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教授名叫伊里奇，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个奇才。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南斯拉夫的权威，著作等身；在绘画界，他是现代画派的代表人物，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在音乐领域，他是艺术系音乐史的教授。但人无完人，伊里奇教授有着惊人才华的同时，又有着惊人的健忘症…… 　　1984年我在该大学文学系读研究生时，有他的一门“文学概论”课。由于入学手续的延误，开课一个多月后我才第一次去听教授的课。伊里奇教授几乎是踩着早8点的钟声准时步入教室。教授50几岁，上穿深红色圆领毛衣，下穿牛仔裤，人很精神，没有半点学究样。他看见了坐在第一排的我，“噢，新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你好，欢迎你来听我的课，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国家的?”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教授通报了姓名、国籍。 　　“啊 ，中国来的，那是一个创造智慧和文明的国家，我很崇敬她”。 　　“谢谢您，教授。” 　　“下面开始上课。”教授两手插进裤兜，一屁股坐在讲台的角上，然后开始一、二、三，a、b、c地讲了起来。没有教科书，没有教案，他就像一台计算机，所有内容都很有条理地从他的口中准确地“输出”。更令我吃惊的是，他讲课时凡是涉及到引语时，他竟能说出来自某书、某版本、出版年月，甚至页数。而这一切均是在他两手插兜、眼望窗外的潇洒中脱口而出的。第一课我就被这位教授征服了。 　　一个星期后我来上第二课。由于来晚了，第一排已没空位置，我坐在了最后一排。教授准时步入教室。他的眼光落在了最后一排的我身上：“噢，又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国家的?”我不好意思当众提醒教授我们已经认识了，只好站起来再次通报姓名、国籍。 　　“啊，中国来的，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度。” 　　第三次上课时，我刚进教室，一个南斯拉夫的同学就嚷嚷开了：“杨，你今天可别再换位置了，赶快老老实实坐在第一排，否则伊里奇教授又该认第三个外国学生了。”于是我坐在了第一排。教授进来后，看见了第一排的我，但这次没有说“噢，又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他开门见山地讲起了课，只是快下课时，教授忽然问：“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中国学生怎么没来?” 　　教授健忘的笑话在我们全校广为流传。据说，他年轻时，有一天晚上把儿子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散步，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同学，他和人家神聊起来。两个多小时后，他自己回了家，一进家门还问妻子：“咱们的儿子睡了吗?” 　　还有一次，他开自己的小汽车去100多里外的诺维萨特城，办完事后他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乘车回到了贝尔格莱德。第二天上班时才想起来小汽车忘在了诺维萨特。 　　教授虽然生活上拖拉，但讲课却很吸引人。他的授课方法很灵活，经常把下一课该讲的题目布置给几个学生，让这几个学生分别回去看书查资料备课，然后由这几个学生每人分章节讲课。其他同学则负责挑毛病。这种方法很妙，讲课的同学在备课时等于精学了一遍；听课的同学由于抱着挑毛病的心理，所以分外认真听，而且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有时争论起来就差“拳脚相加”了，最后再由教授“盖棺定论”。 　　伊里奇教授上课从不循规蹈矩，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有一次贝尔格莱德有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上课时，同学们吵吵嚷嚷都坐不住了，纷纷请求伊里奇取消这节课。教授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同学们，让我们来谈判吧!我先作一个假设，如果我取消今天的这节课，你们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去看球了，而我则要一人躲在办公室里听收音机转播，你们说这公平吗?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也买了今天的球票，但很不幸，我又把它弄丢了，所以今天我要你们陪我一起上课，除非……” 　　学生们立刻醒悟，噢噢地欢呼起来。