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一 　　克雷格·舍戈尔德是个英国的九岁男孩。 　　他喜欢踢英式足球，一踢起球来就不要命，但是，到了1988年的秋天，他的教练注意到这个小孩有了变化，不像以前好动。“似乎，他的动作也不如以前快了。”教练对克雷格的父亲厄纳说。 　　两星期后，克雷格剧烈地呕吐。母亲马里恩立即联系了一家医院。一个专家给 克雷格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医嘱做脑部扫描。 　　“恐怕，我带给你们的不是好消息，”医生说，“克雷格脑部有个肿瘤。” 　　这个肿瘤位于非常危险的部位：靠近脑干的顶端——这个区域控制呼吸、心脏跳动和血压。 　　一辆救护车把克雷格送到位于伦敦中心的大奥尔蒙德街医院，并很快定下了切除肿瘤手术的外科医生。马里恩不想把病情告诉儿子，怕压垮他不服输的脾气。但是，她从未对儿子说过一句谎，她不想破坏她在儿子眼里的形象。她坐在儿子的床边，握着他的手：“克雷格，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 　　“妈妈，我知道自己病得不轻。”他提到他所喜爱的电视剧里一个得了脑肿瘤的演员，“我想，我是得了同她一样的病。” 　　马里恩点了点头。“我要你勇敢点。”她低语道。 　　“我会的。” 　　1989年1月17日，克雷格手里拿着象征幸运的长毛绒玩具象，被推进了手术室。马里恩和厄纳在他的身边。马里恩轻柔地唱起了克雷格最喜爱的一首歌：《我只想唱我爱你》。 　　经过几小时的外科手术后，外科医生报告说，未能取出全部的肿瘤，因为肿瘤的位置太危险了。两星期后，又带来了可怕的消息：病理切片报告显示，这是一种恶性肿瘤，一种扩散得很快的脑癌。外科手术复原后，克雷格还要接受进一步治疗，但是他的死似平是不可避免的了。 　　克雷格收到家族、朋友和足球队队员寄来的许多祝福他早日康复的明信片。医生开玩笑地说：“你应该上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不久，克雷格被转到皇家马斯特医院，在那儿他接受化学疗法和放射治疗。克雷格收到了他所喜爱的电视剧中一个演员祝福他早日康复的讲话录音。针对这则消息，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发表文章，介绍这个同疾病作斗争的勇敢男孩。很快，其他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转载或转播了这个故事。克雷格被英国新闻界誉为“当代勇敢少年”。 　　可是，克雷格的病情恶化了：腿和左胳膊越来越虚弱了；讲起话来一字一顿，慢腾腾的；视力模糊不清。尽管他全身疼痛，但不乏幽默感；说上几句发噱的话，开上几句玩笑，逗逗乐。 　　这么多人关心克雷格点燃了他生命之火。一天晚上，克雷格接受化疗后，筋疲力尽，还要尽力摆脱心中的悲哀。“妈妈，”他说，“我想要明信片。每次收到明信片时，我心里要好受点。”9月，为了鼓起克雷格的勇气，克雷格家对新闻界说：克雷格想叫自己收到的明信片数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几天后，一辆载着几大袋明信片的小卡车停在克雷格家门外。这是公众寄的。寄明信片的还有撒切尔夫人、查尔斯王子、布什总统、里根、戈尔巴乔夫；其中还有两个克雷格的崇拜偶像：杰克逊和史泰龙。 　　克雷格真实现了他的理想，打破了世界上收到最多明信片的记录。在他遭到残酷不幸时，这些使他觉得生命的可贵，人类的美好，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事实上，这么多纷涌而至的明信片是克雷格在伦敦中央邮局自己的“选择邮箱”收到的。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由市政府指定使用个人专用邮箱的第一个人。 　　当1989年11月7日这个盛大的夜晚来临时，虚弱不堪的克雷格参加当地足球俱乐部举行的仪式。三百人出席了仪式，当地邮局局长把打破世界记录的那一张第1,000,266号明信片递给了克雷格。当克雷格说“谢谢你”时，全场唱起了《因为你是个非常好的小孩》这首歌。 　　二 　　远在3800英里这外的美国的弗吉尼亚，有个名叫克卢杰的老头，他今年77岁，是个靠做通讯生意起家的十亿富翁。克卢杰的朋友同他谈起克雷格和明信片的故事，催促他也寄一张明信片。 　　克卢杰邮寄明信片时，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爬上心头。他不禁想道：难道医学真的救不了这个孩子吗?我能为这孩子做些什么? 　　克卢杰曾为值得做的事业捐过成百上千万的美元，但他从不捐钱给个人。他不想开这个先例，也不想使克雷格的家人产生不现实的想法。虽然这样，克雷格可能有救的这个想法一直萦绕他的心头。 　　克卢杰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密友、弗吉尼亚大学康复科学中心的神经外科教授尼尔·卡塞尔博士。“尼尔，”他问道，“能不能同克雷格家联系一下?我有种感觉，非常重要，也许对他们来说，非同一般。我来付费用。” 　　卡塞尔打电话未能同克雷格家联系上，就写了一封航空信。不少天过去了，未见克雷格家有回音。他的信消失在克雷格家成千上万封信的海洋之中。 　　明信片源源不断而来，已达到200多万张。克雷格定期地住医院，出医院。9月20日，克雷格的医生叫马里恩和厄纲倒办公室来：“消息不好。最近的扫描显示，克雷格的肿瘤又增大了。” 　　前景不妙。