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美国国务院有个对全世界杰出青年的邀请项目。今年春天，姜文受邀，出访美国。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对人生、艺术和社会的思考使姜文有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受。 　　“中国对世界的偏见越来越小，而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依然很大”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了美国十几个州的十几个城市，走访了田纳西州的农民，了解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我看了许多场百老汇戏剧和歌舞剧，参观了纽约著名的演员培训所。就是这么一个比我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小得多的简陋校舍，竟培养出了白兰度、德尼罗、帕西诺等世界一流的表演艺术家。我还会见了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奥立弗·斯通，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迈克尔·道格拉斯、林思特·伊思特伍德、吉布森和芭芭拉·赫西等，并巧遇了在美国的英国著名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美国人可以随便到国会去听议员的讲演，但要见这些影界名流却很难。我那位在国务院供职的陪同说：“姜先生，你这是在扫荡好莱坞。不是陪你，我想都不敢想能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意外的惊喜。”她每天都打电话给她的朋友，通报她又见到了影界什么名人。从她的态度上，可以看到美国艺术家和政府官员地位的反差。 　　在与美国人的接触中我发现，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对世界的偏见越来越小，而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依然很大。 　　比如，在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广东、福建、港台地区的矮个子；美国人看到的中国影片，大多数表现的是我们贫困落后的生活。于是，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没有欢乐的生活，中国人都是瘦小身材，没想到还有我这样的幽默感和高个子。迈克尔·道格拉斯初次与我见面，就惊讶我比他长得还高大。美国人常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是纯粹的中国人吗?”“中国有喜剧吗?”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地道的中国人，在北京长大，在北京受的教育。在中国人中，我不过是中等个儿，比我高的有的是。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欢乐，不信你们到北京看看，欢笑的地方多了。我承认我们国家目前还比较穷，但不能说一个国家贫困落后它的人民就没有笑声。至于艺术，中国的艺术尤其是民间艺术中有许多幽默，比如相声，中国老百姓就很喜欢。” 　　说到中国之所以不被世界所了解，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感到了解中国的必要性。这与国力有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对其他国家的生活发生影响，人家就不可能对你产生了解和关心的欲望。假如他们家的东西有一半是中国造的，他非得了解中国不可。 　　“姜先生的自尊、坦诚和幽默，是对中国最好的宣传” 　　在美国，我看了一场话剧《毛泽东夫人的自传》。写江青的，在美国演了两年，上座情况不错。戏写得很糟，但美国人看着鼓掌，连谢了几次幕。看后那位香港编剧非要我谈意见。推托不过，我说了这么几句话：“看后我觉得世界实在很可怜，在地球的这一端是个白痴，在地球的那一端却是个天才。”不知这位香港人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我对陪我看戏的几位美国朋友说：“你们美国人如果老看这个，会越看越笨。江青如果完全像戏里所写的那样，是一个无能的、完全靠出卖色相达到私欲的女人，不可能占据那么高的统治地位。这使人想起了五十年代我们怎么描写‘美帝野心狼’——一条长着大酒糟鼻子武装到牙齿的豺狼，那时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美国的。你们看了会觉得愚蠢可笑，可九十年代了，你们还这么认识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艺术上的愚民政策。” 　　后来我的陪同对我说：“你总是说一些美国人不懂的事，总是逗我们笑，你的自尊、坦诚和幽默，是对中国最好的宣传。” 　　