一个男生“挺身而出”，掏出两张球票：“教授，这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我爸的，让老头儿自己在家听收音机吧，咱们一起去!”伊里奇接过球票，大家欢呼着朝门口涌去：“慢着!”教授伸手拦住我们“我得先看看这票是不是假的……” 　　期末考试到了。考试那天我们早早的就端坐在教室里等伊里奇教授。有个女生在胸前直划十字：“上帝保佑，最好伊里奇忘了今天有考试，现在正陪夫人逛自由市场呢。”她话音刚落，伊里奇就精神抖擞地走了进来。他看我们全都紧张兮兮，一副可怜样，便乐了：“同学们，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就是喜欢看你们现在的这个样子，一个个像温顺的小绵羊，真可爱。假如我有朝一日当了校长，我将规定每天都有考试!”教授话音刚落，下边便是一片涨潮般的“抗议声”。教授开心地乐了。 　　“安静，现在开始发考卷了。”教授打开黑皮包，翻腾了足有3分钟也没找到一张纸。学生们立刻幸灾乐祸起来。 　　“教授，太棒了，我们也最喜欢看您现在的这个样子!” 　　“教授，咱们谈判吧，取消考试，我这儿有球票。” 　　伊里奇教授抬头看了看大家：“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拿出纸笔来，我口述考题!” 　　填空、改错、小题、大题一共三四页纸的试题，教授竟全背了下来。一个男生对伊里奇说：“教授，您可别骗我们，没准儿您弄丢的试题比您口编的要容易呢!” 　　伊里奇背着手一字一句地说：“我口述的就是原来的试题，如果明天书面试题拿来与我口述的有差别，那这次考试我就都算你们优秀。” 　　当考试进行到一半时，教授的女儿急匆匆地推门进来：“爸爸，这是您忘在家中的试题。” 　　我们接到书面试题后，一对照，嘿，真神了，连标点符号都没错一个! 　　教授在生活中丢三忘四，但对治学却十分严谨。有一次教授组织了一次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并写了一篇《文学与音乐的平行研究》的论文。论文交上去不久，伊里奇教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杨，你的这篇论文我读过了。我知道你是搞外交的，但是我并不希望在你的论文中看到模棱两可的外交用语。既然你是在作学问，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我一看，教授的脸绷得紧紧的，手中拿的就像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封检举他的揭发信。 　　“你看看，你文中的许多引语全是‘中国古人云’，或者‘曾说过’。这怎么能行!一定要注明谁、什么时候、在哪本书里说过。这是学术论文，不是外交致辞!” 　　我向教授解释：“教授，我在学校图书馆里都查过了，有关中国音乐理论的书很少，一些引语实在找不到出处。” 　　“那你应该到国立图书馆去查。” 　　教授说干就干，拿起电话就问旁边坐着的一位秃了顶的老教授：“你记得国立图书馆的电话吗?” 　　那老教授想了想后，说出了一个号码：“338—825。”我一听愣了，这不是伊里奇家里的电话吗。由于伊里奇不坐班，有事我们便只能给他家打电话，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号码。那秃顶教授冲我一挤眼，我会意，没作声。只见伊里奇教授很认真地把这个电话记在了电话本上，然后开始拨机子：“喂，您好，哪一位?” 　　“我是伊里奇夫人。” 　　教授颇为不解：“咦，怎么回事，你大字不识一个，跑图书馆来干吗?”那秃顶教授和我一起大笑起来。伊里奇却并不恼火，只是嘿嘿地干笑两声。 　　打通图书馆的电话后，他得知那里也没有这方面的书。教授放下电话，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既然这样，你这篇论文不能用。”就这样，他一句话便把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的心血之作给“毙”了。 　　这事过了有一年。我都忘了。教授有一天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杨，去年我轻易地把你那篇论文给否定了，我一直觉得欠了你什么似的。实际上你那篇稿子写得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把那些不详的引语删去后也能用。但考虑到你当时刚刚开始治学，一定要对你严格，所以我就把那篇论文给撤了下来，下个月在尼什又有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参加吧!” 　　我一听下个月，忙说：“不行，时间太紧了，我根本来不及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 　　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来。 　　“这是你去年的那篇论文，我今年春天去美国讲学时，在图书馆里帮你把所有的引语都查到了，并根据找到的新材料又作了一些补充，你就拿这篇稿子去参加吧，我已替你报上了名。” 　　