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不知道“小丁”的。中国的普通人只要认识几个字，能看书报的，没有没看过“小丁”的漫画的。 　　“小丁”就是大名鼎鼎的漫画艺术家丁聪先生。 　　由于已很少从传媒中得知他的消息，我们带着种种复杂的情绪和种种疑惑在北京西三环路侧叩响了丁聪先生的门——丁聪先生70岁以后乔迁的新居。 　　76岁的老人了还称“小丁” 　　人们常常关心“小丁”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也不例外。丁聪讲，说起这个笔名，要上溯到他父亲。他父亲丁悚先生，字幕琴，曾在刘海栗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第一任教务长。他有一批当时漫画界和其他艺术界的朋友，如张光宇、叶浅予等，彼此来往频繁，丁聪自然幼小时候便和他们熟识了。丁聪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一幅儿童画，当时大约六七岁（这自然是编辑估计的），署名是“画家丁幕琴先生之公子”，旁边还有“公子”的图照。后来他开始画漫画，签名曾用过真名“丁聪”，因繁写的“聪”字笔画太多，写小了印刷出来看不清楚；写得太大，又破坏了整幅作品的艺术效果，张光宇就建议他署名“小丁”，一举数得，一用就是快70年。丁聪严肃地说：中文的“丁”字有“人”的意思，“小丁”即“小人物”。自谦之外，倒确实和他这一辈子的经历相吻合，尽管成名较早，创作也搞了60多年，但始终是个“小人物”。 　　说完了，丁聪又幽默地补充一句“我连个头也是矮小的，笔名‘小丁’更就自然而然了”。 　　生命和漫画连在一起 　　丁聪从小接触漫画，接触漫画家，因而不只是爱上了漫画，也开始画上了。张光宇对丁聪早期创作影响最大。丁聪上中学后，便不停地画漫画，向报刊投稿，发表了不少作品，小有名气了。 　　丁聪说：“我母亲生了十几胎，我为老大。我们兄弟姊妹成长起来的有六人。我早早地便肩负着抚养弟妹的责任。最小的妹妹比我小18岁。”苦难使人早熟，中学毕业，丁聪便急着想就业画画。19岁，丁聪便一面画画，一面当记者，在社会上奔波。 　　“8·13”至“7·7”事变之间的几年，丁聪的漫画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丁聪的思想，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生活道路。这种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像一条红线，从此一直贯穿于丁聪的作品之中，直到今天。 　　抗战之初，丁聪创作了不少救亡漫画；曾编辑过《战士画刊》，给《救亡漫画》不断投稿。上海沦陷后，丁聪来到香港，协助叶浅予编一部《日寇暴行实录》，和马国亮创编大型画报《大地》，宣传抗日英雄事迹，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才停刊。在香港的四年中，丁聪除编画报外，还有大量的创作作品。在《星岛晚报》上画过100套连载的漫画《小朱从军记》，在党领导的《华商报》上发表了《而公路依然伸展着》等高质量作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旅港剧人协会”，做了大量的舞台设计工作。 　　香港沦陷后，丁聪和一批文化界人士在广东党组织的协助下辗转来到重庆，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宋庆龄曾专门请丁聪等人到她家。宋庆龄一见丁聪便说“小丁，香港出来有什么损失?”又说：“我送你个东西。”说完便上楼取来丁聪与她的合影照。以后丁聪多次去过宋家，宋庆龄还总签名赠给丁聪一本英文版的《为新中国奋斗》，该书的封面是丁聪设计的。 　　这一时期，丁聪创作丰富，社会活动频繁。先后举办过“香港在受难”画展，与廖冰兄等10人举办过“漫画联展”，又搞了《北京人》、《家》、《雾重庆》等剧的舞台美术设计。这个时期创作的彩墨画《花街》，受到徐悲鸿先生的高度评价；创作的24幅《鲁迅阿Q正传木刻插图》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为中外多家杂志报纸转载，蜚声欧亚。 　　抗战胜利后，丁聪又回到了上海，积极投身于日益高涨的上海民主运动。他创作了大量的思想内容深刻的讽刺漫画，挟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以致有些作品一出来，便遭到国民党雇佣流氓的撕毁。这期间，丁聪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帮助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党组织不宜出面做的工作。 　　当时年仅30多岁的丁聪被誉为艺术界的奇才。1948年底，周恩来向香港的党组织打电报，开列了一批文化名人的名单，“小丁”名列其中。 　　40岁的“小丁”当上新郎” 　　“小丁”好多地方让人羡慕。40岁的丁聪，已担任《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美协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但这时的丁聪还没有老婆，甚至连个“对象”也没有。这可急坏了朋友们。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与丁聪有近20年交情的夏衍当众宣布：“小丁如果今年结婚，一切由我包了，我请客。” 　　