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忘记
1992 年第 10 期
· 文史园地
· 李佩钰
1990年8月，九名已过古稀之年的日本老人收到了每人两万美元的受害赔偿及一封布什总统言辞恳切的致歉信。这是二战发起国之一的日本侨民向美国政府索要的12.5亿美元受害赔偿的一部分。
1991年初，经过46年的努力，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及加拿大的日裔也向加拿大政府要回了3亿加元的受害赔偿。
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作为饱受日本侵华战争迫害的中国平民，他们的境况又如何呢?
时间：1991年4月2日晚6时30分。
地点：北京京西宾馆人大代表驻地。
吃过晚饭后的人大代表三三两两走出警卫严密的京西宾馆大门，在复兴路铺满林荫的人行道上散步。
这时，迎面过来两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各自手托一摞复印材料，将其分发给每一位戴红牌的人大代表。
材料上赫然写着：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同样的一幕，在分布北京东西南北的各个人大代表驻地重复着。
一时间，这份仅仅16页的意见书，在人大代表中传阅，引起了据说是“近年来少有的共鸣和反应”。
它将一个被搁置了近半个世纪的沉重的话题重新提了出来。
这就是——“受害赔偿”问题
几多受害 几多赔偿
在我们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上，纵观其500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是一部烽烟四起、战火频繁的战争史。
武装斗争必将给交战国双方带来巨大损失。为减少这种损失，惩罚无道的战争发起者，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便出现了“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各战胜国支付赔偿”这一国际法范畴内的概念。随着国际社会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这里所说的赔偿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逐步按照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两种形式进行了。
所谓战争赔偿，是指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一笔款项，这种赔偿主要是在政府之间进行。
而受害赔偿，是指战争中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因所属军队及个人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他国人民和财产犯下严重罪行所必须由侵略国承担的赔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侵略者所犯下的暴行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的。
战争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各战胜国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赔偿。前东西两德对受害国家付出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约3千多亿马克。日本也对受害国家付出了10多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和一些受害赔偿。
同样，在1931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千年未有的劫难。数百万中华儿女慷慨捐躯，两千多万骨肉同胞伤痕累累，上千亿美元的财产化为乌有，因此从国际法角度来说，中国人民有权向日本国提出赔偿的要求。
但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20年前的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内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里，中国政府只是放弃了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而从未放弃民间的受害赔偿。
翻开半个世纪前那页世所罕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1000万被日军疯狂杀戮和伤害的中国平民、伤员有权要求赔偿；
难以计数的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妇女有权要求赔偿；
被当作试验品和死于细菌武器下的同胞们有权要求赔偿；
在日军狂轰滥炸中家破人亡的人们有权要求赔偿。
……
有人统计了一个数字，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它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也就是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这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而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则从未放弃。
布衣位卑 未忘忧国
去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一位布衣书生循正常渠道，把这一海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提了出来。
他，就是本文开始所述那一幕中两位年轻人之一——当时是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的法律系讲师童增。
这位青年来自蓉城。他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不久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苦读3年，专攻国际法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到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做了两年法律系讲师，后又调到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中心工作。
我难以想象，就是眼前这位书卷气十足的文弱书生，一年来，面陈人大，上书日相，四处奔走呼号，召集了1万多人的签名，掀起了一股来自中国民间的“索赔”浪潮。
面陈人大 上书日相
作为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童增在其学习及研究过程中，对战争赔偿及受害赔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半个世纪前日军侵华的一幕幕惨剧也激发起了这位热血青年的民族使命感。
于是，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及找到了充足的理论根据后，这位布衣书生在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将其送到了人大办公厅信访局。随后，为了争取人大代表的理解与支持，他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就是文章开始所叙述的那一幕。他与助手——齐鲁石化公司团委办公室主任陈健穿梭于遍布京城东西南北的人大代表团驻地，向20个省团的代表游说自己的观点，引起了人大代表的普遍反响。
但是，因为这个建议提出时间迟于大会上交提案截止日期，所以其未能被列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之中。
但敏感的日本记者已感到：“此事明年被作为议案提出的可能性极大。”
1991年8月，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童增、陈健、杨颐、李成一、唐行五等108位中国公民，又将一份要求日本国支付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的请愿书送给了海部首相。
文中特别提出：“……我国政府已提出邀请贵国天皇访华。如在天皇访华期间解决受害赔偿问题，必能为贵国天皇的访华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另外，今年正好是‘九·一八’事变60周年。此时解决中日间的受害赔偿问题，可以使中日双方重温历史，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制约亚太地区的潜在战争因素。另外日本已是一个经济大国，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赔偿。”
这份普通中国公民给日本首相的请愿书本拟直接交给海部首相，但因戒备森严，最后只能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转寄给了海部首相。但此请愿书没有得到答复。
今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对日本索赔问题果真成为此次会议议论的热门话题。贵州代表王录生、安徽代表王工等分别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会上，代表们呼吁：目前应按照我国的宪法程序，依照宪法第58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使对日索取受害赔偿的工作规范化、法律化，把这一激发人民爱国主义热情和精神的大事明确下来。
最后，这一要求被列入此次人大的正式提案之中。
同时，从去年8月至今，童增等还发起了一次“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的签名活动。目前，已征集到来自北京、山东、浙江、黑龙江等地的1万多人的签名。
在今年3月间，此次签名活动的发起人童增又向日本新闻界展示了他近一年来向全国各地民众征集来的签名，并发表了一封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
信中指出：今年正好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20周年，我国政府已邀请贵国天皇在今年10月访华。但我们不愿看到贵国天皇在访问其它国家时的那种“公式化”的歉意方式在中国出现，而应真诚地做两件事，一是向中国人民谢罪；二是承认向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公开信还称，他们将征集1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直到日本国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为止。
这一年来的一系列举动，不仅使中国民间要求赔偿的浪潮日渐高涨，而且引起了海内外各方的高度重视。
同样，这完全来自民间的呼声，也引起了中日两国政府的注意。
用日本共同社记者西仓的话说，中国外交部对中国民间要求日本赔偿一事采取默认的态度。
其此消息的根据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2年3月11日发表讲话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据驻北京的西方外交人士评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表明这种看法。
随后，在今年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赴日访问前答日本记者问时，也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另外据悉，迫于南朝鲜、菲律宾等国民众的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即将对二战中的日军慰安妇问题采用一揽子解决的方式，给予赔偿。同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也有难以数计的中华姐妹被逼成为日军“慰安妇”而惨遭蹂躏。目前这些饱受摧残的人们身在何方，尚无从查证。
据童增介绍，他们正在多方寻找这些受难者，以期她们能勇敢地站出来，索回她们应得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