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若干年后，当我们如月的面庞因衰老和疾病扭曲变形，当我们青春的肢体枯柴般干瘪、脆弱、失去水分，当我们灵敏的大脑呆滞、迟钝、意识模糊不清，死亡就悄悄向我们走来。我们孤独、惧怕、躲闪、逃避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老了。 　　但是那个时候，将会有一双温暖的手，过来轻轻抚摩我们，将会有一个亲切的声音，附在耳边，安慰我们，将会有一对闪亮的眸子，母亲般凝视我们，鼓励我们摆脱痛苦，静静地闭上眼睛，毫无遗憾地走进黑暗。这，就是北京松堂医院院长李伟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事业——临终关怀。 　　1992年4月，北京各大报相继报道：北京成立首家临终关怀病房。一时间，42岁的李伟成了新闻人物。 　　一位高级工程师来信说，他们是一群老知识分子，我们自愿义务参加松堂医院的临终关怀护理工作，并且不定期地捐钱，将来，我们就把松堂医院作为我们生命的归宿。 　　某公司一位经理来电称，我们这里有两位百岁五保老人，换了七八个小保姆都护理不好。他们已经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现在，你们能否把接力棒接过去，用爱心将他们护理到底。 　　李伟捧着这许多信，热泪盈眶，因为他没忘记，那个使他第一次萌发初衷的老人。 　　23年前，19岁的李伟在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在他的病人里，有一位患晚期肝癌的老知识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批斗下放到农村教书。这位大学教授每天风里雨里，用他渊博的知识教授着这个村里唯一一个班——同时容纳六个年级的小学生，直到他痛苦地倒在冰凉的炕上。临终前，老人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只要神志清醒，就紧紧抓住李伟的手，急切地讲述他委屈的一生。一个19岁的青年，还不懂得怎样帮助老人解脱。就这样，李伟眼睁睁看着老人在屈辱和遗憾中死去。 　　老人的死使李伟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李伟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减轻人们临终前的痛苦。 　　一 　　十九世纪末，在英国，一些虔诚的朝圣者，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艰难地跋涉着，连饿带病，体力不支，一些人歪歪倒倒，昏死在路旁。那个时候，教会就将人拖进路边的小房子里，准备一些水和食品，并专门有人为这些将死的人超度灵魂。这，就是临终关怀最初的雏形。 　　1969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提供家庭临终关怀的机构。今日，英国已有临终关怀机构200余家，美国2000余家，而在中国，只有3家。 　　上海曾经有一位老教师，瘫痪在床两年多，儿子儿媳对她无微不至，侍候左右。但是有一天，老教师突然自杀了。单位的同事和周围邻居大惑不解，以至闹起一场轩然大波。最后，老教师的一位好友向众人解开了这个谜：老人认为自己大小便失禁，整日让儿媳翻身换衣裤褥单，失去了活着的尊严，她毅然选择了死。 　　82岁的张瑞吉女士，脑栓塞，也是瘫痪多年，儿女孝顺，长期编排值班表轮流看护，全家上下，弄得筋疲力尽。二女儿曾在中学里教出优秀班，为了侍候老母，改为兼课老师，学生们的成绩因此下降。其他几个儿女都在单位挑大梁，为照顾老母，也纷纷卸去重任。将老人送到临终关怀病房后，他们才恢复原职。当他们的母亲在医院里安详地死去，他们集体来到医院，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老人的二女儿遗憾地说，要是早有这所医院，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有这么大损失。我们爱母亲，母亲死了，我们心里无愧；但是我却对不起我班里的那些孩子。 　　临终关怀病房里的护理人员，是一些热爱生活、爱说爱笑的女孩子，初到这里，她们都很难适应。 　　一个特别爱干净的小姑娘，来到这里哭了3天，一天到晚总是没完没了地洗手。