当时的许多朋友都为小丁的终身大事着急，冯亦代当时曾感慨道：“皇帝不急，急煞太监。” 　　36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的相“逼”下，丁聪老人有如下“招供”： 　　“我40岁前，一直在电影、戏剧、美术界混，按说成家什么的不会有啥问题，但我一直未谈过恋爱。当时，一些女明星常来我家玩。我思想正统，老觉得与文艺界的女性成亲，婚姻不会稳定，不愿与女演员谈恋爱，也不愿意轻易就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后来，抗战中，我先后去香港、重庆，萍踪不定，更无心谈恋爱了，倒觉得一个人生活得自由、便当。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期间，我忙于画画，投身实际工作和斗争，也无暇谈恋爱，这事便一拖再拖。解放后，我一度曾担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还兼编辑部主任，什么具体事都得管，十分忙碌，个人的事也顾不上考虑了。1956年我40岁了，才碰到我的爱人。她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学俄文的，比我小11岁，与我妹妹是一行。我有一个朋友在外文出版社担任副总编，催促我成家，撮合了我们的婚姻。我们是1956年底结的婚，参加婚礼的来客只有冯二哥（冯亦代）一人。” 　　“猪比人好!猪不打小报告，猪有猪情味!” 　　丁聪结婚刚半年，便被打成了“右派”。 　　结婚一年后爱人生了孩子，丁聪没有享受初为人父的喜悦，只在医院隔着玻璃窗望了望自己的儿子，便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 　　说起来颇有“讽刺”味。茅盾在题为《谈丁聪的（阿Q正传）故事画》一文中曾说：“‘小丁’给我的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位运动员，直到现在，我每逢读到‘小丁’的画，眼前便跳出一个短小精悍、天真快乐的运动员。” 　　“反右”以后20多年间，丁聪确实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动动员” 　　丁聪最初被送往北大荒，四年后又去了黄村干校。“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清不白地打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养猪。直到1979年春节，丁聪才得到彻底的平反。 　　“文革”时造反派的头头让丁聪交待黄苗子的反革命罪行。黄苗子夫妇当时被关在监狱。早在30年代，黄苗子就和他熟悉。黄苗子参加革命很早，但30年代的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吴铁城做过他的干爸，所以黄苗子现在就“反革命”了。丁聪没办法只好交代“黄苗子这个人不够朋友，精得很，干了那么多的坏事，竟然都不给我说”。结果挨了一顿打。 　　吴祖光也“反革命”了，又和丁聪一起是所谓“二流党”的骨干分子，自然又得丁聪“揭发”。实在没啥可揭发的，丁聪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吴祖光确实和我是老朋友，我了解他。我俩一起在上海主编过《清明》月刊。他不该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进步人士的文章，他也不该不先弄清自己姓啥为老几就给当时的地下党夏衍等人借我们的编辑部多次秘密开会。此人脑袋可灵了，文章写得漂亮，出手又快。毛病也有，比如才高八斗难免会有几分傲气……”结果，又挨了一顿打。 　　丁聪先后喂过多年猪，对猪的习性、饲料、饲养、疾病等很作了一番研究。他喂的猪，经常是一天长一斤多重。他对猪的了解，使他发现了一个他有时不免提起的看法：“猪比人好。猪不打小报告。猪有猪情味。比起人来，与猪相处要让人觉得好玩得多!……” 　　后来人家劳动改造了几年以后都先后回去了。丁聪就是回不去，他问军宣队的头头：“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答曰：“上边只是说让你劳动。” 　　多年以后，丁聪才了解到：30年代他在上海认识江青的男人，他编的刊物上有江青和她的前夫的照片。这就是原因。 　　“漫画是揭露‘丑’的，但形式千万不能丑” 　　1979年刚一平反，丁聪便发誓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于是，接下来的13年便是丁聪真正的创作鼎盛期。仅在1978年至1984年丁聪就出版了五本漫画集，这还不算他创作了插图的十几本书；1985年至今他几乎年年都要出版一本漫画集；他先后出版的外文版作品共有11种，这全部是1981年以后的事。单是1992年三联书店就要给他出版《漫画集》、《古趣集》和《今趣集》三本书。还要将《绘图新百喻》和《阿Q正传插图》再版，英文的《现代笑话》第三次印刷，德文的《古趣集》再版，还要出版英文的《丁聪人物肖像选》。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有丁聪一幅“作业”，这已坚持10余年了；《文汇读书周报》、《河南漫画》等期刊，丁聪同样不断地交着“作业”，读者都知道这些作品必须是新近才创作的；今年元宵节，丁聪又应福建方面的多次邀请，偕夫人赴厦门举办个人创作展览，共展出不同时期六种类型的500余幅作品…… 　　丁聪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谈道： 　　“我这个人很不幽默。 　　