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走近王春英 　　第一次见面，在宜川县医院宿舍院。王春英很冷漠，让我坐下，自己却站着，好像随时等我出去。她双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说吧，还谈什么？该说的早说过了。别再采访我，我都烦了。你们出书上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还在这儿呆着？” 　　传说中的黄河船工二缠子─周延才，站在她身后，中山装敝着怀，花白的平头，一手叉在腰里，很有男子气。 　　“去吧，去吧，”他说，“跟北京老乡聊聊，人家老远来的。” 　　王春英没再说什么，就顺从地跟我走了。 　　在县招待所，她低着头说：“我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那时太苦，谁对我好，就跟谁了，没想以后，更没想怎么带他这几个孩子，现在我就想回去，实在办不回去，退休也要回北京去！” 　　“当初不是他救了你？”我问。 　　“瞎扯，哪有这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她扬起头，非常生气。 　　王春英的父亲曾是我国一个大水电站的党委书记，父母很早就参加革命，她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家里有保姆。现在父亲有病，也是住北京的高干病房。 　　王春英自己生的儿子，已经转回北京。她最担心的，是她这个上高中的女儿。“不能让她像我一样，她应该在北京上大学。在这儿，没前途，没发展。” 　　我提出去她原来插队的村里看看，她不想去。 　　“娃家里穷，脏得很，还会有虱子，你不怕？” 　　经再三恳求，她勉强答应，一再叮嘱：“咱们可说好，我不在那住，要住，你自己住。” 　　在新市河地段卫生院，王春英要求停车。她拉我到路边。 　　“你看，这儿我也呆过。那时我们吃完饭就坐在这儿，看路上的汽车，脚下的云岩河能一直流到黄河去，水可清，可凉，夜里睡觉，能听见它哗哗的声音。”“你看这石桌，中午在上面睡觉，凉凉的，可舒服。”“你看那边，当初我家掌柜的在那接的我，他牵着小毛驴，驴背上驮着我们的箱子。”说着她脸上有了笑意。 　　耀眼的阳光下，王春英好像换了一个人。 　　“28年了，你说话怎么还是北京口音？”我问。 　　“没变吗？”她乐了，“一回北京，我妈老嫌我说话土，我只好板着点，不过也老忘。” 　　果然，在阁楼乡，一碰上满身是土的乡亲，她又是陕北腔儿了。人们都跟王春英打招呼，让她到家里去坐，她也动不动就掀帘进去。 　　“那时我家有电视，别人都来看。土哈哈的农民，还带着孩子，进屋就脱鞋上床，有时孩子就尿在屋里地上。我给他们倒水，准备吃的，我们关系都可好，没有什么‘北京人’，也没有谁看不起谁。要是在北京，能有这感情？”说着她白了我一眼。 　　北京17年，陕北28年，王春英的心，究竟离哪边近呢？ 　　王春英呆过的依锦村，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山村，至今没有通电，每周定期放水，5毛钱一汽油桶。农民有买不起的，就赶着瘦弱的小毛驴，走几里山路驮水。 　　王春英领我走进一扇破门，“这是三娃家，我原来就住在这儿。” 　　窑洞很深，空空荡荡，足有5米长的炕上，摞着黑乎乎的被子，地上一个破柜和几口盛水的大缸。 　　一进窑洞，王春英长舒了一口气：“可到家了。”说着一偏腿，坐在炕沿上，顺后拿起一条脏毛巾，掸衣服。她把路上买的馒头拿出来和儿媳妇商量晚饭吃什么。 　　三媳妇望着婆婆怯生生地说：“家里除了面，啥也没有了。” 　　王春英四处看看，“这是我老同学，不挑什么，就弄点山芋，再做上点面吧。” 　　王春英带我去村民刘堂家，走在村里的小路上，王春英拖着两腿，低着头，说话再没有一点底气。 　　“你累了？”我问。 　　“不是累，”她叹口气，“我是不想走这路。一走，好像又回来了，又是这儿的人了，过去的事像放电影一样。真的，不是我不想回来，我不能跟几个娃在一起，看到他们，我就发愁，心里就难过，你说，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哪？” 　　就在这里，王春英生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怀儿子时，她怕人看出来，就用带子把肚子勒紧。生产时，她躺在炕上，任接生婆的脏手胡乱动作。她连哭带叫，头往墙上直撞。 　　第二个是女儿，她自己接生。那时没有酒精，她就用白酒把剪子擦干净，自己忍着疼把女儿生了下来。 　　她不愿在人前流泪，当初所有的人都劝过她。