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手边有本书，是《纽约时报》记者弗克斯·巴特菲尔德所著，名《苦海沉浮》。其中一段写他1979年初到北京的经历，使我久久难忘。 　　其实这段经历，大概每个普通中国人都遇到过。巴特菲尔德来到北京饭店，想订一套房间。但是接待员两次反问他：“你是哪儿的?”问得他张口结舌。 　　又告诉他：“我们只给单位安排房间，不对个人。”后来又解释：“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单位，你得找你的单位，要不无法给你安排房间。” 　　于是这位准备到北京来建办事处的记者，有了第一件任务：去找自己的单位。新闻司、中旅社、服务局都将他拒之门外。最后经美国驻华大使向中国外长致函，外交部同意代管他，“当”了他的单位。住旅店的事才得以解决。 　　读到这里，我慨叹自己国家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但是这位在哈佛攻读过中国史，在台湾和香港做过多年记者的老外，却有另一种发现。他说，单位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每个人都在单位之中。初识相交，总是互问对方在何单位；打电话，问姓名之前，先问：“你是哪儿的?”住宿登记第一栏，常常是“来客单位”。 　　这种现象，我们天天相遇，早已见惯不惊。经“老外”一提，心头震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我们为自己有单位而心里忠实，老外却认为我们在单位中失落了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查《现代汉语词典》，单位有两种定义。一，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如米、克、秒等。且不管它。二，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显然，生活中单位的称呼，早已踏破了词典的篱笆。难怪巴特菲尔德惊呼道：单位是中国社会高楼的砖瓦。他还指出：中国传统中并无单位之类的东西。 　　我国现有的单位，的确与众不同。它除了机关、团体的工作之外，还要管我们的户口、粮食、副食、医疗、住房，进而思想改造，政治学习，治安保卫，结婚离婚，入团入党，奖励处分，甚至死后处置。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通过单位。行政拘留及劳动教养，也要与单位通气。“我是有单位的人!”算得上一种豪言壮语。“我没有单位……”大概离骗子也就不远了。而资深够格的骗子，手中也许真有数张堂堂正正单位的介绍信，那就成了他行骗的资本。 　　单位与单位又有不同。大单位，小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党政军，全民集体。甚至寺庙也可以比附为地师级、县团级之类单位。好的单位，可以解决包括从出生到火葬的各种人生难题；差的单位，也可以发一个铁饭碗；有困难可申请补助，犯错误得接受批判，大致都能够就地解决。至于公社、大队、生产队，算不算单位呢?词典上不算，社员却要认账，也算的吧。“大跃进”后，它管安排活路，登记工分，发口粮救济粮，而今也还管批房宅地基，配生育指标等等。十多年前，外出逃荒那一张证明，也得由生产队这个单位盖章放行；有了这一纸单位证明，似乎乞讨也理直气壮了。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梦想追求的也许就是一个好单位。中央单位、省级单位，说出口来似乎人也高了一截。“我单位福利特好!”肯定引来羡慕目光。你在科研单位、文艺单位，谁不会想到你的才学或者才能呢?你在保密单位!用不着打听，你的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就已大体清白了然了。如果你的单位是什么生产组或集体商店，最好少提，尤其是在谈对象和借钱的时候。 　　单位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身份证明，它还系着我们的温饱、生死以及个人的价值能否实现。找到了好单位，一辈子不愁了，甚至可以当作遗产传给子女。各个单位的政治气氛往往也大不相同，一句攻击某“中央首长”的话，在此单位可以被判若干年劳改，在彼单位却可能是打个招呼了事。还有，你有某方面的天赋吗?如果不能调进专业单位，只好在原地挣扎，搞“地下活动”，脑袋上还有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你一旦进入某单位，也就意味着你将在这里奋斗终身，直到螺丝钉生锈。而跳单位，成了贬词，是不安分的象征。 　　巴特菲尔德说，中国目前单位体系的核心，是将个人拴在单位上，这类似“工业化时期的封建主义”。 　　帽子可不小。封建时期的社会组成，是家庭。难道单位就是家族的变种吗? 　　单位当然不是家族。虽然它们都有大门，有围墙，都聚居在一起，但一进大门，就不同了。单位里面是同志，互相为政治关系；家族里面是亲人，互相为血缘关系。共和国成立之初，单位里尚不乏同事同人的称呼，经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强化，你有什么思想就属于什么阶级，于是都统一到同志里面来了。一旦不称你为同志，大概已进入候补开除之列。家族里的血缘关系不好开除，但对叛徒逆子，施以家法，扫地出门，断绝来往，也是能够做到的。 　　同志或亲人，单位或家庭，形态都趋于稳定，地点和人员基本不变。孔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单位说，要安心本职工作。两者之间，不知有无某种联系? 　　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都没有契约，难以推行法治，这大概是事实。前者因为革命对象的消失，后者因为资本的侵袭，都面临解体的危机。维持稳定，要靠意识形态。统一意识形态，又得靠利益分配。家族中，家长掌握财权，不听话的减例钱，严重的剥夺财产继承。单位惩罚“异己”或思想异端的手段就更丰富了，诸如学技术，提职位，涨工资，评先进，都可使用上。如果是契约关系，则是另一种趣味了。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叹道：在美国，骂了总统、政府，老板不管你，但工作偷懒肯定会被炒鱿鱼；而在中国，旷工怠工屁事没有，但千万不能说上面的坏话…… 　　家族成员的地位，一出生便基本敲定，长幼，辈分，嫡庶，决定了他们的尊卑。只有等待自然减员，多年的媳妇才能熬成婆婆。单位成员的地位，则是以参加革命先后来定的。这是基数，随后有升降。要想升位，一是熬，二是表现。只要不犯大错，一般是不降的。这里两者又有了相同之处：都是终身制。 　　中国人对单位的感情，可谓复杂得很。单位就是家。爱社如家。爱厂如家。爱店如家。体制固定化。单位中的级别，演变成了尊卑的象征；人的价值，靠级别来实现。排名先后，出场次序，称谓，住宿，乘车船飞机，文件下达，乃至遗体存放，都成了可争夺的一个个高地。“我们同是一个单位的。”这句话带着兄弟姐妹的温情，同时也可以意味着互相攻讦甚至潜在的敌意。单位里，还可上演出类似大观园中争宠，欺诈等等闹剧。 　　中国人传统的自我界限模糊，必须生活在人情之中，才感到自如。“我行我素”、“一意孤行”都是不好的状态。别无选择的独处，则值得同情，比如“孤儿寡母”、“孤苦伶仃”、“无主孤魂”等。单位再差，毕竟是单位，比孤独地在社会上游荡，强多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实在为单位的存在提供了心灵上的依据。 　　单位里面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四周都是熟人。你要团结大家，最好的方式则是“关心群众生活”。 　　单位也可以为有野心者提供勾心斗角的天地。他打的旗号也可以是“为集体”、“为群众”。所谓“窝里斗”，就是在单位里展开的。单位就是某种人角逐的最好的“窝”哩。 　　开放促进改革。包产到户，社员们扬弃了大锅饭的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区、乡重建。万元户、专业户以其非单位、非正统的面目向单位挑战了。以前被单位所岐视的一批“闲杂人员”，在单位门外搞起了个体经营，很快腰包也鼓了起来。 　　单位中的人也面临着两难选择。铁饭碗成了鸡助，嚼之无味，弃之又可惜。单位自身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