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只要他愿意，也许300万法郎睡手可得。还有洋房轿车，还有自他特赦之日起每月2万5千法郎的津贴。 　　然而，去年的11月18日，薛耕莘离开居留15个月的法国，两手空空回到沪西的旧宅。 　　难道300万法郎不起眼?这对月俸3位数的薛老来说，300万法郎无疑是串天文数 　　!可是不要。不能要。90岁的薛耕莘说：“我要听妈妈的话。” 　　就在薛老赴法探亲期间，1993年3月9日《欧洲时报》以《马黎一奇人》为题，记述了这位旧上海法租界特级督察长奇特的生涯— 　　按帮会排座，他的辈分当在杜月笙之上； 　　大汉奸汪精卫查缉的国民党政府重要档案，他藏匿了数年； 　　他接济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李克农； 　　他受命于宋庆龄，保护过中共江苏省委的一笔巨款； 　　是他透露出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使周恩来及时虎口脱险； 　　他曾拒绝蒋介石任命的台湾高雄市警察局长之职； 　　他曾放弃月薪4.5万港元的香港副部长空缺…… 　　荣辱炎凉，世事沧桑。90岁，又突然面对300万法郎。在法的友人们婉言相劝：只要他加入法国籍；只要他详述在大陆的囹圄之灾。 　　拒绝。“我要听妈妈的话。”薛耕莘义无返顾。 　　薛耕莘1904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是英办纱厂的部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 　　5岁就没了父亲。 　　13岁那年，母亲病危，一份急电，把正在比利时读书的他召回上海。 　　病床前，他嚎啕大哭。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孩子也只有这么一个亲人，本该相依为命，此时此刻，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 　　“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你爸爸的祖国。不要受你舅舅影响加入英国籍。中国是个有高度文明的古国，将来一定有希望。”母亲断断续续地说完，撇下了他。 　　在比利时整4年，4年没谋母亲面。这一面只有5分钟。5分钟够短的，不过，母亲还是留下了话——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也是诀别前的最后一句话 　　恍惚中的薛耕莘掂量母亲的临终遗嘱。 　　“我要听妈妈的话!”掂量了一辈子的他，至今如是说。 　　26岁那年他步入上海，入法租界巡捕房，开始了漫长的警员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又出任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港，采购当时被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物资。 　　在港的日子里，他风闻大陆正开展清除旧社会残渣余孽的运动，心里不免七上八下。旧友为他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手续。某香港政要许诺他港府政治部副部长空缺。 　　春风拂面，祖国气象万千。薛耕莘回到上海。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服刑了。 　　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又到了内蒙，25年后在太原遇赦。 　　当年政府“姑念其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曾对薛耕莘“罪减一等”，网开一面。 　　薛耕莘何功之有? 　　抗战时，他曾安全转移5000抗日战士。 　　解放前，他曾收养中共地下工作者方女士的孤儿。 　　沦陷后，他曾掩护上演爱国话剧《文天祥》、《岳飞》、《正气歌》。 　　他曾多次送出情报，使民盟上海执行部和上海市支部免遭围捕。 　　薛就职所在的上海法租界几经扩张，到了三四十年代，已占地2千多亩，偌大的地盘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对出没其间的我党地下组织，来自各方的情报和掩护，显得尤其重要。 　　1934年，宋庆龄曾请求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一笔27万元的款子。 　　薛和查缉股长席能得悉，迅速赶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的一所民宅。几乎在他们找到这笔款子的同时，特务便衣也赶到了。原来，中共江苏省委财务负责人的住处已为淞沪警备司令部获悉。 　　为此，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秦邦宪三次约见了他。对他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帮助了共产党，表示“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谢意。 　　有件事，薛老至今引以自豪。1931年，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这桩事：“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也就是黄木兰告诉我：‘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10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6个手指头，60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11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 　　和黄定慧一起在咖啡馆的那个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是薛的同学，名叫曹炳生。向忠发的叛变，则是薛耕莘告诉他的。 　　据薛老回忆，那一天他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崇崇地嘀咕着什么，预感到他们要有行动。就马上找到曹炳生，将向忠发他们可能去抓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给了曹，并要曹赶快把这消息传出去。 　　周恩来及时躲避了向忠发的出卖。薛耕莘功不可没。 　　半个世纪过去，弹指间…… 　　1975年12月，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特赦战犯。次年的2月，薛耕莘回到上海与阔别25年的家人团聚。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几年后，薛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1990年起，根据薛耕莘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的历史，政府给予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这回薛赴法探亲，新闻界闻讯扑来。这位“沪上名宿”即刻成了“巴黎奇人”。 　　有人以为他此去杳如黄鹤再也不会飞回来了。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薛老的心。 　　10多年前，欢送特赦人员的会上，当公安部的领导称他们为同志时，薛耕莘老泪纵横，呜呜地哭了起来。 　　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企盼已久的向往。 　　1986年，法国总统府办公室特派员德佩雷邀他旅居法国，他婉言谢绝。 　　在巴黎，《欧洲日报》记者开门见山：“在大陆坐了25年的牢狱你有何想法?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有何评述?” 　　薛耕莘坦言相告：“我吃官司不怨谁不恨谁。国民党不是也抓我坐过牢吗?我看中国的前途，团结就是力量。第一次国共合作，打败了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日的胜利。还希望国民党正视现实，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为振兴中华民族诚心诚意地做一些工作。” 　　在法国，每天电话络绎不绝，每天都有朋友找上门来。有叙旧的，有挽留他的。还有14个人私下里达成为薛老上访法国政府的“默契”…… 　　操作似乎并不繁杂：据法律某条某款规定，只要薛老写个申请，讲清楚在上海法租界供职期的功绩及以后由此遭受的磨难。一旦获准，可得300万法郎和特赦后每月2.5万法郎津贴。前提是，必须加入法国籍。 　　想不想那“300万”?薛老确实曾为了钱而费煞心机。 　　开释回沪后，最初的两年里，全靠了在里委做工作的妻子，每月挣回36元。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在民政局的过问下，1977年起，薛老每月拿18元的津贴。硬是把身体拖垮了。 　　二十几年来，愧疚与自责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他曾对天发誓：“如果天不绝我，我定倍加爱护家人。”妻子病倒后，他里里外外伺候。大热天，病榻上的妻子无意中说想吃口西瓜。70多岁的他背70多斤的瓜，爬上楼来，一勺勺地喂。他说：“我自己没舍得尝一块呀!” 　　薛老想到了替人翻译法文资料。这一干就没歇过手，每天伏案到凌晨二三点钟。 　　300万法郎就撂了吗? 　　不要，不能要！ 　　妈妈说的。 　　岳阳路上狭小的居室里，薛老言犹未尽。“我想办个学校，用我在法国出版《冒险家乐园》一书的稿费。中国振兴首先是教育的振兴。” 　　还有一件事，耿耿于怀。 　　巴西有位华侨，解放前到上海时，薛老曾经难中相助。这位华侨现已是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巨商。前不久曾捎信想与薛老晤面。薛老灵机萌动，定要他挪个几亿投到浦东。“一有确信，我要去趟巴西。” 　　90岁的薛老还要远行。 　　90岁的薛老还是记着妈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