连要好的同学也不赞成她和当地农民结婚，认为她给北京人丢脸。 　　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回北京了。她站在窑洞前远远望着，走一个哭一场。路是她自己选的，她说她认了。 　　黄河边的爱 　　在县城，我问王春英：“你当初爱周延才吗？” 　　“那叫爱呀？公社五花大绑把他绑走了，说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候，这个罪名要判十几年刑！我去找人，公社说，你们办结婚证就没事了！我说，那就办吧。他婆姨死了以后，我老去他家帮忙，弄得人家都以为有什么事，我不想连累别人。” 　　在黄河边，她的感觉不一样了。王春英指着黄河大声说：“你看，我家掌柜的原来就在这儿扳船，我常从那儿下水，游到对面上岸。他船板得可好，水性也好，每天能挣10分，是最高的！”口气像在谈一个英雄。“他人长得精神，一站船上，可帅气。他在前面扳船，我就跟在后面游。他那时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周延才说：“有些人对这事太不理解，说是我救了王春英她才嫁给我，其实哪有这事？她和同学在黄河游泳，是挺危险的，不过我没救过她，她水性比别人都好，从小在北京就游，还用我救？” 　　“那是1971年的农历六月十八，天黑太太（特别黑），我被绑到公社……” 　　那天半夜，王春英风风火火走了几十里山路，也追到公社。 　　第二天，公社干部规定，不许王春英跟周延才随便接触。聪明的王春英写了个纸条，藏在馒头下面，众目睽睽之下，她满院子找周延才，见到就大声喊：“二缠子，还没吃饭呀？”说着，馒头已悄悄交到周延才手里。纸条上，她把公社干部怎么问的，她又是怎么回答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了周延才。 　　周延才踏实了。但是，当周延才看到王春英背着挎包回村时，又突然胆战心惊起来，他怕村里知青给王春英做工作，怕王春英在另一个村插队的弟弟说姐姐，怕她反悔。 　　“只要王春英一反悔，我就完了。不判刑才怪呢！我当时，唉呀！那个心情，怕死了，就好像有人拿杯茶，泼到我脸上，眼泪一下流出来。” 　　他赶快向别人要了一张麻纸，给王春英写信。写他们相爱的过程，写现在的难处。在落款处，他写上——“难中的二缠子”。 　　王春英看着周延才的信，眼泪滴到纸上。想都没想，又跟着捎信的人回到公社。 　　王春英找书记，找公社干部。没过多长时间，司法员就把周延才叫过去：“二缠子，谈恋爱什么人也挡不住，你的缺点是谈得太晚。”就这样，他们总算一块儿离开了公社。 　　路上，周延才对王春英说：“春英，我跟你说个事，我在公社这3天，风声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了，一路这几个小时，每过一个村，咱俩走近点。” 　　那时正是上午，每过一个村，就能碰上许多地里干活的人，看到他俩肩并肩地走，都招呼一声：“二缠子，回来啦！”周延才就高兴地喊：“回来啦！” 　　回村的那天晚上，村里正好放电影。周延才浑身上下洗了个遍，换上一件还没上过身的白背心，拉上王春英往300瓦的大灯泡底下一站，村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俩。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王春英的弟弟来了。 　　周延才被抓到公社的事，王春英的父母知道了，他们马上叫她弟弟回陕北，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把春英叫回来。只要一回北京，事情就好办了。 　　那天中午，周延才正在做饭，面都揉好了，王春英在坡上叫他：“二缠子，我跟你告别来了，我回北京了。” 　　“春英，你这一走，可能咱俩就永远见不着面了。” 　　“你放心，我一个星期写一封信来，一直坚持下去。” 　　“春英，你这一走，再也不要给我写一个字，过三年五年，我就把你忘了。你要写字，我就难受了。” 　　就这样，王春英坐着不动，周延才也不动。他们呆一会儿，说一两句话；再呆一会儿，再说一两句。“她哭，我也哭。那眼泪呀，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多。” 　　最后，这一对恋人，哭作一团，紧紧抱在一起。 　　王春英没有走。 　　北京：无话可说 　　山峦之间，那条世界著名的黄河，在我们脚下，浊浪翻滚，轰然作响。当年，王春英和周延才就是从这里下水，背着孩子，游过黄河的。他们回北京去见父母。 　　为省路费，他们先游到黄河对面，再走几十里山路，在山西的临汾上火车。孩子在父亲背上，让水呛得直哭。