我在国外见到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很土，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在国外又过着很低层的生活，不敢去豪华场所，也不敢乱花钱，干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缩手缩脚。他们津津乐道地向你炫耀的东西，在你看来一文不值。我在西班牙碰见一个中国人，他对我大夸西班牙的海湾如何美。我问：“你在国内都去过什么地方?”他说：“去过太阳岛。”我说：“那不叫海湾，你去看看海南岛、看看青岛、北戴河、大连，都有很漂亮的海湾。”这些人在中国人面前把自己当外国人，指手划脚，而在外国人面前，则自觉地把自己当孙子，总想靠着巴结外国人得到点什么。这种人在心态和人格上没有一点儿自尊，让外国人怎么能看得起! 　　“在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上，我们一点儿不比洋人差。” 　　我与美国著名导演奥立弗·斯通交谈时，他对我说：“毛泽东是位世界伟人。”我说：“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他的作品。从他的诗词里，可以看出他人生的气魄和浪漫主义情怀。”斯通很赞赏我的看法，他发现我能讲英语，就问我可有兴趣在他导演的《毛泽东传》里饰演毛泽东。我说：“我了解毛泽东的历史，理解他的内心，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演过我，只是我长得不够伟大。你也许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对毛泽东怀有的特殊感情。你的剧本里的一些描写，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另外，你如果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拍，出来的影片感觉上显然不对。因为毛泽东不可能出现在越南或者其他亚洲国家，他只能出现在中国。好多外国人以为亚洲就是中国，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在与美国电影艺术家的交谈中，我发现彼此在对生活和艺术的感受上特相通。霍夫曼是犹太人，他同我谈到德国，谈到自己如何来到美国，谈到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这最后一个问题头天我刚和斯通谈过，陪同还没把他的话给我翻译过来，就笑了：“姜文，你昨天和斯通说的话，今天从霍夫曼嘴里说出来了。”在和斯科西斯交谈时，我能听懂一点他的英语，他却一点不懂中文。但双方不用翻译，凭着表情和语言感觉，就能猜出彼此的意思。 　　通过交谈，我感到我们这批在中国生中国长的电影工作者，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一点不比美国人差，甚至有比他们高出一筹的地方。我们对此应充满自信。 　　我并不否认外国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进步，但你无论到哪儿，都洗不掉这张中国人的脸，改变不了自己的黄皮肤黑眼睛。当你把自己当成美国人时，他们会很明白地告诉你：“你是中国人。”当你腆着脸享用美国人创造出的财富时，你却没有主人的自尊感。 　　有些中国女孩宁肯随便嫁给一个黄毛，说是“中国没有好男人”。其实那洋人可能就是一笨蛋，在外国人堆里混不出样儿来，到中国混江湖来了。我们有关部门不加慎重考察，轻易地把这些人冠之以“外国专家”、“国际友人”。我认识一些外国朋友，在国外时平平常常，一到中国周围环境宠得他忘乎所以，觉得自己高中国人一等，还有好多妙龄女郎追求着。一个外国人就跟我谈过他的真实感受：“我在国内屁也不是，而在中国我有妞泡，而且是名妞。”这些在中国能娶名演员的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连演员的毛也见不着。 　　对于外国高层人物，我们给他们的脸也太多了。有些人在美国不过是商业片明星，可在中国却被誉为“有学者风度”，甚至电影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去接见他，大家突然之间都成了普通影迷了。你越这样做，你家越不尊重你。说句老实话，哪一个影星会真心尊重他的影迷，他觉得彼此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中国人产生崇洋媚外心理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没出过国导致的孤陋寡闻。假如政府让大伙儿每人效一笔钱，然后发护照发签证放手让大家出去，最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得回来。爱国心最容易产生在国外，当你看到外国人的能力不如你，而你却由于民族和肤色的限制得不到他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时，一种民族自尊自强便油然而生。 　　“一个崇拜别人的人，不可能被人所尊重” 　　马丁·斯科西斯是美国影坛最受尊重的导演之一，拍电影既认真又轻松。他拍了那么多出色的影片，获得了那么高的荣誉，却对我说：“我现在依然很不自信。”他拿出拍《愤怒的公牛》等影片时亲手画的一些场景图给我看，后来还把这些影片的台本从美国寄给我。