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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1963—1965） 　　经过数万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终于推进到决战阶段。1962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干部参加的15人专门委员会，同时，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九院领导，率领在北京的大批科技人员来到位于青海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原子弹的组装与试验。这里平均海拔3200多米，年平均温度为-0.4℃，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年近花甲，又患有高血压等病症，在那种环境里呼吸困难，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是他们仍日日夜夜同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为了制造中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与此同时，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原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三兵团的参谋长（司令员是陈赓）。1962年底，总参谋部在这里成立了核试验研究所，任命张超为所长，程开甲为副所长。核试验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爆取得成功，并测得所需的数据。程开甲建议采取地面爆炸较为妥当。根据他的建议，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 　　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筋水泥工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由于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而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仪器可和，因此，如何测量这些效应及研制相应的仪器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担负此重任的是王淦昌的研究生和助手唐孝威。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首次核爆炸的关键数据无一遗漏地全部测到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秘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辆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的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上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试验的零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的人员都撤离到距铁塔几十公里远的地方。一线指挥所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任指挥，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到塔下，再乘升降机上到顶端，把原子弹的心脏——XY小球（即点火中子源）接插上。10时整，张蕴钰和李觉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的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这时，程开甲是权威，他指出：1.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的数据推算，爆炸的当量约是几万吨TNT炸药爆炸的水平，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2.爆心处核污染严重，普通爆炸是不可能产生核污染的。几小时后，最早进入到爆心处（即铁塔）的防化兵的报告，有力地证明了程开甲的结论。防化兵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的、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融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新的高度（1965—1967） 　　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全球性影响还没有散去，中国人又在向新的高度迈进了： 　　1967年6月17日，在距首次原子弹试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就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走了7年，苏联走了4年，英国走了将近5年，法国走了8年之多，而中国只走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标志着中国的原子科学家的水平已居世界前列。 　　早在原子弹研制工作紧张进行着的时候，氢弹的理论研究已经开始了。60年代初，在原子能研究所里就成立了一个由彭桓武的大弟子黄祖洽领导的“轻核理论小组”，来承担氢弹的预研工作。不久，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过来和他们合在一起。于敏在5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理论研究，并在短短几年里崭露头角。钱三强评价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工作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物理研究中不断出成果的时候，领导上点名调他去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二话没说，一头扎进这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中一干就是30多年。 　　在九院的安排下，1965年8月于敏带领一支队伍奔赴在上海的华东计算所，利用那里的一台大型计算机经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过3个月苦战，他们拿出了站得住脚跟的氢弹设计方案。通开过各方面的论证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底批准了这个 　　氢弹研制方案。 　　正当氢弹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的当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浩劫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带来一场灾难，黄祖洽在事后回忆道：“我们这些人必须在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同时，去做自己的研究。虽然大多数群众都还通情达理，没有过分 为难我们这些‘业务干部’，但总要费去不少时间，分散不少注意力。”“1969年，‘文革’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研究所中也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我也在刚刚领导完成了一种型号的氢弹设计，把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后，就被送到河南上蔡县一个‘五七干校’去‘学习’，实际上是去劳动改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秀品质，在这些氢弹研制者身上充分地得以体现。 　　中国人的原子弹 　　1959年6月苏联单独撕毁协定之后，美、英、法、苏4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自己摸索着研制原子弹。西方国家和西方科学家在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突然意识到中国拥有很杰出的原子科学家群体，这大大改变了他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中国科技很落后。 　　杨振宁在悼念挚友邓稼先的文章里谈到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后，就有谣言说一个名叫寒春（原名Joan Hinton）的美国女研究生曾参与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此人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参与了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71年8月，杨振宁回到阔别22年的祖国访问，在北京他见到了邓稼先就问他，有没有一个叫寒春的美国研究生参加过中国的原子弹工程?邓稼先回答说他去查一下再告诉杨振宁。事后，邓马上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你可以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邓稼先激动不已，马上写了一封信托民航带到上海交给正在上海访问的杨振宁。杨振宁看到这封信后，感情激荡，热泪盈眶。事后他追忆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挚友而感到骄傲?似乎二者兼而有之。 　　80年代以来，杨振宁教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他对中国科技崛起的看法，他认为21世纪中国 科技发展将是绝对乐观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有优秀人才。中国有句古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能在极短时间内发展起自己的核武器，除了这批科学精英之外，还有一批培养出这些人才的教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一下中国物理教学的无驱——叶企孙教授。中国第一代及第二代的原子科学家中，大部分毕业于清华大学及抗战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或是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当过教师的。这些“清华籍”人士或多或少地受教于叶企孙教授，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他领导过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过五六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中是最突出的。教育的力量与教育的重要性，在此一览无遗。今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强劲的实力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关口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种树人”。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尽管这些著名的学者们无意向世人炫耀他们的丰功伟绩，但道义昭示我们：应该为他们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