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山穷水尽疑无路 　　挥鞭“奥斯卡!”这是张艺谋的梦，是巩俐的梦，也是许多电影工作者的梦。 　　然而，大洋彼岸的好莱坞仿佛对中国人特别吝啬，曾以一部《红高粱》红极影坛的张艺谋和巩俐，呕心沥血拍摄出的《菊豆》，只得到一个奥斯卡的“提名奖”。不过，别小觑这“提名奖”，它是中国大陆的首创战绩。 　　羊年之春，张艺谋再也等不及对他欲拍摄的《桃花满天红》的审批持久战，购买了北京青年作家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的电影改编版权，把一班人马拉到重庆，摩拳擦掌意欲再搏一番。他以为把背景从北京换到山城是避免对号入座的一着妙棋，谁知未曾开机，摄制组便发生“内讧”，论战片子的前景。 　　清劲的嘉陵江风抽打着屋漏偏遇连阴雨的张艺谋，他撇开朋友们独个儿到外头溜达。此时他心绪麻乱：“《菊豆》不让国内发行，《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不让国内发行，长此以往……”他信步踱到街头的书摊前，随手捡起一本《中国作家》浏览。从新作中汲取灵感和“霸”着好小说的改编权，已是他惯用的战术。 　　咦!奇怪的小说——《万家诉讼》；“陌生”的作家——陈源斌。艺谋定定神看了起来…… 　　“太阳好起来了。”这是小说的开篇。 　　张艺谋下意识地买了一本《中国作家》，边走边读，神情越来越投入，引得路人注目：这年头还有这种书呆子。他走回驻地前已把小说读完，忽而折身跑回书摊，一揽子把所有《万家诉讼》全买下，返回住所分给摄制组的“杠头”们。当然，首先得给巩俐瞅瞅。 　　《万家诉讼》是一部写农妇告状的中篇小说。其法制建设的灵魂且不论是咋的深邃，单那农妇何碧秋告状时，那般憋气、茫然、失落、坚韧、坦荡、内疚和感叹，那栩栩如生的语言心态和动作画面，就令这些银幕骄子们大叫起来：“简直他妈的‘太生活’、‘太电影’了!” 　　“咱上告他，不过想扳平个理，并没敢想送他去坐牢叻?!”巩俐读着农妇告倒村长后的“道白”时，不禁有点心潮澎湃了。这个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是自重并有自知之明的。啥“性感影星”，啥“虎牙的魅力”，啥“世界影坛的红星”，都是那些小报的花边扯淡。她明白自己那分“傲”，无非是在众多剧本前严格挑选值得拼搏的角色；那份“苦”，无非是因难觅再征伐奥斯卡的战机。现在仿佛天降神灵——“太阳好起来了”。 　　真人面前不烧假香。摄制组舆论倾斜：上《万家诉讼》。 　　找谁投资 　　艺谋思来想去，想起了——香港银都机构。银都曾欲和艺谋合作，但前两次都告吹了。银都推荐的本子，艺谋瞅不中；艺谋推荐的本子，银都又相不上。俗话说“事不过三”，这回准行了吧。 　　兵贵神速!艺谋火速臻函香港银都。 　　购买版权!艺谋当即给素昧平生的陈源斌拍去加急电报。 　　电文如是：大作万家诉讼我准备改编为电影如同意请立即回电张艺谋。 　　坏。坏。随之而来的情形颇像剃头挑子——一头热。 　　香港银都迟迟未见回音。按银都往常那种雷厉风行的效率推断，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特别是那个陈源斌，当时算不上啥红作家，按惯例理应求之不得、热情洋溢甚至热血沸腾地偷喊三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才对。谁知，他磨蹭了半个月才回了份“鬼”电报。电文如是：我的通讯地址是合肥市二里街省文联宿舍陈源斌邮码230061。 　　“哟——” 　　……“姓陈的摆的啥谱?凭啥摆谱?!” 　　…… 　　天降大任于斯人 　　陈源斌是安徽天长铜城人，1955年出生，1975年当邮差，相面的说他是才高七斗、学富四车的苦难文曲星。 　　1982年，滁州文联不甘戴“皖东文坛荒芜”的帽子，招兵点将突击会战，可当时陈源斌却关门闭户猛啃法律教材想考律师。直到最后几天才溜到会战场上去。创作班上壁垒森严，文学青年们不许朝拜编辑，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一摞摞手稿只注着编号，一派萧杀气氛。待到放榜，只有源斌的《枸杞》和《木耳》被《安徽文学》和《青春》杂志淘中。《安徽文学》的总编江流特召其“密谈”，问他读过哪些书。