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年轻时血气方刚，喜欢跟人抬杠：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直抬到究竟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饱经沧桑进入暮年，就懂得天下事都不宜也不必说得那么绝对。精力过于充沛没地方使的时候，抬抬杠倒也无妨：既可消磨一下多余的精力，又能获得战胜了对方的满足。而今，躯体里剩下的精力已无几，再也没有那种兴致了。 　　1940年7月，当丘吉尔下令封锁中国抗战唯一的对外孔道滇缅公路时，英国正义人士群起抗议这种短见的自私行为。由于我是在英国唯一采访并报道过滇缅路的记者，英国援华会就安排我赴各地演讲。我主要谈的是滇缅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结论中，自然也不能不痛斥丘吉尔的不义之举，并指出，他实际上是在掐中国的咽喉，并助长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英国迟早必然自食其果。 　　毫无疑问，那是一种卑劣行径，说明国际间，即使在面对同一法西斯敌人时，也只顾各自的利益，谈不上什么讲求正义。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也不会参战。 　　然而在开战7个月后，当英军从挪威溃败下来的千钧一发之际，英国中流换马，撤掉软骨头的张伯伦，让铮铮铁汉丘吉尔挑起大梁，确实是扭转战局的关键的一步棋。 　　正如我在《1940年欧洲稗史大观》一文中所写的，当时日本横滨银行驻伦敦分行的经理加纳子爵已预言，不出3个月，英国就将挂白旗向纳粹屈膝投降。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也公然发表谈话说，民主主义在英国已寿终正寝，纳粹接管只是时间问题。英国的败北主义者要不断造谣惑众，说圣延节就将停火。但是丘吉尔上台后，用一个大大的“不”字，粉碎了一切和平幻想。犹如罗斯福总统每星期五对美国广播听众的《炉边恳谈》一样，那时，丘吉尔也于每星期一晚7点，通过电台对广大群众发表亲切的谈话。我还记得，他曾用发颤的语音对英国公众说：“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是热血、汗水和眼泪。”略顿片刻，又带着蔑视和坚定的自信补上一句：“我们正等待着德国人过来呢——连海里的鱼也在等着。” 　　1940年英国陷于危在旦夕的“时势”不是丘吉尔之过，毋宁说那是希特勒那个混魔王一手制成的。然而丘吉尔以破釜沉舟的果断毅力，凭他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之气，发自肺腑的感人誓言，再加上那把食指和中指叉成V字形（表示胜利）的手势，的确将四千余万英国人动员起来，扭转了乾坤。 　　倘若误国误民的投降主义者张伯伦依然掌着舵，那就不堪设想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英雄造了时势，使得1944年6月联军有可能从诺曼底大举反攻，从腹背夹攻纳粹歹徒，最终直捣柏林。 　　然而在1945年7月的英国大选中，丘吉尔竟落选了。当时有不少人想不通。当我看到坐在波茨坦无忧宫三强会议英国席上的首席代表是平庸的艾德礼时，也曾深惑不解：英国选民怎么忍心抛弃力挽过狂澜的英雄呢!现在回想起来，英国选民的抉择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杰出的军事家未必就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讲究兵不厌诈，为政则首先要取信于民。军事上完全可以不问三七二十一，凭借火力先压倒对方再说；政治家可不能光图痛快，追求声势。一时心血来潮，那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每走一步，他都必须瞻前顾后，切忌随性之所至。 　　人们不曾忘记战时丘吉尔的许许多多博得喝采的演讲。当天空布满乌云时，他说过：“有人问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胜利。不顾恐怖地求得胜利。不怕路途遥远和艰难，必得争取胜利，因为不胜利就没有生存。”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那天，他说：“我们不能松懈，不能失败。我们要抗战到底。我们要在海洋上作战，不顾一切牺牲，保卫我们的国土，永不屈服。”大反攻得手后，他又说：“走向胜利的道路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了。但是，我们无权这么想，不管远近，不问难易，我们要走到道路的尽头。” 　　他的豪言壮语，他在战时的众多果断措施，特别在希特勒转过头来打苏联时，一生反共，十月革命时还曾帮过白军的他，能马上联苏，下令英国军火工厂优先为东线生产武器，这都是极为英明的。自然，他是绝对从英国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但毕竟具有远见。 　　然而英国选民断定这位出身贵族世家，曾发誓“我当首相一天，就不会让任何人染指大英帝国”的丘吉尔，与人们普遍渴望民主自由、亚非拉各大小殖民地都纷纷要求独立平等的战后世界，是不相适应的。工党没有丘吉尔那样的显赫人物，但拿得出一份给英国以生活保障的“贝沃里治计划”，因而选民们就毅然抛弃了那不可一世的丘吉尔。于是，有着汗马功劳的丘吉尔不能居功恋栈，只好乖乖地从唐宁街10号卷了铺盖。他甘心吗?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那套机器下，他别无选择。六十年代，倒是另一个保守党政客——在军事上从未立过功勋的麦克米伦，识时务，顺潮流，承认“改革之风不可逆”，从而拯救了保守党，也拯救了英国。 　　在战时，丘吉尔是英雄。因为他顺应了时势，推动了历史。在另一情况下，英雄也可能成为历史进程中的绊脚石。 　　英雄者，识时务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