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很久以前，当我倒霉的时候，我学会了忍耐与等待，并知道了坚持不懈所要付出的代价。 　　许多年轻人告诉我他们想当作家。我总是鼓励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也清楚地告诉他们，当作家和写文章是两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人梦想的是财富和声誉，而不是长时间的坐在打字机旁，在孤独和寂寞中自我奋斗。我对他们说：“你们想的是要发表作品，而不是想成为作家。” 　　实际上，写作是一项孤独、不为人知而且收入甚微的工作。在成千上万的作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而更多的人永远实现不了他们的梦想。连那些成功的人都承认，他们曾长时间被冷落，并为贫穷所困扰。我也是这样。 　　当我离开了我工作了二十年的海岸警卫队而想成为一名自由作家时，我对前景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在纽约，我只认识乔治·西姆，我们是在田纳西州的海宁一起长大的伙伴。乔治是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大楼内一间干净的储藏室里看见我的，他恰巧是公寓的管理员，而那储藏室就是我的家。 　　这间小屋又阴又冷，而且没有浴室，但我并不在乎这些。我赶紧买了一台旧的手打字机，觉得自己真像个作家了。 　　大约过了一年，我在写作上仍然没有什么突破，我有点儿怀疑自己的能力了。推销一篇作品是那么难，挣的钱勉强能糊口。但我深知我的愿望是写作，这是我多年的梦想，我会继续为之奋斗，即使前方的路充满失败的恐惧与坎坷。在那些日子里，希望就像幻影一样渺茫，大凡每个渴望成功的人，都领略过这种希冀与焦虑搅和在一起的滋味。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生活。但电话并不是代理人或编辑打来与我商量出书的事。与之相反，这是一个劝我放弃我的事业的充满诱惑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我在三藩市海岸警卫队的一个老相识。我曾经向他借过一些钱，现在，他想把钱要回去。 　　“阿利克斯，你什么时候还我的15美元?”听得出他在讽刺我。 　　“等我下次售出了文章吧!”我回答说。 　　“我倒有个不错的主意，”他说，“现在我们需要一位公共资料管理员，年薪是6千美元，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来吧!” 　　年薪6千美元，这在1960年可是一笔大数目!我用它可以买一座不错的房子，一辆旧车，还能还清债务，没准儿还能剩几个钱，同时，我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写作。 　　就在这些美元在我脑子中狂飞乱舞的时候，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从我内心深处闪出：我一直梦想的是成为一名作家，一名专业作家，可我现在想的都是些什么呀! 　　“不了，谢谢你，我能坚持下去，我得写作。”我回答得坚定而自信。 　　放下电话，我独自在小屋中踱来踱去，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打开墙上桔黄色的饭橱，拿出了里面仅有的存货——两瓶沙丁鱼罐头，又掏出了兜里仅剩的18美分，我一下子把两瓶罐头和仅有的18美分塞进了破纸篓里，我对自己说：“阿利克斯，瞧瞧，这就是迄今为止您给自己挣来的全部财富!”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我希望境况马上好转，但并不如愿。感谢上帝，幸好乔治帮我度过了难关。 　　通过乔治，我认识了一些艺术家，他们也在为成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苦苦奋斗。例如，约·戴乐尼，他是位绘画能手，但他总是缺吃少穿的，每逢这时，他就去临街的屠户那儿要个大骨头——尽管上面仅挂着一星半点的肉，再从杂货铺那儿要点儿蔫菜叶，约用这两样东西就能做上一顿可口的家乡汤喝。 　　还有一位同村人是年轻英俊的歌唱家，他努力经营着一家餐馆。据说，如果有位顾客想吃一份牛排，他马上就会跑到街那头的超级市场买来。他的名字叫哈利·贝勒弗特。 　　像戴乐尼和贝勒弗特这样的人给我树立了榜样，我懂得了要为实现梦想而坚持工作，就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并要想尽办法维持生计。这就是在成功的幻影下生活的全部内容。 　　吸取教训后，我渐渐开始出售一些文章。我写了些当时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例如民权、美国黑人和非洲黑人等。就像鸟儿南飞，我的思绪也回到了我的童年，在我那间静静的小屋里，我仿佛又听见了奶奶、表姐乔治亚、还有姑妈普拉斯和丽兹的声音、仿佛又听到她们讲述我们家族和奴隶制度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美国黑人过去忌讳谈及的，我向来只把它们埋在心底，并留在了记忆里。但是，有一天在和《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吃午饭时，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奶奶还有其他人给我讲过的故事，我还告诉他们，我想写一部家族史，从我的家族中被贩运到美国的第一代人写起。午饭后我拿到了一份合同，他们保证给我九年的生活费用，让我专门从事研究与写作。 　　实现梦想是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就在我离开海岸警卫队第17年，也就是1976年，我的作品《根》发表了。一瞬间，我便获得了几乎是空前的声誉与成功，生活的幻影变成了眩目的光环。 　　我第一次有了钱，到处受到欢迎。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新朋友和新合同接踵而来。后来，为了把《根》修改成电视剧，我收拾了行李搬到了洛杉矶。这是一段令人眩晕、令人振奋的日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 　　后来有一天，我在翻箱子时，无意中翻到了一个没有密封的盒子，里面是我在格林威治村用过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棕色皮包。打开后，我看见里面装着两瓶沙丁鱼罐头，罐头的表面因年久生锈已失去光泽；还有一个1角的、一个5分的和三个1分的硬币。猛然间，往事像潮水一样撞击着我的心扉，我仿佛看见在一间阴冷、潮湿的陋室中自己缩在打字机前的身影。 　　我告诫自己，皮包里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根，我永远不能忘记它们。 　　我请人把罐头和硬币嵌在了有机玻璃盒中，我把这个透明的玻璃盒放在了一个显眼的地方，现在，我每天都能在考克斯威尔的办公室里看到它。与之相伴的有普利策长篇小说奖杯，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颁发的最高荣誉——斯平加恩奖章，还有因《根》的电视剧播出而奖给我的雕像。很难说，哪个对我更重要，意义最大。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只有这些昔日旧物能告诉我：勇气与恒心是在“幻影”中前行的动力。或许，这也是每一个怀有梦想的人吸取的经验和应具备的精神。 　　亚历克斯·哈利（Alex·Haley）：美国黑人作家，1921年生于纽约州的伊萨卡，1939—1959年在海岸警卫队服役，其间当过记者。1965年与人合写了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传记。在要找出黑人传统的欲望驱使下，他对冈比亚有关口头传说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自己家族可追溯到七代之前的一个非洲人，他被作为奴隶于1767年运到安纳波利斯。哈利以大量史实为基础，增补一些细节，于1976年写出了长篇家史小说《根》。该书获1977年普利策特别奖，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上演后轰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