他对中国电影非常关注和尊重，也比较懂，对于1984年的中国之行，印象很深。他请我去他最喜欢的意大利菜馆吃饭时，对我说：“1984年我去中国参加国际电影研讨会，被迫喝了许多烈酒，现在想起来仍然害怕。我想那时我是醉了。从中国回来后的几年间，中国电影好像发生了改变，突然出现了那么多好影片，简直令人吃惊。我家有一些中国电影的带子，拍《海角惊魂》时，我给德尼罗和摄影师他们看，我认为这部影片中的人物状态、表演和色彩是很优秀的，《海角惊魂》从中借鉴了不少。这次拍《无罪的时代》，摄影师迈克（德国人，以前是法斯宾德的摄影师）带给我们《本命年》录像带看，我们还看过《盗马贼》，都非常喜欢。”我说：“很巧，拍《李连英》时，我们也看了您的《愤怒的公牛》。”他开心地笑了：“电影就是这样，互相吸引。虽然我拍的都是些纽约的美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故事，却最能从东方艺术中得到灵感。”我看了他的《海角惊魂》之后，感到无论画面的山光水色，还是人物的荒蛮味道，影片的确受到了《红高梁》的影响。这说明，不光咱们看外国“资料片”，人家也看中国“资料片，也有向我们学习借鉴的时候。 　　在美国，我触到一些从大陆和港台去的华人记者。由于他们在美国没机会进入高层的社交生活，也很难见到比较知名的艺术家，于是完全用一种仰视美国人轻看自己同胞的卑微心理来猜度我。那次我和斯科西斯单独谈了一天，这些华人记者见到我之后问：“你对斯科西斯是否很崇拜?”我说：“你们得把‘崇拜’二字去掉。”他们很奇怪：“你才29岁，斯科西斯快50岁了，他是你的长辈呀!”我说：“艺术上没有什么长辈晚辈，我代表中国的艺术家到美国来，对美国导演或演员产生崇拜是不可能的。我和斯科西斯在探讨一些问题时谈得很投机，我可以尊重甚至佩服他，但崇拜谈不到。”我内心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崇拜别人的人，不可能被别人所尊重。 　　“拍最真实最地道的中国电影而不能投洋人所好” 　　美国的国力和它在世界的明星地位，使得这个国家发生的许多事都成了世界性的。实际上，奥斯卡奖绝非我们国内宣传的那样神圣和神秘。它只是美国电影的一个奖，无法与世界性的电影节相提并论。外语片的参赛，只是为了给这个奖助兴，壮门面，美国人实际上对它并不重视。我在美期间，正值第64届奥斯卡奖揭晓前后，据一位奥斯卡奖负责人告诉我，在五千多评委中，这一届只有一千多人参加投票，而且很少有人认真看参赛的外语片。奥斯卡奖颁奖仪式电视实况转播中没有一个张艺谋的镜头，倒不是有意贬低，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太重视这个奖了，美国人却没有把这个奖看得多么了不起。美国电影更注重市场和观众。我参观了乔治·卢卡斯的电影制作所之后，对这一点感触更深。这个制片所位于旧金山附近的一座山里，外观像一座漂亮的别墅，里面有各式各样设备先进的摄影棚、录音棚，装修得十分考究。当我在一个录音棚里按动一个按钮时，出现了模仿空调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一般影院，都有空调的声音，而我们这儿声音环境非常干净，录制出的声音拿到影院去观众会听不清。所以，我们研制出一种模仿空调噪音的设备，在这种声音环境中录制出的声音，到影院放映时效果会更好。”表面上，他们可能迁就了一种落后（环境噪音），但从中我体会到美国电影更多地想到如何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这正是我们与他们的差距。 　　由于美国电影工作者观众意识比较强，因此他们不把奥斯卡奖看得多么神圣，而是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中国人正相反，这部片子得奖了，尽管自己不喜欢，却不敢说——生怕透着自己“没文化”。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写的，明明看着皇帝光屁股，却夸皇帝的衣服多好看。最后这真话让一个小孩给说出来了。 　　电视剧《末代皇帝》的导演本来打算让我演溥仪，但最后又决定不让我演，对我说：“你虽然很像溥仪，但我们觉得你长得不漂亮，观众不喜欢你这样子。”我对他说：“我可以不演这部戏，但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不是曲意讨观众喜欢的人，而是要用我的魅力征服观众。”中国电影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如果总以获一个外国奖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我们将永远拍不出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以中国的特色征服洋人而是投其所好，你将永远得不到人家的尊重。外国人可能更尊重毛泽东，因为他向全世界宣告：我做了一件你们做不到的事。汪精卫投降了日本人，但日本人并不尊重他。人就是这样，你顺着他，他不一定记着你；你让他疼，他倒会记住你。美国人可能会忘记海湾战争，但不会忘记越南，不会忘记朝鲜，不会忘记希特勒。拿这种国际政治的事比喻电影可能不合适，但我的意思是必须用我们最真实的感受，拍最地道的中国电影，我们的艺术才能独特，才会令洋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