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个炎热的上午。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人对这一天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这是他们的“圣盖伊节”。这是一个纪念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节日。在那次战役中，塞尔维亚人为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宗教信仰，面对十倍于己的土耳其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最后终于失败。但是，这是一次极其光荣的失败。不仅土耳其苏丹穆拉德毙命于此，而且塞尔维亚人由此向历史和世界证明，这是一个宁做殉难者也不甘为奴隶的民族。 　　这天，吞并了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索瓦—费迪南前来萨拉热窝视察驻扎在此的奥匈帝国第15和16军团。10点10分，奥国王储的车队经过警察局门口时，一枚手榴弹掷来，在车旁爆炸。但王储安然无恙。 　　火冒三丈的王储下令改道而走。然而，一个疏忽发生了。改道的命令竟没有通知司机。于是，王储的车子起动并照预定路线驶入了费朗索瓦—约瑟芬街。当卫士们发现这一错误而急急让车子停下来时，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这意外停车处的两步之遥，有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加弗利罗·普林甫，只见他毫不迟疑地掏出一把手枪，瞄准奥国王储连发四枪。王储夫妇顿时一命呜呼。这时，教堂钟声响了，“圣盖伊节”弥撒开始了…… 　　这位塞尔维亚学生在阐述谋杀王储的理由时说：“……因为报纸上说，此人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我们塞尔维亚人的敌人。” 　　这几声枪响的结果，众所周知，就是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79年以后，1993年1月8日，萨拉热窝的一个寒冷的傍晚。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简称“波黑”共和国）副总理哈吉亚·土拉基利奇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辆装甲车的保护下，从机场返回市中心。土拉基利奇是波墨共和国的第三号人物，是穆斯林的领导人之一。他刚刚在机场上会晤了一个土耳其代表团。会谈中，他对被称为“和平的最后希望”的日内瓦波黑三方会谈表示悲观。当土拉基利奇的装甲车离开机场大约一公里处的一个三叉路口时，两辆塞尔维亚族武装的运兵装甲车和近四十名塞族民兵迎面而来。波黑的塞族武装早就怀疑同属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在暗中支持穆斯林。这架土耳其飞机出现在萨拉热窝机场后，更加深了他们的怀疑。在塞族民兵要检查装甲车引起冲突调解无效时，三个塞族民兵不顾其队长的劝阻冲出队列，试图将他们并不了解其身份的副总理拉出车外。其中一人推开了站在土拉基利奇面前试图保护他的萨特上校，向波黑副总理开了火。后者身中七发子弹，当即身亡。 　　各方对这一事件均有自己的解释。萨特上校认为是一起偶然事件，穆斯林认为是预谋的凶杀，目的是使穆斯林退出日内瓦和谈并将和谈失败的责任推给穆斯林。而塞族武装则称该民兵的全家均被穆斯林所杀死，因而他才会擅自作出上述行为。 　　不管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在这一谋杀发生后，人们都在问：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将走向何方? 　　历史上的“欧洲火药桶” 　　大多欧美战略家们都认为，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再是80年前的欧洲，巴尔干半岛也已今非昔比。因此，没有理由将两者相提并论。然而，在当前波黑的局势面前，和平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黯淡。尽管日内瓦谈判仍在继续，但战争也在谈判声中越打越热。打开欧洲的地图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历史的演变并没有完全消除巴尔干半岛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欧洲的火药桶”。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东西南北各民族的交汇点，素有“陆桥”之称；巴尔干更兼有亚得里亚海之不冻港，为欧洲内陆国家梦寐以求的最为理想的出海口。因而，巴尔干半岛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土。历史上，巴尔干曾发生过四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这里引爆。因此人们称之为欧洲的“火药桶”。而南斯拉夫就位于这“火药桶”的中心。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巴尔干半岛成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特殊地区。正是由于多民族的特点。使巴尔干半岛形成了极为复杂和悲惨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先后统治过今日的南斯拉夫这块历尽沧桑的土地的国家和王朝，包括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王朝，以及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每一个统治者都在上述不同的民族之间留下仇恨的种子，形成今日各民族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局面。翻开这片土地的历史，几乎每个世纪都曾留下民族间仇杀的血的记录。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为今日的南斯拉夫留下深刻的创伤。 　　历史似乎还嫌这块土地的灾难不够深重，在多民族间，还刻下了各类不同的宗教信仰的痕迹。