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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市长张百发

1994 年第 9 期 · 人物 · 颜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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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特点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自个儿感觉我不能往上升了。再升就不是张百发了。”   陪同总设计师看“小康”   1993年10月31日上午9点多钟,一辆乳黄色的面包车行驶在宽阔的长安街上,车内坐着一位精神饱满的老人,凝视着窗外的建筑物。他就是全国人民十分爱戴的邓小平同志。随同他的有夫人、女儿和孙女,还有大夫和警卫。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作为唯一陪同坐在旁边。   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张百发愉快地说:   “车子缓缓行驶,走到哪里,小平都得问一问,国际饭店啦,海关大楼啦……特高兴。完了,我告诉小平同志,新建的长安大戏院在那儿。我说:‘再有两年可以投入使用,到时请您来看戏’。   “出建国门,奔劲松路上,,上了东三环高架桥。小平说:‘北京全变了,我都不认识了。’从高架桥到了京广大厦,小平认识了,说:‘这楼那年我来过啊。’我说:‘是啊,这是北京市最高的一座建筑物,1990年7月初,我曾陪您登上这座大楼的楼顶。’小平说:‘噢,这地方我来过,全变了,都变了。’   “车子在行驶中,我们同小平聊聊天。老人说:‘年纪大了,不愿走动。’我说:‘您常出来走动走动,有些老人同您年纪一般大,还打网球呢。’小平说:‘他们胆子都比我大,我不行啊。’笑了。   “从三元桥下来,一条现代化的高速路展现在眼前,小平想下车看。那天天气虽然好,但还不太行,有风。我们劝说,到四元桥吧,那里气势恢宏。到了四元桥,大夫不让下车看。就在车上看吧,东看西看,四周的景色都看够了。小平问亚运村在哪儿,我用手指了指方向。   “离开三元桥又继续前行。到了机场路收费站,小平女儿掏兜,问收多少钱。我说:‘咱们这个车一去要20元。’女儿转身对父亲说:‘拿钱。’小平风趣地说:‘我哪里有钱,从二九年起我就身无分文,谁有钱找谁要去。”车上人都哈哈笑了。   “此时已十点一刻,小平的精神特好,兴致特高。在回家的路上,小平问:‘这个路是不是小康啊?’我答:‘这已经超过小康啦。’小平扯扯自己身上穿的水洗烟色夹克衫问:‘我这个算不算小康?’我看了看,说:‘你这个早就超小康了。’车上再次发出愉快的笑声。这时,我提出,明年请您看西客站,已有规模了。小平点头,好,好。我说,两年后京九线就与西客站接通,九七年实现您去香港的愿望就不用坐飞机了。小平说,那好。   “小平身体真好,非常健康,思维清清楚楚。在车上,还问到奥运会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就差两票?’我说,主要是国外有人捣鬼。我把过程讲了讲。小平说,这是应该预料到的。他的警卫说,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的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了,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的还是把自己的事搞好。”   张百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1958年。当时他是青年突击队长,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团中央书记王照华将他介绍给小平同志说:“这个小伙子叫张百发,他是多面手。”张百发回答说:“我们有个口号:身为钢筋工,各行都精通,学成多面手,干活不窝工。”小平听了,高兴地鼓励道:“好,6亿人民的方向。”   从钢筋工到副市长   1948年,一个瘦小的男孩,跟着父亲离开老家香河农村,一路步行,最后落脚在京城的贡院西街8号。父亲重操旧业,织布谋生。囊中羞涩,日子窘迫,无钱供儿子读书。