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山海经》中的夸父追上了太阳，他“渴极而饮不足”，终于丢下了手杖而死去。 　　我只感受到那片土地上辐射来的热力。这种热力在增加，对我的吸引力也在增加。 　　1992年10月4日，我从纽约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经旧金山飞往中国——我阔别十余年的出生之地。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追日之旅。飞机在纽约伴着初阳起飞，离开旧金山后，太阳一直在飞机的前方照耀。最后，飞机和庄严落日一起降落在上海。 　　在中国的日子里，以及回到纽约以后，我遇到的许多朋友们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中国变了没有?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我发现，我的回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原因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这个国家。中国许多地方变了，也有许多地方没有变，要说印象最深的很难，因为给我印象深刻的东西实在很多。对不同行业，不同层面的朋友，我得说不同的话才正确。 　　看杭州古风 　　杭州之行解除了我的许多疑虑。 　　稍上年岁的中国人，不分南北，多数知道有的杭州人爱“刨黄瓜儿”——敲竹杠之谓也。其实，“刨黄瓜儿”是“剥黄褂儿”之误：据说当年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到了杭州就给狠狠敲了一笔，一时银子不够，只好剥下“黄褂儿”相抵。 　　今天，仍有少数开餐馆的杭州人古风泱然，且与实践结合，将“刨”进一步变成了“斩”：客人上门，勤劝入雅座内室，饭毕帐单开出来动辄数百上千。有一条一千二百元的鳗；有一顿收台湾客人一万多台币。更有甚者，客人不服，主人有保镖以武力相胁的。 　　杭州人并不为这些复古的同胞护短。他们对这种“斩”客行径深恶而痛绝之。在杭州有广大读者的《钱江晚报》（按我在香港、美国十几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看，这是一份优秀的报纸，拿到今天的海外，也不会比任何一份中文报纸逊色）日日都报道这方面的动态。某区某餐馆因何事被罚多少钱，有名有实，尖锐辛辣。我提出到西湖边“岳坟”附近一家有名的餐馆去午餐。亲友马上告诉我，《钱江晚报》刚登过：这家餐馆“斩客”被罚了数千元。“我们还是换一家吃如何?” 　　我和我姐姐在杭州虎跑的餐馆吃饭，一碟“虾爆鳝”，虾仁脆嫩，鳝片香鲜；一碟“夹鱼片”，两片生鱼片夹一片火腿，分量很足；一碟碧绿墨耳菜，我又要了一碗“西湖莼菜汤”。服务小姐说，“莼菜汤”无非是开水冲起来的，不实惠，吃鱼羹吧。结果是一大浅盆微酸的鱼羹，可谓美不胜收。结帐不到八十元人民币，合美金，大约是吃一次麦当劳快餐的价格。佐以龙井茶和有桂花浓香的餐巾纸，这餐饭我得把它排在此行所吃无数美味之首位。 　　真正豪奢的吃喝还是公款请客。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公款请客是公关手段之一，无可非议。我觉得可议的是大家吃了不宜一走了之，满桌剩菜剩饭丢了实在太令人心痛。中国国门之外，一碟炒饭哪怕剩下一小撮都可以找包带回家，为什么国内建立不起这种节俭的风气? 　　行路难 　　“行”者，交通也。中国要发展，单靠双脚走路不行，所以我把“行”排在“衣”之前。 　　美国开车遇上塞车就倒霉。车子蜗行，见到在车缝中游走的摩托车会生出羡慕之心。中国情况不同。人实在太多了。大家轮番出来遛遛，街上就是人挤人的。除了塞车外，我还碰上好几次“塞人”。 　　那是小街道上，有行人、自行车、三轮车、小汽车、中汽车、大汽车，两边人行道上还有成群的摊贩。一点小纠纷就可以使交通停顿，几分钟若不解决，人车就会交叉积压到寸步难行的地步。 　　大街道上最混乱的是十字路口，无数人车，见缝就走，任何方向都可能迎面遇上任何车辆。红绿灯加上数位交警，看来处变不惊，但相信精神上一定有相当的压力。 　　现在大城市商业中心已经分散，居民向高层发展，向外扩展，使得城市空间增加了许多。未来参酌香港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办法，地上地下结合，解决城市内的交通问题并不会太难。 　　这次回国听到许多新词汇，“打的”（坐计程车）就是一个。 　　我所见几个城市的计程车大致只有两种，天津产的三缸小车“夏利”和上海产的四缸小车“桑塔纳”。