生活在巴尔干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塞尔维亚人皈依了东正教，而罗马天主教则征服了生活在巴尔干西部的克罗地亚人，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及其长达五百年的统治，又迫使部分塞尔维亚人改信伊斯兰教。这就是今天斯拉夫穆斯林人的来源。于是，在民族矛盾之上，又加上了宗教的冲突。 　　正因为巴尔干半岛的上述特殊性，人称之为“微型欧洲”或“欧洲的缩影”。甚至有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欧洲的心脏”。每一次在这里发生的冲突或战争，很容易引起欧洲其他各民族的反应，从而引发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巴尔干半岛被冠上了“欧洲的火药桶”的“美称”。 　　今天，这个火药桶的中心，信仰着三个不同的宗教的三个不同的民族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 　　如果说南斯拉夫恰好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心的话，则波黑共和国恰好位于南斯拉夫的中心。今天在波黑展开的既是以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为一方、塞尔维亚为另一方的战争，但同时在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人之间也在寻机厮杀。无疑，波黑的塞尔维亚族武装得到北邻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全力支持，而克罗地亚族武装则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支持。从表面上看，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没有别的穆斯林共和国，但不能忘记包括伊朗、特别是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土耳其等国家的影子。如果再向远处眺望，则在克罗地亚背后可以隐约看到德国、奥地利等国的轮廊，而塞尔维亚背后则有法、英，特别是俄罗斯的存在…… 　　二次大战的惨痛创伤 　　但对于克、塞和穆斯林之间关系影响最深的，则首推二次大战。 　　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同一年，即1939年，塞族人和克族人曾经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但是翌年即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和解中断。1941年，德国军队侵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王出逃并流亡国外，南军队宣布投降。至此，南斯拉夫便被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瓜分。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大部分以及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则在德国法西斯的扶植下成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 　　傀儡国——克罗地亚独立国在极端的克罗地亚分子昂特·帕维利奇的领导下，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大肆残杀塞尔维亚人。当时“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人口构成半数以上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约占三分之一。帕维利奇一心想把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斩尽杀绝。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数不胜数。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被屠杀，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有一名意大利记者曾经报道，在帕维利奇的办公室里，他亲眼看见一只篮子，里面装着20公斤被屠杀的塞尔维亚人的眼珠子。在法国，至今还生活着一批当时从南斯拉夫逃出来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据战后统计，死于二战期间的南斯拉夫各族人共达170万，平均九至十个南斯拉夫人中死亡一人，几乎涉及到每个家庭。死亡的人员中，仅一小半是德国占领军所杀害，而另外一大半则死于上述各种武装所进行的种族仇杀之中。今天，塞尔维亚人指责当时站在德国人一边的克族人为“法西斯分子”，而克族人则指责塞尔维亚为“切特尼克斯分子”，即杀害穆斯林的保皇武装。这些都是从二战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言而喻，二战中的阵线应该是十分明确的。是非恩怨，在历史面前应该有一个标准。但是，在一些国家的报道中，这一点却已十分模糊…… 　　今天正在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相互杀戮的人们，不是亲自参加过二战，就是其父辈或祖辈曾经领略过二战的硝烟。这显然比本世纪初甚至更久以前遗传下来的信仰要更为重要得多。 　　然而，在欧洲国家的传播媒介中，今天被指责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不是当年在法西斯德国一边的克罗地亚，而是塞尔维亚共和国。 　　西方主要指责塞尔维亚有两点：一是集中营，二是强奸妇女。 　　自波黑战争开始后，二战后埋藏在三个民族心底里的仇恨全部翻腾起来。三方彼此残杀有时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从克罗地亚和波黑不时传来大批无辜平民被屠杀的消息。到去年8月份，开始传出在波黑存在着“死亡集中营”的报道。一些寻找轰动新闻的西方记者来到波黑，拍摄了一些被关押人员的镜头，便报道说，塞族武装大量关押穆斯林和克族人，并施以酷刑和屠杀。波黑执政的穆斯林也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报告，声称在波黑境内，塞族武装共设有上百个集中营，专门关押和屠杀穆斯林。而塞族武装断然否认这一指责，认为在塞族武装控制的区域只存在着关押战俘的“战俘营”，而不存在关押平民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塞族武装也反过来指责克族人和穆斯林设有集中营屠杀塞族人。 　　