这次报告会上，我的论文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发言刚一结束，伊里奇教授就第一个站了起来为我鼓掌。学术会议三天就结束了，但给我印象最深地却是伊里奇教授又一次因健忘而演出的“节目”。 　　我们参加会议的学者都住在一个饭店里。早上去开会时，大家都把钥匙交给服务台。第一天会议结束后，我和伊里奇教授结伴而归。到了服务台，我报了自己的房间号，服务员便把我房间的钥匙交给了我。教授对我说：“你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刚刚走出几步，就听教授低声地对服务员说：“小姐，请问贝尔格莱德大学来的伊里奇教授住几号房间?”我忍不住乐了：我健忘的教授还真狡猾! 　　“805。”小姐回答。 　　“请把钥匙交给我。” 　　“这怎么能行，客人还没回来。” 　　“他让我在他的房间里等。” 　　“不行。” 　　教授小声地说：“我就是伊里奇!” 　　“先生，请您不要无理取闹!”小姐把脸背了过去，教授忙掏出身分证来“验明正身”。小姐百思不得其解地把钥匙交给了他。 　　1985年底，我们结束了伊里奇教授的课。这之后我便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忙着写硕士论文。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伊里奇教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刚从苏联回来，特意为我带回了一些我写论文所需的俄文资料，约我第二天早上8点去他办公室取。 　　第二天早上7点我就到了教授办公室的门前，8点一到，教授急匆匆地来了。 　　“杨，你是开车来的吧?快、快，我家里出了点事儿，快拉我回去。” 　　我们驱车直奔教授的家，在离他住的楼还有100多米远时，教授一声令下：“停下!”车刚停稳教授就冲了出去，直奔路边的一个铁垃圾箱，弯腰从里边拎出了他的黑皮包，拍了拍上面的尘土，又钻进了车里。 　　“杨，你的材料全在这包里呢。” 　　“那您干吗给‘寄存’到垃圾箱里?”我笑着问他。 　　“咳，别提了，我平常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都是左手拎皮包，右手拎垃圾袋，今天早上一忙给弄拧了，拿垃圾袋的那只右手拎了皮包，结果到了垃圾箱前就把皮包给扔进去了，而垃圾袋却一直拎到学校大门口……” 　　国外禁烟 　　禁烟在国外，也是个有趣的话题。 　　自从1492年哥伦布从美洲把烟草带回欧洲种植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把它当做观赏植物。后来，人们发现吸烟对鼠疫等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有一定免疫力和预防作用，遂予以普遍重视。特别是十六世纪时，烟草曾大受欧洲人欢迎。 　　随着烟草的推广和吸烟人数的增加，人们开始模糊地认识到吸烟危害健康，烟草也随即被视为毒品而受到广泛谴责。 　　1585年，英国政府对吸烟的加重刑罚，把原订烟草进口税增加400倍，企图阻止烟草传播。1595年，药物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烟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引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重视。不久，全副武装的卫士把一群群反剪捆绑着的吸烟犯押赴刑场。 　　从1635年起，瑞士严令禁烟，禁止任何饭店、客栈接待吸烟者，吸烟者将受到鞭笞、火烙和流放等严厉刑罚。希腊教会的禁烟令更为严酷，它规定，第一次的违规者要受鞭打，第二次违反者要判死刑，拥有鼻烟者要劓刑。帝俄统治下的俄国，自十七世纪开始也完全禁绝吸烟的，严律规定，吸烟者处死。后来，彼得大帝到荷兰逛了一圈之后，学会了吞云吐雾，竟自开禁令，禁烟之举也就功亏一篑。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禁烟令。十七世纪时，土耳其人吸烟之风很盛。一些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认为吸烟是件坏事，他们怀疑烟草是一种麻醉药。有一次，有人吸烟引起首都的一场大火，伊斯兰教的首领们便借此纷纷指责苏丹未采取禁烟措施。苏丹姆特四世只得签署了一项严酷的禁烟令：凡是吸烟者杀!自禁令公布1年内就处死了万余人，但仅存4年便告废止了。 　　在日本，大片还未收获的烟草被焚毁，不少烟农，烟商和吸烟者被罚款、判刑甚至斩首。朝鲜也在1640年后颁布禁令：凡私藏烟叶1斤以上者，立斩不赦；不满1斤者，统统投入监狱服刑。波斯禁烟措施更为奇特。1815年，阿拔斯一世除了明令犯吸烟罪必须处以灌食骆驼粪的重罚外，还把没收来的烟草堆成堆，点火将烟草商当众烧死。萨西菲国王则在1828年下令，用滚烫的铅水倒进所有买卖和使用烟草者的喉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