“夏利”是前几年在欧美被淘汰的南斯拉夫三缸小车ＹＵＧＯ的翻版。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不需速度太快，车型小，经济实用。司机们多数工作极为勤奋。上海的一位司机说，他每小时一定要争取收入三十到四十元才“合算”。 　　由于车子单薄，使用时间长，多数车子的引擎声音都很响。再过几年，淘汰下来的车子大概必须经过修理后进入次级市场，如农村，否则很难想象现在的个体劳动者如何承受这种价值的变化。 　　“行”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沟通。汽车之处，还有飞机、火车。 　　坐成都到上海182次列车的经历也值得一记。 　　因为是美籍华人，所以坐软卧要用外汇券购票，虽然服务完全一视同仁，但票价加倍。这种行之有年的歧视性措施和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准备工作精神是不相容的。中国要增加对外出口，所以也要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国货物进口。现在中国又搞旅游年，要吸引外国游客。这种既不改进服务，又要加倍收费的办法岂可继续存在? 　　上车前，我刚和铁路分局长握过手，心里很温暖。上了车，放好行李箱，我把手伸出窗外，握着来送行的76岁白发母亲的手。天涯游子，“黯然神伤者，唯别而已”，看着老母亲眼中飘出泪光，心里难免不好受。幸好此时一位列车员帮了我的忙。他简单地通知我，不知为了照顾何人，我必须换个房间。来送行的弟弟大为不满。那列车员说了句“我说了算数”，就走了。结果弟弟和列车员们吵成一片，老母亲忘了流泪，火车就徐徐出站了。 　　这列软卧很脏，被子、枕头、床单都是灰黑色的，走廊上常看到乘客往地上吐浓痰。我换的房间内，四个人中两个不停抽烟。乘务员、乘警中也有不少人斜叼香烟来去。有好几处到站时，我还看到几个明显是逃票的人，一会儿从左边冲向右边，一会儿又从右边冲向左边。 　　因为此次中国之行我在上海坐到过服务极好、干净清洁的普通客车。我和同胞们一样付费，一样排队上车，一样受到温暖的礼貌对待。所以，我在182次软卧上的见闻才使我觉得欠正常。改革之风所向，如此落后的服务不可不改。 　　社会稳定吗 　　中国人向来崇拜英雄。早先是关公、吕布、赵匡胤、朱元璋，近代是大陆“朱毛”，台湾“蒋公”。大陆还有许多典型，如邱少云、黄继光、王杰、雷锋，都感动过无数年轻人。 　　今天许多大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依我看，就数那些传奇式致富的企业家了。令人企慕的地方主要在他们如何消费；如何一掷千金；如何快意恩仇；如何养情妇……知识分子也现实、开放地表了态。我数次听不同层次的朋友引用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男主角李冬宝的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讲得很透彻。 　　我相信，这是针对过去有三十几年只突出政治、忽视民主、不涨物价也不涨薪水现象的一种逆反现象。中国人民苦了多年，现在有条件讲讲吃穿，考虑一下家庭的基本建设，与富裕的领居比较一番，争取一番，谁曰不宜? 　　最积极的一面是，讲起“文革”、反右，讲起当年的海外关系、阶级路线，那相对唏嘘、噤若寒蝉的时代的确已过去了。大家已习惯了这些历史问题所应处的新地位——它们不应妨碍大家对新生活的追求，对新时代的向往。在这种新生活、新时代中，中国人民之间已不再有往昔人为的“阶级”鸿沟。大家都有了比较平等的机会来追求、竞争。 　　较我年轻二十岁以上的几个堂弟在国内学有所成。他们的喜乐哀怒、抱负追求，与我认识的港、台、美国同龄青年已极为相似。再年轻一些的侄甥辈，一个个都那么快乐、单纯，竞相表现自己。他们的父母历经沧桑的脸上，笑意中透出明显的羡慕和欣慰——这也是此行最令我感动的场景。 　　中国现在最可宝贵的一点是那股蒸蒸日上发展经济的气势；到处都在基建，到处是旺盛的人气。大家不再沉默凝重地等待，街上的脚步频率比十几年前快了不知多少——我相信，正是因为大陆这股“穷而不困”的旺盛气势，才有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的一番话：“台湾若不努力，再过三、五年一定会被大陆赶上。” 　　在大陆时和回到美国后，都有朋友问起我同样的问题：1989年那场风波迄今还未及三年，中国的局势稳定不稳定? 　　我的回答是：中共建国四十三年来，要讲局势稳定，首推今天。