大约1993年初，更为耸人听闻的消息又从波黑传来：塞尔维亚族武装正在有计划地大规模强奸波黑妇女。以进行“种族纯化”。西方记者称之为“塞族武装的第二条种族灭绝战线”。据称，塞族武装专门设置了一些关押妇女的集中营，然后就命令其士兵对这些妇女进行集体强奸。欧洲电视台普遍播放了一个据说是被俘的塞尔维亚民兵的“证词”。据他说，他强奸了不下数十名穆斯林妇女；上级命令他一直要强奸至这些妇女怀孕、留下一个“塞尔维亚的后代”时才放这些妇女回家。西方的记者称，这一“政策”起先还只是在集中营内实行，后来就扩大至整个塞族人控制的区域。只要是穆斯林妇女，塞族人就实行强奸。西方记者认为，塞族人企图以此来达到“纯化塞族人”的种族灭绝目标。为了调查事实，联合国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目前尚未有正式的调查结果公布于众。事实上，许多指责都是建筑在“推测”上的。 　　铁托的遗产 　　如果要理解西方各国，主要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对前南斯拉夫问题的立场，就必须从南斯拉夫的解体开始说起。 　　铁托领导南共游击队取得了对德作战的最后胜利，于1945年成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以“联邦”形式来重组南斯拉夫，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为铁托所提出。 　　铁托是一个克罗地亚人。他首次将南斯拉夫划分分六个享有同等权力、分别由某个民族为主的共和国（当时只有多民族混居的波黑共和国是个例外）希望由此来解决几个世纪的克、斯族与塞族人之争。此外，他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建立了两个民族“自治省”，即西北部的伏伊伏丁那省和南部的科索沃省。 　　在铁托将军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度过了近35年的和平生活。虽然期间也曾爆发过1968年的科索沃骚乱和1971年的“克罗地亚之春”的动乱，但总的来说，各族人是在和平的气氛中生活的。此时，塞族人与克族人及穆斯林人已经开始混居并通婚。特别是在波黑共和国及其首府萨拉热窝，由于克族人、塞族人和穆斯林彼此朝夕相处，共同生活，早已将历史的恩怨消化了一大部分。到了八十年代，他们大多已放弃自己的民族归属而自称为“南斯拉夫人”。处于少数地位的克罗地亚人也同样在政府和其他权力机构中担任职务，而穆斯林也享有与塞族和克族同样的权力。穆斯林文化甚至已成为波黑的象征。在战争中立有战功并损失最为惨重的塞尔维亚人也在军队里保持着重要职位。许多退役的塞尔维亚人受到很好的对待。可以说，在这段时期的波黑共和国，民族团结已经大致成为现实。 　　今天，我们听到对铁托各种各样的指责。有的指责他偏向克罗地亚人，将南斯拉夫最好的土地划给了克罗地亚；有的指责他偏向塞尔维亚人，将军队完全交在塞尔维亚人手中；有的指责他掩盖了民族矛盾，例如，当阿尔巴尼亚人发动骚乱时，他便给予科索沃以高度自治，从而埋下了今天科索沃要求独立的契机……但一个事实是，在三十五年的铁托时代，南斯拉夫没有战争。而一切人类最美好的梦想，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 　　确实，铁托在南斯拉夫没有真正解决民族问题。他一方面给了各个民族日益强大的地方权力，使日后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大致都拥有独立的能力，给南斯拉夫的分裂留下了隐患；另一方面他又大权独揽，以个人威信来保持国家的统一。其结果就是在1980年5月4日铁托将军逝世后，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仅生存了十年。克罗地亚的斯洛文尼亚再次宣布独立，宣告了这片土地上新一轮的相互杀戮的历史将重新上演。 　　战争的起源 　　波黑共和国分别生存着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人。而首先走向独立的克罗地亚境内也有近六十万的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则没有这个问题。生活在斯的塞族人不到两万人）。当克罗地亚开始谈论“独立”的时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塞尔维亚人便忐忑不安起来。他们担心，一旦克罗地亚独立，他们的身份和国藉立即成了问题。他们对二次大战时遭到克罗地亚人残酷屠杀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1991年2月28日，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自行宣布成立“克拉伊那维亚赛尔维亚自治区”，并脱离克罗地亚，并入塞尔维亚。然而，克罗地亚政府对塞族人此举的反应十分强烈。克当局以“防止”塞人“暴动”为名，下令收缴大多为塞族人的民警预备役士兵的武器。双方几乎发生流血冲突。 　　此后，克、塞族双方频频发生冲突。这一冲突随着双方的非法武装的日益壮大而急剧升级。直至1991年3月31日，频频爆发的两族人冲突终于酿成了首起流血死亡事件。在克罗地亚的小城镇普利特维亚，克族人与塞族人发生摩擦而引起火并，造成三人死亡的惨案。从此，埋藏在两个民族心底近四十五年的仇恨终于被激发起来。 　　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形容欧洲国家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演变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西方各国先是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来承认南斯拉夫分裂，承认克、斯、波黑等国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的。那么根据同样的“民族自决原则”，生活在克、斯、波黑等国境内的塞族人不也同样有“自决”的权力吗?然而，到了这些国家境内的塞族人希望同样实施他们的权力时，西方则又抬起另一个原则，即战后边界不可更改原则，从而反对克罗地亚塞族人再独立出去。为什么西方会前后如此矛盾呢?以“民族自决原则”为标准的时候，是因为西方以为克、斯的真正目的是走向“民主”。在发现以此为标准会引起南斯拉夫一场战乱时，西方各国又改用“边界不可更改原则”，可以说，正是西方不公正的做法，使南斯拉夫陷入了今天的内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