儿子张百发在家成了帮手。时年14岁。   张百发住所附近是建筑工地。闲下来,他这个一天学未上过的穷孩子,经常去建筑工地,摸摸这,瞧瞧那,有时,向工人师傅学绑钢筋。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头戴安全帽,出现在他们的中间。   1951年,终于如愿以偿,他当上了钢筋学徒工。这年的张百发只有16周岁。   1954年4月28日,由张百发和11名青年人组成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北京第一支钢筋工青年突击队诞生了。作为突击队长的张百发,这年不过19岁。   他和伙伴们打着队旗,转战京城,屡建奇功。从八大学院、友谊宾馆、东郊厂房到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工地,参加了近百幢高楼的建设。北京的地盘差不多跑遍了。   1954年,张百发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5年出席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6年当上了全国先进生产者,1958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9年在全国群英会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画家蒋兆和带着饮佩之情为他画像;邓拓在画像上题词:百尺竿头多面手,人民英雄张百发。   光阴悠悠,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风风火火的青年突击队长,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如今登上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领导岗位。   张百发与李瑞环的缘分   在京城,谁都知道,张百发与李瑞环,一个铁匠,一个木匠,是工人出身的一对师兄弟。   谈及他们的关系,张百发的脸上漾起甜蜜的笑容,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   “关系?我们的关系太长了,同一年进三建公司当学徒工,他是木匠,我是钢筋工,都是16岁,从一个家乡宝坻县出来的。我住的村,后来划给了香河县,与李瑞环住的村相隔十几里路。当学徒时彼此不太认识,真正认识是当突击队长的时候,接触很多。到了1958年北京市青年团提出了‘学习张百发,追赶张百发’的活动,他们学习我们,追赶我们,开展技术大比武,这时的接触就更多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我俩同显身手,他解决了放大样的技术问题,我攻克了钢架跨越的难关。   “他同我一样,未念过书,但他学习比我好。他总结、讲话都胜人一筹,谁不服气不行。记得他上北京建工学院函授学院学习,从颐和园那边骑自行车去上课,真不容易。晚上忙,白天加班加点,晚上骑车上学。他上学是组织上同意的,不能耽误功课啊。别人还拿他学习当着缺点来提,他硬是坚持下来了。我到前几年,才拿下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的文凭。万里当时批评我学习不如李瑞环,我服气。   “这时我们就成了师兄弟了。我跟你们开玩笑,但跟李瑞环不开玩笑,相互特别尊重。我们在一个公司不在一个工区,他们工区请我去作报告,他主动当服务员,给我倒水。”   “听说您和李瑞环一起提拔为干部的?是吗?”   “你说的还不全,是同一个人、同一天找我们两个一块谈话的,内容都一样,都是从队长提拔为党委副书记。只是把我们两个人的岗位变换一下,我到他那个公司当党委副书记,他到我这个公司当党委副书记,都是规定三天到任。   “还有新鲜的呢,我俩的老伴同姓同名,都叫王淑兰,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是时辰对不起来,不是一个村的。更有新鲜的,我和李瑞环都有一个孙子,同岁,名字都叫老虎,在一个学校上学。我孙子回家悄悄告诉我:‘爷爷,李爷爷的孙子在我们学校,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李瑞环的孙子回家也悄悄告诉李瑞环:‘爷爷,张爷爷的孙子在我们学校,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李瑞环开玩笑说:‘两个孙子中怎么没有一个孙女?