而现在，她为可以经常用自己柔软的手，为扩约肌失去功能的老人抠大便了。 　　在这里，许多老人由于长年卧床不起，长了褥疮，下身不能穿衣服，姑娘们不仅要为老人们擦身、刮胡子，剪发，还要为老人们进行全身按摩，为他们舒筋活血。医院里规定，护理人员要经常附在老人身边和他们聊天，开导他们，用手抚摩他们，还要每天给病人床头换花或者绿树枝，为他们播放音乐，为这些将要告别人世的病人传递生命的信息。 　　二 　　在西方，许多大、中、小学都有优死教育。他们认为，人刚一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开始，假使一个人的寿命是70年，就是25500天，如果一个人已到中年，那么他就很容易计算出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这种倒计数方法，使人能够科学地面对人生，珍惜每一天时间，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而在中国，据天津医学院去年在南开等一些大学中统计，对死亡有正确科学认识的仅占22%，更多的人对死亡的认识还很原始，只停留在恐惧和孤独痛苦的层次上。 　　曾经有一个单位组织部的干部，非常怕死，来到临终关怀病房后，总是问医护人员，我还能活多久?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李伟问他，你想活多久?他说，我想活一千岁。李伟问，当初你参加革命，提着脑袋上前线时，你想没想过，你还能活到83岁?老人摇头。他伟告诉他，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是不容易的，而你现在病成这样，你冷静地想想，你能活多久。 　　李伟说，对于一些格外怕死的人，有时，就要不忌讳谈死，让他们明确知道死的可能，免得他们怀抱恐惧，孤独地向死亡旋涡滑去。 　　在西方，大多数人认为死后灵魂能上天堂，因此精神上有寄托。美国一位临终关怀专家就认为，人在临死前的痛苦是分离的痛苦，是灵魂出窍离开肉体时的痛苦，因此在死前诱导病人步入天堂比打杜冷丁管用。但是在中国，相信灵魂不死的人寥寥无几。怎样才能帮助人们从死亡的恐惧中、从异常的生理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此，李伟和他的同事们做过多种尝试。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患脑软化后遗症，妻子6年前死去，可他总认为妻子是去买菜，整日焦躁不安，不断去找，在家里时就曾多次走失。来院后，为了使他安宁，医护人员暗示他，妻子会来看他的，让他安心等待，不要出门，并给他一包烟，告诉他是妻子送的。老人终于精神稳定了，直到现在，还安然地呆在医院里，静静地等待着妻子。 　　松堂医院的白天宁静、祥和，而夜里却颇为热闹，一些老人习惯于白天睡，夜里醒。有位老人白天哼哼呀呀躺在床上，夜里却经常突然间满楼疯跑起来，时不时藏在角落里，用手比划着对人叭叭地“开枪”。每到这时，李伟也悄悄藏在角落里，随着老人比划着叭叭地开几枪，然后告诉老人，坏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了，你可回去睡了。 　　有位老人退休那年没调上级，嘴里老不住念叨，那时我不退就好了，不退就好了。这时李伟就趴在他耳边告诉他，已经研究过了，准备给你补调两级，马上会通知你的女儿。听到这话，老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踏踏实实回病房去了。 　　曾经有一个60来岁、文化层次较低的病人，蓬头垢面、满身肮脏地被抬进医院，他的心肾功能都已衰竭。刚一来，他就大吵大闹，对所有的人充满敌意。护士给他打针，他破口大骂，说是暗害他。李伟通过和他聊天了解到，32年前，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是食堂的大师傅，领导派他爬树摘榆钱儿蒸窝头，他从树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单位对他照顾不周，家庭经济又困难，他的腿一直没有医好。儿子大了，嫌他累赘，经常打骂他，妻子有了外遇，还虐待他，因此他对所有人都恨，都不相信。 　　李伟召集周围的护理人员开会，要求对这个病人要特殊照顾，拿出所有的爱。