周延才边游边说“回去以后，要是你妈看不起我，我就走！” 　　他们千辛万苦回到北京，没呆几天就回来了。 　　“家里虽然烧了好多菜，就是没话。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有，那滋味，真够难受的。” 　　为了让女儿回来，家里电报打过─“父病危速归”，女儿没有回来。儿子人都去了，女儿还是没有回来。当初女儿结婚，公社没有家长的信，不给开结婚证，但家里在万般无奈下，还是写了。 　　周延才说“给她家里那信，是我和王春英商量着写的。大概意思是，爸爸妈妈，我大了，我理解父母对儿女的心情，但我喜欢黄土高原，更喜欢这个人。后面还说了许多气话。 　　”结果这一气之下，她爸真把信写来了。信是有毛笔写的，写给公社书记，大概意思是，我的孩子王春英在你处插队落户。孩子来信说，她要和周延才结婚，请公社考虑，如没有什么问题，孩子大了，家里就听组织的。孩子的事由孩子自己决定。另外，他们还给王春英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天下做父母的，没有不疼爱儿女的，我们写信让你回来，你不回来。你的终身大事，怎么也该回来和家里商量一下，当父母的连知道一下都不应该吗？你的事情，就由你自己做主吧。“ 　　如今，死活留住女儿的人就坐在面前，还说什么呢？ 　　王春英的母亲来信，从来不提周延才。王春英的弟弟妹妹，也从不叫姐夫。王春英的弟弟说，如果我再进你家门，就倒着走路。即便他回到宜川，也决不来看姐姐。 　　王春英现在给家里写信，不知道写什么，没话说。父母有什么事都是儿子转告她。父母在北京住着一套三居室。王春英的儿子回北京了，却不在姥姥姥爷那儿住，而是自己每月花200元，在外面租房子。 　　王春英说：“我有时心里特别扭，结婚这么多年，儿子都这么大了，他们怎么还转不过弯来？儿子懂事，他跟我说：‘妈，以后你回来，就住我这儿吧。’”说到这儿，她伤心极了。 　　“每次回去，开始两三天还行，三四天以后，家里人脸色就不好看了。楼上楼下的，看我们也老像是外人，只好呆几天就回来。” 　　王春英说着突然转头看我，“其实，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苦恼，陕北人有陕北人的欢乐，谁也代替不了谁！” 　　陕北：去留两茫茫 　　“你回北京，你家掌柜的愿意么？”我问王春英。 　　“他说我先和小女子回去，他退休再回去，他现在在医院烧水，到北京，他可以给人烧锅炉看大门。” 　　“王春英如回北京，我决不拦着。”周延才肯定地说。“你知道，我们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我们流了多少眼泪哪！说实在的，我这一大家子，孩子都算上，王春英占第一位。我会永远对她好。” 　　“她回北京这事，我考虑过，在宜川，人都尊重你，可到了北京，你算个啥？谁把你往眼里瞧？她老说那里有儿子。可到时儿子结婚了，你又挣不着钱，还得看儿媳妇的脸。如果有正式工作就会有退休金，我们自己就能生活下去，管他看得起看不起！” 　　“所以，我的意见是，第一，她回北京，只有户口，没有工作，我不同意！有户口还有工作，我这边退了休就过去。第二，我们回去没有房子恐怕也过不下去，自己租房子或者买房子哪负担得起？第三，孩子的上学问题，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周延才的口气不容置疑，听下来，他的这些条件真不易实现。 　　晚上，王春英找来几个在当地结婚的北京知青和我见面。招待所对面的小饭馆里，我买了几听饮料、几袋瓜子招待他们。 　　临分手，我送他们出来。其中一个，又悄悄返回小饭馆，她用塑料袋把桌上吃剩的瓜子收起来，见我看她，有些不好意思：“还不少呢，带回去，给娃吃。” 　　回到招待所，我向同室的一位延安女干部讲起这些。她冷静地笑了：“你别同情他们。这些人，到现在这一步，有社会原因，也有他们个人原因。你不信？别说在北京，就是在延安，他们也混不好。他们老躺在北京人身份上睡觉哪成？心理永远不会平衡！人嘛，到哪说哪，北京人怎么了？当初全国人都在受难，北京人就不该受？现在，全国人都搞改革，你北京人就该吃大锅饭？当然，王春英例外。” 　　在我之前，北京来的人，曾经大包大揽，答应帮王春英的忙，把她调回去，但最终她失望了。这次她也问我，你能不能帮忙？我回答说“够呛。”在陕北宜川，所到之处，人们听说我从北京来，几乎都要和我谈起她。人们讲那个黄河船工怎样救了她，她又怎样以身相许，嫁给了他；人们讲她对黄河船工的四个儿子如何好；讲她吃苦耐劳，忍辱负重…… 　　——王春英，北京人，陕西宜川县医院护士，45岁，6个儿女的母亲，6个孙子孙女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