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翻开人类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有自己的一段独特而有趣的缘起：生活中一件偶然的小事，一个随便说说的笑话或朋友讲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故事等，都可能成为引发一部传世名作创作的最初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作家所以能成其为作家，就在于他们善于捕捉生活所赐予的那种稍纵即逝的灵感。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据作者日记记载，乃是由一棵人们熟视无睹的鞑靼花触发的： 　　189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列夫·托尔斯泰散步回家，“穿过一片刚刚犁过的黑土田地。一眼望去，除了黑土以外，什么也没有，连一根绿草也看不到。可是在灰土飞扬的灰秃秃的路旁，却长着一棵鞑靼花（牛蒡）。这棵花有三条幼枝，一条已经断了，断枝头上挂着一朵沾了泥的小白花；另一条也折断了，上面沾满了污泥，黑色的残枝显得垂头丧气，十分肮脏；第三条幼枝向旁边直伸出去，虽然也因为蒙上灰尘而黑了，但还活着，中间部分还是红红的。”这使他想起了哈泽·穆拉特。他真想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因为“在这一片田野上，只有它把生命坚持到最后，不管怎样总算坚持下来。” 　　一朵在别人毫不经意的小花，在托尔斯泰眼里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促使他由此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灵感的这种引发力，正如契诃夫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那么后来在什么地方散步，例如在雅加达的岸边，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咔的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 　　雪莱的历史名剧《钦契一家》的创作则是由一幅画引起的。雪莱曾看到贝特丽采被囚禁在狱中时艺术家基多为她画的一幅画像。她那庄严而忧郁的神情给雪莱留下深深的印象。他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查阅了有关贝特丽采的历史档案资料，并从这个家庭悲剧的史料中，发现了包含其中的社会意义。一部名剧便随之诞生了。 　　据说，艾捷尔·伏尼契的名著《牛虻》创作的最初动因也是来自一幅画——她年轻时在卢浮宫里见到的，画面上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青年倚墙而立，他双唇紧闭，表情略显忧郁。她在写作《牛虻》时，还把这幅肖像画的复制品挂在床头。 　　果戈理的好几部名作都是从朋友讲的故事中产生的。他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都是在普希金的启发下写出的。 　　果戈理曾坦率地写信给普希金：“劳驾给个情节吧，随便什么可笑的或者不可笑的，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笑话就行。” 　　果戈理的小说《外套》则是在和朋友的笑谈中，听到彼得堡官场上的一个小公务员失落猎枪的笑话以后触发创作灵感而写出的。因为他自己也做过小公务员，有这方面的生活阅历。 　　苏联作家富曼诺夫在《〈夏伯阳〉和〈叛乱〉的写作经过》中曾谈到他是怎样开始写作《夏伯阳》的：他一边散步，一边“杂七杂八地想着，想着，突然一部中篇小说在我的脑子里变得明朗了……这就是我的《夏伯阳》”。 　　这种突如其来的灵感有时还会使作者处于一种亢奋的最佳创作状态，使其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强烈的创作冲动。郭沫若在五四时代创作新诗时，就常处于这种“差不多发狂了”的创作状态中。他在《我的作诗经过》一文里记述道： 　　《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国八年学校刚放好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是有点发狂，然而当时却着实是感受到迫切。在那样的状态中受着迫切。在那样的状态中受着诗的推荡、鼓舞，终于见到了她的完成，便连忙跑回寓所把她写在纸上，自已觉得就好像真是新生了一样……” 　　狄更斯的名作《双城记》的创作灵感则是在演剧时获得的。他在《双城记》初版原序（1859年）中谈到《双城记》的创作时说：“我最初想到这故事的主要意思，是我正在跟我的儿女们和朋友们表演威尔奇·柯林斯〔1824~1889年，英国小说家〕先生的剧本《冻结的大海》之时。我当时被一个强烈的欲望抓住了。要想亲自赋予形体，我就在我的想象中探索着要将它表现给一个特别留意、特别关切的细心观者赏鉴所必需的心理状态。”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普希金总是花很长时间思考他作品的提纲，当一种已诞生的创作思想还没有在他的脑子里成熟，给自己找到和谐而完整的发展的时候，有时就得一连等上好几年。”“普希金有时要拖上一个很长时间才轮到灵感把这些材料迅速变为明朗而有力的艺术作品”。 　　关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故事来源，作者生前在用D·格吕福·帕珀拉署名写给意大利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会使读者奇怪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小说。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是1826年在兰纳附近确实发生的一件事情。男主人公当过他第一个情妇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们爱得很深，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后来，私情败露了，两人只得分手了事。但她时时想念着他。后来，她所写的一封信阻碍了他和第二个情妇——一个非常有钱的小姐——结婚。因此，他对第一个情妇借机报复，开了两枪。嗣后，他在兰纳城被判处死刑。司汤达先生一点也没有臆造”这封信告诉我们，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成熟的作品《红与黑》，也不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当时实有其事的一个刑事案件引起的。 　　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达夫·福楼拜，他的代表作品《包法利夫人》的情节也是来自一宗曾轰动一时的案件，而且是作者的朋友布耶和杜冈所提供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848年，法国鲁昂附近有一位乡村医生，名叫德拉马尔，是作家福楼拜父亲的一个学生。他在瑞镇这个乡村小镇上开业行医，娶了一个年轻漂亮、富于浪漫主义的妻子古杜瑞耶。她嗜好小说，追求精神刺激，生活浮华，想入非非。最后，爱情上受到挫折，经济上债台高筑，走投无路，她被迫服毒自杀，身后留下一个女儿。过了不久，她的丈夫德拉马尔也自杀了。 　　福楼拜的小说虽然是由朋友偶然地讲述给他的一个案件引发创作灵感的，但却不是完全照搬生活，而是给这普通的家庭悲剧注入社会内容，使之具有典型意义，写成一部揭露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庸俗、空虚、腐朽的现实主义杰作。 　　我国宋代的王安石有诗句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带有偶然性的灵感虽然可以成为一部作品的直接缘起，但在这种偶然性后面却又隐藏着必然的因素。正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正是在有着“长期积累”的作家那里，“偶然得之”的灵感的火花才能点燃一部伟大作品的奇光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