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与众不同的人从来就没有过太好的下场，何况众怒难犯呢!”我当然听得出他话语中慈父般的警策与威胁，但我死心塌地地认为，擅自增加这一块20厘米的纸板，想必不至于触犯刑律，更不会祸国殃民，对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事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不利。 　　同事某先生的反应，却没有这样温良恭俭让。他坚决地认为，我这块纸板有碍观瞻，是难以容忍的一种存在。后来，见我一意孤行，毫无悬崖勒马、幡然悔悟的意图，某先生差一点勃然大怒，竟然要越过“边界”，强行将我的纸板拆除。 　　匪夷所思的是，这位先生非但不是我的宿敌，而且可以算作是我的朋友。作为同事，我们之间友好地合作过多年。他爱书、饱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尤有偏好，为人热情，有名士风度，甚至很有才华，这些都极为我所称道，他对我也时常以朋友视之。他真正不能容忍的，只是我的木隔板上平白无故高出20厘米的那块纸板。尽管那块纸板离他的座位很远，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他还是认为，这块纸板的存在是很霸道的，因为它打乱了办公室里完全一模一样的格局，某种整齐划一的形式受到了人为的破坏。 　　在以后的若干天里，到办公室来串门的别部门的人，发现这块纸板后都不免要议论几句，没有一个人对我的行为表示赞成。我开始反省自己：我真的错了吗?或者我做得太过分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块起初被视作眼中钉的纸板，渐渐地在同事们眼中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事实证明，“它影响了办公室的观瞻”这一理论，显然被同事们无意间夸大了，因为在一间100平方米的大厅里，一块20厘米高的纸板所产生的美学破坏力，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我设立的这块纸板，不过是一个试验品，通过它，看看社会的群体怎样被个体冒犯，并且，这种冒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大家都默许了那块纸板的存在，它就变得似乎并不存在了，我决定，当着众人，主动将它拆掉。没有谁对我的类似于赎罪的行为表示赞赏。他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块纸板，尽管当初曾那样激烈地反对过它。我又回到了一团和气的同事们中间，像一个知错能改的、被宽恕了的异端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