克雷格家人绝望了。这次他们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克雷格。 　　第二天早晨，马里恩为了缓和这种绝望的气氛，就打开了在克雷格家的几个航空邮包，随意地拆开卡塞尔写来的信。她看着看着，一双手就颤抖起来。“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叫道。 　　马里恩立即打电话给卡塞尔，把这种令人灰心丧气的情况告诉了他。卡塞尔说，他不能允诺什么，但接着又说，他的医疗中心购买了一种“γ射线刀”，一种新的仪器，能直接对着脑肿瘤射出高能量的射线光束。“这可能是治疗克雷格的一种方法。”他说。 　　厄纳下班回家了，马里恩把信递给他说：“我想，上帝可能会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很快，尼尔·卡塞尔着手检查克雷格的病脑，他向前倾了倾身子，靠近地看着脑部的扫描。在克雷格的脑中，他看到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灰色肿瘤，压迫着中脑地区，挤压着脑干。他的心一沉，心想肿瘤太大，γ射线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这块肿瘤似乎长出分叉，侵入了周围的组织。这似乎就确定了化验室做的病理切片报告：肿瘤是恶性的。要是真的这样的话，卡塞尔知道，克雷格就没救了。 　　此外，他考虑要是他动手术的话，克雷格有1/5的可能性死在手术病订上。即使手术成功了，克雷格又能真正地得到什么呢?仅仅是延缓几个月的生命吗? 　　卡塞尔打电话，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克卢杰：“有些东西在医学上是无能为力的。” 　　“你真的是说，你治不好他吗?”克卢杰坚持道，“请想想办法吧!” 　　卡塞尔搜索枯肠地思考着，作为三个女孩的父亲，他问自己，要是自己的孩子处于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他知道，他会给他们一次博斗的机会——尽管很冒险。 　　11月下旬，卡塞尔对克雷格父母亲说：“我可能对你们的儿子的病有所帮助。”他说，外科手术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手术效果也明朗。他所能做的，尽他所能，能除掉多少肿瘤，就除掉多少肿瘤；剩下的用γ射线刀来对付。 　　这可能能给克雷格赢得些时间。卡塞尔建议这对夫妇在圣诞节期间考虑一下他们的选择，等到明年1月1日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他。对马里恩来说，做出这种决定是极端痛苦的。她不想让克雷格的头再挨上一刀。最后，她和厄纳决定还是让克雷格自己做出选择。 　　“妈妈，”克雷格说，“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 　　三 　　手术定于1990年3月1日在弗吉尼亚大学康复科学中心进行。那天早晨，马里恩和厄纳站在儿子床边时，克雷格再次要他们放心：“我会好的，你们会看到的。” 　　少顷，当护理员把他推进手术室时，克雷格手里拿着长毛玩具象，高叫道：“我爱你们，爸爸和妈妈。”然后，他又开始唱起了《我只想唱我爱你》这首歌。 　　卡塞尔从克雷格的颅骨顶端取出一块二英寸的椭圆形骨头，小心翼翼地切开连接脑两半球的纤维带，他发现灰白色的肿瘤几乎就在脑的中心，被一层膜包着。 　　卡塞尔切开膜，开始剪碎肿瘤，并把它们吸出来。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他也越来越兴奋。看上去不像恶性肿瘤。难道两年前英国医院化验室确认的恶性肿瘤会发生某种变化?他越剪，越有信心：克雷格的病能根治。 　　手术进行到三小时，一个住院医生看到卡塞尔在克雷格脑部做手术的位置太深，小心提醒道：“不能再往下做了!” 　　卡塞尔停了一会，心想，这个手术从一开始就是个大赌博。然后，他从手术的显微镜看过去，看到还有一点肿瘤的剩余物紧贴在克雷格的脑部。他知道，他得继续赌下去——继续在脑部更深的位置做手术。 　　卡塞尔做这个手术，化了五个多小时，没有用γ射线刀。他体力耗尽了，但兴奋万分地离开手术室，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克雷格的父母亲。马里恩激动地跳起来，吻了他一下。 　　手术后，马里恩靠着克雷格的病床弯下腰来，低语道：“克雷格，癌不见了，全不见了。” 　　克雷格微微睁开眼睛，笑了。 　　手术后，克雷格恢复得很快，讲起话又快又清楚。但在手术前，这是不可能的。手术后的第二天，卡塞尔走进克雷格的病房时，克雷格说：“医生，你真了不起。”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化验室的报告表明，在肿瘤的组织里，没有找到恶性细胞的痕迹。肿瘤是良性的。 　　几个星期后，克卢杰来到医院看望克雷格一家人。当这个生意人走进房间时，马里恩紧握着他的手，连连表示感谢：“你是我们一家的保护神。” 　　克卢杰递给克雷格一枚有两个正面的二角五分银币。“就像这样，”他咧着嘴，笑着说，“你永远不会失败的。”克雷格送给克卢杰一件礼物：一张由他母亲前几个月照的、镶嵌好的本人照片。在照片里，他穿着拳击男运动裤，戴着手套，一副坚如磐石、必胜无疑的神态。照片上的题词是：“谢谢你帮助我赢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