“我是讽刺多，有锋芒，是很严肃的。我的作品总要伤一些人，但只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我是不管其他的。 　　“漫画的创作、生存，需要相应的社会氛围，极‘左’思潮的影响，片面强调‘以正面为主’，使漫画创作受到了一些限制。更严重的是上纲上线，说你‘抹黑’等等。我觉得对‘正面宣传’人们经常存在着片面理解。‘正面宣传’不能全搞成‘红、光、亮’。解放以来40多年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却有快30年没有漫画，从其中我们大概可以获得一点什么，最少是记取一点教训。这个误解更使漫画家受到误解，先是从事漫画创作的人就少下去一大截儿，再是有新发现、好构思而不敢去创作，最后的结果便是好的作品出现得太少。 　　“漫画是揭露‘丑’的，但形式千万不能‘丑’，反而要美。京剧里的丑角艺术，给人的启示很多。 　　“有很多人的漫画现在画得很马虎，我不想说，一说就显得我怎么样。我觉得这又是对漫画艺术本身的误解，是不正确的。有人认为，漫画不同于别的画种，不需要太多的基本功，只要能挖掘题材，有巧妙的构思，用图画表现出来即可。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从流派上、风格上谈，不能人人都是丰子恺派。 　　“漫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痛苦的摸索阶段。我个人30年代主要是受了美国的版画家肯特和漫画家格鲁泊等人的影响。从他们的作品中我学会了很多。但要发展到有自己风格的东西，不是光学某某人便可以的。华君武受了俄国的萨帕乔、德国的白劳恩的影响，张仃受了墨西哥的柯伐罗皮亚斯的影响，但后来都经过借鉴、吸收、创新，形成了个人的风格，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 　　丁聪有一本戴逸如主编的《世界漫画大师精品珍赏》。书中收丁聪的作品29篇，扉页上并有丁聪有关漫画艺术的题词，现谨录于下，以慰同好： 　　“尽管你掌握了熟练的绘画技巧，如果脱离了当代的社会生活，对是非没有爱憎，还是画不了漫画的。” 　　诸般雅好，总关“艺”、“文” 　　丁聪的业余爱好第一是吹笛子。 　　丁聪老早就讲过：“我的业余专业是吹笛子。” 　　早在上海读中学时，因为丁聪的父亲是个京剧迷，丁聪也就经常进剧场，也常从收音机和唱片上去听。他嗓音不行，便摸索着吹笛子和拉胡琴，他并没想去当乐师，但很能自得其乐。首次为人伴奏，是1940年为一位叫周志斌的名票彩唱《雅观楼》和《夜奔》帮忙，因为周在上海时曾为丁聪说过这两出戏。当时笛子有两根，一根是著名昆曲艺人方传芸，另一根是丁聪。两根笛居然能合拍，使在场的田汉等人大为奇怪。后来他还多次干过业余的“专业笛师”。1941年成都演出《牛郎织女》时，前台牛郎（耿震饰）做吹状，后台便飘出丁聪吹的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的乐调；张瑞芳饰的织女在前台演唱《织女之歌》，也是丁聪从旁伴奏。1946年，欧阳山尊、李丽莲自延安来到上海。他们表演秧歌剧《兄妹开荒》，丁聪给他们吹笛子伴奏。 　　最后一次吹笛子是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的那天晚上。欧阳予倩老要清唱《思凡》，座中找不到吹笛子的，丁聪便挺身而出。 　　丁聪的第二个爱好是拉胡琴，丁聪自己也承认拉胡琴不如吹笛子出头露脸多，但也确实“风光”过几次。如1951年的“五·一”节，在朝鲜战场司令部的坑道里，丁聪为一同前去慰问志愿军的侯宝林用二胡伴奏过京剧《萧何月夜追韩信》；直到“文革”后的一次联欢会上，丁聪给李万春清唱《连环套》伴奏，用的也是二胡。 　　年岁一大，气跟不上了，两项业余爱好也就放弃了。现在，大概只剩下他一生中最长久、最顽强的第三个爱好——爱书成癖。 　　欧阳修在其传世名篇《醉翁亭记》中开首一句是：“环滁皆山也”，走进丁聪的家门，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环壁皆书也。” 　　要不是解放前生活的四处奔波，要不是“反右”和“文革”，不夸张地说，丁聪的藏书大概可以开个像样的图书馆。 　　丁聪说：“除过画画，我最爱书了。” 　　怎么个爱法呢?如醉如痴，爱得一塌糊涂。 　　从50年代起，丁聪的工资就是215元，他当时又有稿费收入，但他结婚时存折只有一张——200元，自然钱都买书了。他买书、看书的范围很广，美术书占的比例较大，文学书也不少，其他如哲学、美学、历史，多了。 　　70岁以前，丁聪一家住的房子很小。据一位记者讲，他们夫妇住的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竟然放着大小10个书架，整个房子的空间全让书给占了。有了新家后，又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书架，时髦的组合家具里全塞满了书，还不够，便堆在墙角、地下，真有些“斯文扫地”。 　　丁聪喜欢收藏不同版本的书。即使同一个人的作品，他也特别注意出版的时间和版次。北京有一次举办《傅雷家书墨迹展》，同时展出了傅雷早期的作品版本，有些连其家属都没能收存，在丁聪家里却能借到，他为此得是小得意了一阵子。 　　以前毁了，丢了一批又一批的书，现在买了一批又一批的书。就这丁聪还不满足，说：“明天我要死了，今天我还要买书。” 　　这就是丁聪，身为漫画艺术家的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