其理至明：两岸关系解冻；中俄、中日、中美关系毕进入理性和平阶段；四十几年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现时最高，而且大家真正明白了，这样努力下去，明天会更好。而中国的政治管理日趋开放透明，大家既了解国内，也了解世界大局，使得“风吹”只能“草动”，不人动辄引起不正常的大起伏。 　　上述所有因素中，人民生活的实质改善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发现，住进新公寓的人所开始的生活和从前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邻居之间几乎“断”了联系。住了一二年，邻居家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也很常见。 　　更有进者，工农商学各界距离也拉开、拉远了，相对独立，互不干扰，再也没有从前大家同声同气，一起“批林、批孔”，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事了。 　　这种从前被指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际感情沙漠”，其实是社会安定的要素。家家独善其身，工作只对公司负责，道德行为对法律负责，开支对收入负责。家庭就成了坚强的基本单位。一块块独立的砖石，砌成的墙才稳固。 　　确实，中国许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发生的，许多问题还可能继续发生。所以，有人喻中国改革开放为打开了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之盒”，认为后果有不可知的危险；更有人以为现时存在的问题，足以威胁中国的前途，而将这些问题的积累形容为随时会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爱这个国家 　　我深信，中国人的智慧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绝无必要杞人忧天。试想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面貌，进行了如此深广的社会改革，其间又遭多种逆折，中国社会反而更加生机蓬勃。我们对未来又何须悲观。 　　从杭州到襄樊，在好几个城市，我早上的清梦都是被不同方言的吆喝声惊醒的。“鸡毛鸭毛甲鱼壳!”“旧衣服、旧电视机好卖!”大白天，寂静的居民区也会被“煤饼”、“卖晚米”之类的呼喝声划破。这些同胞多数来自郊区农村，皮肤黧黑，面上都显出希望和信心，使人不但不敢小觑区区的鸡毛鸭毛甲鱼壳，更不敢有一丝小看这些努力工作、目不旁视的青年的心理。人类世界没有比穷更大的问题。这些中国人用他们年轻的声音表示，他们可以通过劳动，从最微不足道的鸡毛鸭毛着手，来解决穷困的大问题。我相信如此奋进向上的同胞中，未来必有大人物出现。 　　我印象极深刻的一幕发生在杭州某大公寓群间的一个小公园中：清晨五点多，公园中已有了数以千计的人在活动。在充满动感、韵律、生机的武术、老人迪斯科、交谊舞、放鸟、慢步跑的人群之外，最大的一群人聚在小湖边，默默练一种“最新流行”的气功——“香功”。 　　他们是我的同胞，我的父老、兄弟、姐妹、子侄。那也许是我这一生中最不自量力的时刻，我有个冲动，希望能尽力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就在那同一天，我到了杭州西湖边，重新看到了从“杭州饭店”门前移到“西泠印社”后山的秋瑾女士墓——一座典雅的白色石像。娴雅庄重、允文允武的秋瑾，正当盛年就被清廷在绍兴闹市古轩亭口砍下了头。因此我忽然想到了那个我曾经非常认同的著名问题： 　　我爱这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爱我吗? 　　我发现这个两段并立的问题其实不能成立。 　　国家是个横亘时空，既抽象亦具体的事物，个人根本无从讨价还价。 　　从秦始皇封的“五大夫松”，直到今天西湖三烟霞空 中的小船，都是我所爱的中国的内容；从《三国演义》中半人半仙的诸葛亮，到今天刚刚从四十几年工作岗位上离休、待我既似慈父又如师长朋友的叔叔，我都有一分浓浓的爱。我岂能要“五大夫松。和诸葛亮来爱我? 　　我最敬重的民族英雄不是岳飞，而是一位东北的名叫杨靖宇的抗日军人。因为我在小学时就读到过他的事迹：杨靖宇苦战到弹尽粮绝，终于不幸牺牲，日军把他的尸体解剖，发现他的胃中尽是树皮草根。 　　爱一个国家，不怕穷，不嫌落后，无怨无悔，因为这个国家对我而言带有另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