护士为这个病人擦身洗头，说话声音尽量放低，只要有空还过来轻轻抚摩他，给他温暖。他受宠若惊，一个星期以后，不再喊叫，说话也轻了许多，他说他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候，李伟又来与他聊天。老人躺在床上，眨着眼睛，专心地听，一句话不说。第二天晚上，他轻轻问李伟，你说，我总是做坏事，骂别人，连累别人，死后怕是要下地狱的吧?李伟笑了：“不，从现在起，您好好生活，善意对人，表现出您对所人有的爱，行么?”老人点头。从此，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再骂人，还尽量友好地与人搭话。 　　老人临终前，平静、安详，尚未完全失去意识的脸上挂着微笑，眼睛闪闪发光。 　　几乎在所有的临终关怀病房里，都挂着漂亮可爱的儿童的照片，旁边写有这样的字句：您相信灵魂不死吗?我们不会干扰您的思维的。 　　李伟说，对于临终的人，何必要他们相信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呢?这样，我们的心理关怀工作也好做一些。有位老干部对待死很豁达，我们就经常把他和怕死的老人安排在一起，他开朗的人生态度能胜过我们做半天工作，他总笑着劝别人：愁什么呀，来世可别长成个苦黄瓜! 　　三 　　一般老人在医护人员介绍之后，知道在这里可以不用看眼色、看脸色活着，可以堂而皇之地叫护理人员换被褥，擦身洗脸，可以基本上在没有任何痛若的状态中离开人世，甚至可以和一些将死的老朋友聊天下棋，因此他们大都欣然允诺。唯有他们家属的工作才着实让临终关怀病房的工作人员费一番心思。 　　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送母亲来临终关怀病房，将母亲安顿好后，来到院长办公室，坐在那里不走，三番五次向李伟表示，母亲看病是自费，不能报销，只有我这一个儿子，靠工资生活。李伟疑惑地看着他，他的脸红了，显得很尴尬。最后他吞吞吐吐终于说出本意：我不能担负母亲长期的住院费用，能否告诉我，母亲还有多长时间。 　　类似的病人家属不止这一位。他们有的背着病人向医院暗示，不要再给病人吃药、治病，只求让病人安静早死，有的竟当着老人的面赤裸裸地提出不人道的要求，有的只交很少一部分钱，以控制病人的存活时间。而老人们听到身边儿女的话，一般都面无表情，静静地躺着，任人摆布。李伟说，人老了，就像一个婴儿，有一种无意识的失控感，他们害怕死亡，害怕孤独地走进那个未知世界，他们渴求保护，渴求同情，渴求爱，渴求一只温暖的手。作为我们活着的健康人，难道连这点都不能给他们么。 　　四 　　在临终关怀病房里，有全身22块褥疮、露着白骨的老人；有下肢坏死、萎缩得如同柴棒的老人；有胸腔腹腔积水，哪都不能碰，体重将近400斤，翻一次身需要4个人帮助的老人。这些病人都需要有专人护理。对这样的病人，医院只能按国家标准，每人每天收取3元钱护理费，而一个护理人员的工资每月就200多元，资金从哪里来?李伟只能用松堂医院的另一半来补，但即便这样，临终关怀病房也总是亏损。李伟焦虑地说，咱们国家有希望工程，为什么不可以来一个夕阳工程。北京是个老龄化城市，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76%。如果北京人每人出一元钱，就是一千万，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北京所有临终关怀对象都包下来。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中国老年基金会临终关怀募集部”，我多希望能有热心的善良人拨一拨我们的热线电话：64235747、62591937，使我们的事业不至于夭折。 　　李伟说，在英国，占死亡人口5%的人都是在临终关怀机构里宁静地死去的。而北京，我们这里，从今年一月正式接收病人到现在，总共才有52位老人，去世了16位。更多的人在哪里呢?他们的待遇怎样呢：在他们离开人世的一刹那，忙碌的家人能伸出他们一只温暖的手么?我很担心。 　　一位在医院去世的病人其4个儿女给李伟来信说，当我们站在父亲身边，看到它安详地合上双眼，我们真说不尽对你们的感激。我们很爱父亲，但是工作又很繁忙，你们的工作不仅关怀了父亲，也关怀了我们，但愿更多的人能在你们这里幸福地走完人生历程，但愿更多的健康人能关心这一事业。今天我们关怀别人，若干年后，我们也将得到别人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