出个孙女两家结亲不就得了!”   张百发大李瑞环三个月,都是1934年出生。只是李瑞环有两个儿子,张百发却有一儿一女。   “文革”中陪万里挨斗   万里曾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城市建设。李瑞环、张百发过去是他手下得力的“哼哈二将”。掏粪工人时传祥最红的时候,万里到他的队蹲点,同他一起掏过大粪,有“背粪市长”之称   三个工人的成长都得到了万里的精心栽培。   “文革”当中,陪“走资派”挨斗的都是“走资派”,而陪万里挨斗的却是三个工人。其中就有张百发。他忘不了那个失去理智的年代。   “那是1967年大年三十晚上,本应是万家团聚、辞旧迎新的欢乐之时,北京工人体育馆内却正上演一场人间悲剧——斗万里。时传祥、李瑞环和我被揪去作为陪斗。   “万里说:‘就这天斗我最高兴,说明我还有群众,还有三个工人朋友呢,我真光荣!’   “那天陪斗,还有个笑话,要我们从体育馆南门进。我第一个进去,让坐在地板上,不准抬头,有凳子也不准坐。第二个进去的是时传祥,他眼睛不好,看看我,我又不能抬头。再看看,他看出来了,说:‘兄弟,你也来了!’看守吼道:‘他妈的,到这里还称兄道弟?那边蹶着去!’那边墙上正好有幅毛主席像。我们坐着,就他蹶着。   “这时,听到外面李瑞环与人干上了,吵吵嚷嚷,要给他挂上‘捍卫团政委’的牌子。我是‘捍卫团司令’,不知怎么没给挂。李瑞环不让挂,造反派就吼叫:‘李瑞环,你老实点!’   “批斗会快开始了,体育馆内不下一万人。   “李瑞环进来后也坐在地板上。看守出去了,我们几个围成一圈。当过建工局党委书记的董文兴对我们说:‘唉,小伙子想开点!’我们凑成一幅对联。李瑞环说:‘过去香飘千里,现在遗臭万年!。横批是我的:‘从零开始’。   “挨斗完了,没事了,后来都解放了,我去湖北工作之前去万里家。万里说:‘哪天你来,把李瑞环找来吃顿饭。’我和李瑞环去了万里家,说起了这副对联。万里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横批应是东山再起!’”   自罚工资一个月,   市民们却纷纷汇款慰问   “这幢高层住宅楼的建筑质量,简直糟糕透了:室内的顶棚、墙面开裂,墙皮脱落,门窗关不严,部分厨房、厕所的地漏竟高出了地面。楼房在竣工一年零八个月后,还迟迟住不上居民……   张百发仔细读罢这封群众来信,不觉怒火中烧,决定亲自去安慧里二区18号楼看个虚实。   18日上午9点,张百发又一次来到安慧里二区18号楼,与前几天不同的是,今天他带来了城建系统几乎所有的局长、总经理。   一百多名大小官员,首先观看了18号楼的工程质量,尔后集中在18号楼前的空地上。   市长助理黄纪诚主持了“自我揭短,自找差距”的现场会。有关责任者分别在会上做了检查。   “今天来的,都是带‘长’字的。我身为城建工作的主管市长,对在大抓住宅质量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深感痛心。18号楼竣工后,修了一年零八个月,修成这个水平,是对人民严重不负责任。如不严肃处理,无法向人民交待,无法向党和政府交待。”张百发提高了嗓门,“这个信息,是我从群众来信反映中知道的,不是从市建委的简报,也不是从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的报告上知道的。我们有些人办事很官僚,我应该自责。前天,我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表示就此自罚一个月的工资,得到了陈市长的支持。今天,我在这里宣布,扣发市建委主任施宗林一个月工资;市建筑工程技师监督总站站长写检查,扣发一个月工资;市住宅一公司经理要撤职检查;负责这项工程质量监督任务的监督总站二分站要撤销,站长也要撤职查办;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队长、工号主管工长的处理由主管部门定。但是我在这里声明,此事必须严肃处理,否则拿市建委是问。”   附近的一些住户居民听说张百发来了,过问住宅工程质量,纷纷赶来现场。有的递条子说:“我们的楼道没有灯,暖气也不热。”百发当下表示:“请大家放心,灯必须马上装上,晚上我检查。暖气限两天,必须烧到16℃。”有的居民则挤到百发身前,称赞道:“‘救星’来了。”   张百发主动揭短自罚的消息见报后,收到市民们寄给他的汇款,超过了他工资数目的十几倍,表示对他的赞赏和慰问。