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杉原千亩被立陶宛考纳斯市日本领事馆外鼎沸的人声吵醒了。这位40岁的外交官朝窗外一看，看到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是犹太难民，”仆人告诉杉原，“他们要你救命。” 　　一 　　那天是1940年7月27日。德国在前一年的9月侵入波兰，有关德国人残害犹太人的传闻越传越广。然而一名驻立陶宛的日本小外交官又有什么办法?杉原要求跟这些犹太人的代表谈谈。律师左拉克·瓦哈夫提希向他说明犹太人的困境。他告诉杉原，许多犹太人整家都遭纳粹杀害了。这些难民设法逃到受苏联控制的立陶宛，可战火早晚会蔓延到这里，他们只有一条逃亡路线——从陆路横越苏联。然而，要是他们没有另一国家的准许入境证件，俄国人绝不会让他们过境。驻立陶宛的其他国家领事馆不是不同情他们，就是已经关闭。 　　他们需要好几万份签证。“我想帮助你们，”杉原讲，“可必须得请示东京。”瓦哈夫提希不禁犯愁。在1940年，没有几个国家愿意帮助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而且日本正准备和德国结盟。 　　杉原发电报到东京外务省请求给犹太人签证；两天后，杉原收到回电：“不准向无指定目的地的人签发过境签证。” 　　当夜，杉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到天明。 　　“我必须另外想个办法。”他对陪着他的妻子幸子说。 　　“是的，我们必须这样做。”幸子回答。难民眼睛里绝望的神情——尤其是带孩子的人，令这位年轻的三子之母很难过。 　　杉原又发两次电报给东京，尽管他反复强调犹太人危急的处境，并解释犹太人只在日本逗留30天等等，但他得到的答复依旧是“不准”。很明显，杉原必须做出抉择：服从政府命令，或是听命良心行事。 　　二 　　早年，杉原在国内时，有一天看到一则启事，外务省招揽有意去国外攻读、然后晋身为外交官的年轻人。已经从早稻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杉原又一次参加考试，及格的人寥寥无几，但杉原考上了，被派到中国哈尔滨大学攻读俄文。 　　他以优等成绩毕业，在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政府工作。后来升为外务部次官，还差一点当上满洲国的外长。可他看到日本人对中国人手段非常残忍，于是辞职抗议，在1934年回国。 　　他这时是日本政府里俄语说得最好的官员，东京当局在1939年派他去立陶宛开设一个领事馆。6个月后，战事爆发，苏联并吞了立陶宛，所有外国领事馆都要关闭，聚集在日本领事馆大门外的犹太人，一小时比一小时多。 　　最后，杉原决定走他要走的路。“我可能要违抗政府的命令了，”他对幸子说，“我的事业也许就此断送，然而不那么做，我就是违抗上帝。” 　　三 　　杉原走到领事馆门外，对聚集的犹太人说：“凡想领过境签证的，我都会签发给你们。”一时鸦雀无声，然后是一片欢腾，许多人流着泪祈祷。 　　这时签发的日本签证只属过境性质，因此，签证持有人要填写最终目的地。瓦哈夫提希拿到一份声明，说进入加勒比海的荷兰殖民地库拉索是无须签证的，于是提议填库拉索为最终目的地。 　　杉原在8月1日上午开始签证。初时，他对申请人问些例行的问题：是否有从日本到别地的船票或机票?有无足够的旅费?但不久杉原便省略了这些询问，因为大部分难民逃出时都只带了很少的随身物品。 　　办理一份签证约需15分钟。杉原不吃午饭，尽量多发签证。虽然如此，第一天过去了，等待签证的人数却完全没有减少。 　　杉原夜以继日地签发签证。印刷的正式表格用完后，他就用手画表格。日子一天天过去，杉原体力开始不支。由于缺少睡眠，他双眼通红。“我不知道现在应不应该停止。”有天晚上他疲惫地对幸子说。”我们尽量多救些人吧。”妻子温柔地说。 　　到了8月的第三个星期，杉原接到电报，命令他停止发签证。大批难民抵达横滨、神户这两个日本港口，情况很混乱。但杉原没有理会这些命令。 　　8月底，苏联当局要求关闭日本领事馆。东京方面指示杉原到柏林去。然而，看到犹太人群中一张张可怜的脸，杉原实在于心不忍。“我们将在这里的旅馆过夜，”杉原宣布，“在我们离开以前，我能发多少张就发多少张。” 　　