源斌照实汇报：“读过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话本小说和民谣，《红楼梦》和《鲁迅选集》读过20遍……”江流点透禅机：“取法之上在乎其中……”源斌神悟，回家后咬着大刊物猛攻，屡败屡战，终于露面《十月》，跻身安徽作协会员队伍。 　　1983年夏秋，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首次公开招生，源斌破天荒地请了10天“病假”，穿上新买的猪皮鞋闯华东考区金陵考场。他没敢“做梦娶媳妇”。谁知金榜昭昭，陈源斌荣获考区状元郎，安徽的独苗儿。 　　读完“鲁院”，陈源斌再铁了心在文学这块土地上耕耘播种。他一面攻读中外名著，一面潜心写作。终于，先后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和《上海文学》等大刊物上连连发表《汩汩圣人血》、《安乐世界》、《沉浮山》等作品，攻下了“1984~1989青年文学奖”，获“1990萌芽文学奖”，并作为皖军领队之一率部踏进“1990年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到1992年末他将出10本书，计300万字。评论界不得不刮目注视：文坛黑马陈源斌。 　　马年岁末，一场火灾祸及源斌的小巢。5000卷藏书和几部长篇手稿连同彩电冰箱等一切家产全烧得精光，只得举家凄惶惶寄居旅社，人们均以为源斌将从此一蹶不振。 　　这时冯牧先生亲笔签名的约稿信飞至，源斌犹豫不决；热情的编辑赵虹女士频频催了10回。盛情难却，源斌默默铺开一本稿纸，静心屏气透过万家灯火，遥望故乡那些倔强善良的农妇，神使鬼差地写下《万家诉讼》。 　　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老。源斌修到这份上，自然不会为艺谋说声拍电影就乐得屁颠屁颠；再者，文学圈里视电影为“触电”的空气也传染着他；更者，其时安徽大地洪涝肆虐，他要和同仁们一道杀上前线…… 　　急惊风偏遇慢郎中，任凭张艺谋电报电话、电话电报叫唤，源斌优哉游哉，优优哉哉。 　　天知道这出戏还怎么往下唱?! 　　“英雄”所见略同 　　香港银都机构的巨头们，得知艺谋意欲拍摄《万家诉讼》后，当即琢磨了原著。他们以为这东西虽由艺谋拍、巩俐演，起码能进国际电影大奖圈，但商业效益较难保证，为此，他们也不由踌躇了几天。 　　要夺奖!银都的老板马逢国咬牙拍板投资了。大概是为了保险起见，银都密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审稿。待他们阅后投了赞同票，进而约定由两家联合投资发行，摆开一副战则必胜的架势。 　　有了这两家大老板撑腰，张艺谋“疯”将起来，竟然在未和原著作家签定改编合同前，便紧锣密喜地张罗起来。仅主摄影就找来三位高手：一是原北影厂的池小宁，特地从移居地日本赶回来，谁叫他们当年合作过《红高粱》呢?二是电影《周恩来》的摄影于少群；三是西影的卢洪义。他们当即分赴山东、陕西等地选择外景，原欲去原著中描绘的江淮皖东采风，无奈洪水滔滔。 　　农妇何碧秋谁扮演?巩俐。 　　巩俐虽然在香港过了三个月的“洋影星”生活，张艺谋一“召唤”她就“颠”回来演农妇，还说“我喜欢这部影片”。难怪香港《文汇报》的报人调侃：这对导与演的组合，到目前为止，始终是最理想、最完美的。无论是公是私，都已被公认和接受了。 　　忙乎了半天，银都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已砸进去18万美元，可改编合同八字还没见一撇。艺谋催促陈源斌火速赴京签约。 　　1991年10月中旬，源斌应邀赴京，一下火车就被艺谋逮着“审讯”个不停。他顿觉艺谋特痴狂，潜意识地告诫自己：艺谋这哥们——够处。 　　下榻华都饭店后，小哥俩一同洗了澡，便穷侃起来。 　　源斌神侃海聊：“艺谋，你的《红高粱》的人性美在中国有市场，黄土地的原始美在海外也顶事。但可一可二不可三。写人性，你我之辈恐怕只能步文艺复兴的后尘。我的何碧秋却是中国土壤上现时的法制生活写照，谁也糊弄不去。” 　　艺谋默默吸了半口冷气，仄脸盯瞅着源斌，仿佛要逮原著的“神”，要揪住影片的“魂”。 　　稍事沉默后的源斌，用商量的口吻敲了定音锣：“我想大概应该是——把人物和情节淹没在生活流中!” 　　