其中有个小学生寄来1元2角钱,夹上一封信说:“这是我奶奶给我买油条的钱,我送给张爷爷。”“张爷爷”对此特别感动,在好多场合讲起这事。   面对面地对话,列能化解矛盾   一天,张百发在开市委常委会。东城区200户拆迁户在门口上访。天还下着小雨,下午5点过了还不走。希同让百发出来做工作。   张百发一看人群中有老人小孩,就动了感情:“父老兄弟姐妹们,实在对不起大家!你们提的意见我都知道了,都对。错就错在我们这里啦。”   本来你言他语的,一下鸦雀无声。   张百发站在大伙面前说:“要说责任我也有责任,这事市政府分工我管的,我起码承担领导责任,让你们受苦,周转这么长时间。谁家没有老小啊,周转都一年半了,投亲靠友怎么行啊,住在一起生活上不方便,再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谁家没有个窝啊?我们实在官僚。现在,我们已经调出八个工程队,保证大伙明年国庆节搬进新居,到时如果搬不进去,你们找我来,我负责。你们搬进后,我登门拜访一户,都去不行。”   张百发诚诚恳恳讲了这些之后,问大伙还有什么要求?回答说,要保证我们有媒气。百发说,我保证不了200户都有管道煤气,但可以保证每户一个煤气罐。大伙乐了,热烈鼓掌。   百发说:“先别鼓掌,我说是先借给你们,等通上煤气再还给我们。”   下面回答:“那当然啦。”   大伙表示满意,说:“张百发挺辛苦的,我们给他点面子吧!”   人群开始疏散。   张百发说:“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留个电话,有事直接找我。”   第二天,真有给张百发办公室打电话的。秘书小韩问有事吗?回答说:“没有别的事,我们就是核实核实电话。”   再升就不是张百发   张百发讲话,胡同里扛木头,直来直去。尽管在官场年头不短,在市政府有“四朝元老”的资格,排列在8位副市长之首,但他不玩权术,也不会玩权术。   1988年,北京市政府换届选举。这次采取的办法是历届市人代会的第一次:差额无记名投票,要求候选人同全体代表见面,发表“竞选演说”,回答代表们的提问。   作为副市长候选人的张百发,已连任两届了。在去会场的路上,百发说:   “我得选上,不然我的宏伟计划就吹了。当然,实在选不上我就当董事长,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   几位候选人都笑了。   会场上气氛热烈,轮到张百发演说了,他直截了当:   “代表们,亚运会的工程摆在我面前,你们投我一票吧,让我把这件事干完!”   下面爆发出满堂掌声……   1992年,陈希同还是市长的时候,对危改小区的设计提出意见,房子能否错落有致,有点变化?他说:“现在的设计过不了多少年就陈旧了,需要改造。外国也遇到这个情况,太麻烦啦。规划委抓一下,设计要想得远一些。”   说到这里,陈希同看了一眼坐在右边的张百发,接着说:“当然,这与建筑材料有关,张百发就很不注重建筑材料的更新,就像黄超不注重农业更新一样。”   张百发马上插话:“怎么能拿我与黄超比呢,我比他强多了。”   说罢,看看坐在他右边的管农口的黄超副市长。   会场发出一阵笑声。   圈内人士说:“这话只有张百发说得,别人就说不得。”   就在这个场合,陈希同就市经委汇报工业企业的改革说了开去:   “你们注意下面说假话的干部,不要以为下面说的都是真话。所有的部要好好研究本部门的基本思路,如果研究或归纳不好,领导起来就是思路不清,这对领导人来说很重要。”陈希同讲到这里停了一下说,“张百发做报告人们为何喜欢听?他讲话能抓住要领,这是本事。一、二、三,一针见血,简明扼要。”   张百发插话道:“谢谢,继续努力。”   会场再次发出笑声。   这就是张百发。   一次,我问百发市长:“有人称您‘平民市长’,听得惯吗?”   他说:“嗨,我就爱听这个词,特热乎。”   不久前,一个批件转到了张百发的案头,一看就让秘书压下了。住着四合院,还要来房子,嘴上讲反腐败,你这不是腐败吗?   分管城市建设的市长确实不易。   他常对秘书说:“嗨,咱得罪人多啦,管他呢。咱工人上来的,大不了再回去当工人。”   据一篇文章透露,他对香港记者的一次讲话就更坦率了:   “我的特点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自个儿感觉我不能往上升了。再升就不是张百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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