成群的犹太人跟着杉原一家到旅馆去，杉原在那里继续不停地写。第二天早上，跟着杉原一家去火车站的人更多，杉原在火车上继续挥笔拼命地写，无奈他没办法发出足够的签证给每一个人。于是他开始在空白纸上签名，希望犹太人自己会把余下的部分填写好。火车开动时，他仍把签了名的纸一张张递出窗外。 　　“杉原千亩，”有人站在路轨边上喊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四 　　难民紧执着宝贵的签证东行。等他们安然上了驶往日本的船时，许多犹太人甚至产生杉原潦草书写的那张纸是有神保佑的想法。 　　17岁的神学院学生柯恩肯定是这样想的。他们那批人登上开往神户的船时，一个苏联官员把一位犹太人拉比推到两名检查签证的日本官员面前。拉比打开自己的护照，忽然一阵风把签证吹向海面。“我们都傻了，”柯恩说，“谁料那纸竟转个圈飘回船上，恰恰落在拉比脚下。” 　　在日本，犹太人完全没有受到歧视。过境签证期满，他们获准去中国的上海，在那里等待战事结束。至于南美的库拉索，他们去不成了，因为那里不让他们入境。战后，有些犹太人在日本定居，其余的大都去了美国、南美洲或后来出现的以色列。 　　杉原估计自己签发了3500份签证，但有人说至少有6000份。 　　战争期间，杉原主持捷克、罗马尼亚和德国领事馆，日本政府从来没提签证的事，他以为别人已经忘记了他违命的事。 　　1945年，杉原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主持日本领事馆，苏军把他和家人逮捕，解入俘虏营，21个月后，他们一家回到日本。 　　回东京后，杉原希望政府会派他任大使，谁知道外务省次官反而要求他辞职，而且不给他惯常的推荐信。杉原这才明白，他们并没有忘记他在立陶宛的作为。 　　为了养家，这位职业外交家最初是挨家挨户推销灯泡。后来他到莫斯科去替一家贸易公司主持在那里的分公司，家人留在日本。这样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五 　　得到杉原救命的犹太人从没有忘记他。许多人设法寻找他的下落；他们到日本外务省去查询，但毫无结果。1967年某日，杉原的儿子弘树接到信息，说驻东京的以色列大使馆有位官员要见他。这位官员名叫耶和修·尼西里，他根据外务省同仁名录找到了杉原的下落。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你父亲，”尼西里对弘树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救命恩人。”弘树说他父亲在莫斯科工作。“请转告他，以色列政府要嘉奖他。”弘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工作太忙，无暇接受官方的谢忱。”但3个月后，尼西里终于说服了杉原。 　　在特拉维夫，杉原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曾经救过的人纷纷设宴款待他，有些人已是以色列的风云人物。那个叫瓦哈夫提希的律师，便是那时期以色列的宗都教部长。 　　“我一直想知道，你当时为什么那么做?”瓦哈夫提希问杉原。 　　杉原说：“我看到有人受苦，而我能帮他们，那我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1984年，以色列将“国际正义之士”的荣衔授予杉原，那年他已85岁了。杉原在美国也获得多项荣誉。最近，一所名为密里尔·耶西的宗教学校在纽约举行50周年校庆，这所学校原设于波兰米尔城，全校师生当年有300多人都受过杉原的救命之恩。他们设立了杉原千亩教育基金，作为校庆的一项重要内容。 　　杉原1986年在日本去世时，当地许多人并不知道他。出殡之日，大批犹太人到他家去吊丧，他的邻居才知道他们曾与一位英雄毗邻而居。 　　许多年之后，日本政府终于在1991年为当年把杉原免职一事向他家人做出书面道歉。拿过杉原签证的犹太人至今仍满怀感激地写信给杉原太太和儿子。有人估计如果把杉原所救之人的子孙计算在内，世界各地有好几万人的性命都是这位勇敢的外交官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