“好!”艺谋和诸高手异口同声拍腿叫绝。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意。因为艺谋他们一直感觉该片要用“偷拍”的手法创造一种纪实氛围，以图突破西部片的模式，完成自我艺术革命。 　　“华都会晤”签下的合同书，给源斌留下了迄今张艺谋所能给予的最高电影改编版权酬金——5000元；留下了在银幕和所有广告上均同时注明“根据陈源斌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和“原著：陈源斌”的双显名殊荣。 　　华都签约后，源斌穿着艺谋送给他的牛仔服，和摄制组同时离开北京。 　　摄制组连巩俐在内仅有四名专业演员，统共才十几个人。张艺谋生平第一次玩赌：“要么完成一场电影拍摄的大革命，要么砸锅!” 　　安得猛士大风歌 　　摄制组挥鞭山东，再向陕西，在陕西陇县石尧河安营扎寨。这片黄土地是艺谋的故乡，故乡的信天游里有他的魂，故乡的皮影戏里有他摄影的根。 　　“戏拍得苦哇。”副导演陈小东如是慨叹。 　　为了演好农妇，巩俐在开拍前便天天和乡民们泡在一块。乡里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位鼎鼎有名的大影星，都以为她是串亲戚的农家妇女，于是带着她一块做锅盔、掰泡馍、聊家常。她白天腆着艺谋为她精心设计的“大肚子”蒙骗乡民、老婶娘、大嫂子们争先恐后不断给她灌输怀娃子和生产上面的“坎”子。巩俐尽管演过《红高粱》里的“我奶奶”等农村角色，其实她对农民，特别是对黄土地的乡民并没那份入木三份的理解。她和摄制组的人不断惊讶这块“通婚不出十里地，海碗一捧蹲墙根”的土地上那种贫瘠、愚昧、纯朴和厚重，一面自觉不自觉地往艺谋的“生活流”圈套里拱。 　　1992年春，源斌的《万家诉讼》荣登《中国作家》首届中篇小说大奖榜首。 　　张艺谋欣然委托副导演陈小东电贺源斌：恭贺小说得奖，得奖对影片发行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说电影的毛片已拍完，建议他进京领小说奖时二人再度会晤。 　　领奖后的3月18日，源斌在北京华侨村和张艺谋第二次握手，并且与投资方代表、香港银都机构总裁马逢国共同观赏了电影毛片。 　　当晚，在京城国际大厦的18层豪华餐厅里，马老板大宴群臣。 　　伴着丁丁咚咚汩汩流淌的钢琴曲调，马老板谈兴勃发：“真出乎意料，现在影片刚拍好，我仅在西欧的边缘发行渠道的预购数，就足以收回100万美元的成本并赚钱，主渠道尚未开通呢。哈，这就是说，这部片子赚钱势在必然了!陈源斌，我办香港首映式时请你来。” 　　源斌笑笑。 　　“老板一见赚了钱，就变得慷慨大方好说话了。”艺谋插科打诨。众人皆乐。 　　“哈哈，我就是要赚钱，赚得越大越好，越快越好；不过当初，我还是为了夺国际大奖而掏腰包的!”马老板开怀大乐。 　　当夜，“新闻鼻”贼尖的美国《新闻周刊》的名牌记者尼克先生电话采访了源斌，并约定了次日面晤。 　　谁知第二天，《人民邮电报》文化生活部主任周家奎捷足先登，用桑塔纳把源斌抢回娘家。坐在豪华的轿车上，源斌仿佛看见17年前那顶风冒雪挣扎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当邮差的自己，几缕精神上衣锦还乡和酸甜苦辣之情滋滋直冒，他说：“如果邮电部成立了文联，我愿回来工作……” 　　1992年3月30日，美利坚合众国洛杉矶音乐中心群星闪辉煌，光华怡人，遨游太空的卫星正向全球现场直播举世瞩目的第64届奥斯卡的颁奖仪式。 　　海内外数亿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无不翘首以待张艺谋和巩俐的“大红灯笼”能高高挂起来。这是一只在商业发行中已获得巨额利润的“大红灯笼”。它的导演和女主角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早已星辉闪烁。 　　然而，“滑铁卢”再现…… 　　舆论哗然。 　　“无所谓”，艺谋轻松地对待这场角逐，当初要不是马逢国催他，他连西装也懒得做。只是到了美国后被海外华人的疯狂而激动过，说：“他们不是对我个人怎么样，而是为中国人进入奥斯卡而骄傲。我坚信，中国电影获得世界的认可已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