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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才是可靠的归宿

1989 年第 8 期 · 人生之旅 · 陆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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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自带儿子来上海作协工作,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一切都似乎变得简单。借住着临时的房子,家具也租用别人的,唯一的电器,是朋友送来的一台十二英寸电视机,旧了,黑白的,图象也有些模糊了。那天深夜,他们夫妇俩用自行车驮了过来,还套有一只蓝花灯芯绒布做的罩子。第二天早上,儿子醒过来,一眼看到桌上的电视机,高兴得搂住我脖子,“妈妈,我们终于有电视机了!”真的,我也同样欢欣。过了一个多月没有电视机的生活,而突然有了,即使再小、再旧、再黑白,也会感到一种快活与满足。这“快活”与“满足”,很奇怪地刻进心里,耐人回昧。曾经,我们有过好大的彩电,有过录像机,也有过价值五六百美元的组合音响。但是,在拥有这些东西时,我好像没有过这样刻骨铭心的“快活”与“满足”。   也许,没有人肯相信。   当然,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些彩电、冰箱、录像机、组合音响,是怎么一件件买到手、搬回家的。大彩电,在万寿路一个大院里取了,我们自己抬着坐地铁,再换乘公共汽车,又走一程歇一程地挪。那时候,还没有学会气派,去叫一辆“出租”。也是不舍得。如同燕子辛苦地筑窝,来来回回地衔着一粒粒泥、一根根草。那时候,刚分到两室一厅的房子,总算有安身之地了,有一块应该说不算很小的小天地,可以力所能及地布置得舒适。因为这是“家”,是最后的归宿。这大千世界,这芸芸众生,谁不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窝?无论茅屋或宫殿,只要那里有一份知己知彼的温暖,有一份相亲相爱的和睦,让人安居乐业。   曾经,我对生活的最高理想,也莫过天有这样的一个“家”了。这理想似乎平凡,但也确实重大。一个女人的世界,一个女人的现实,往往集中在一个“家”里——她抚养子女,操持生活,从中体现着自己。我想,我也如此,很愿意把“家”看作是自己生命的中心,看作浮在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可以让你依附着避免风浪并脚踏实地地生根。所以,自从有儿子,有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便十分情愿,十分专心地经营起这个家。那是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冬天,几个北大荒朋友帮我们搬家,还有哥哥、嫂嫂。那天特别累,我心里却特别踏实。这种真切、完全的踏实感,只有生下儿子的那一刻我感受过。不知是太累,还是太踏实,那一夜,我睡不着。仿佛这一生就此将托付给这两室一厅了。这“托付”那么庄严神圣,如同当年决定结婚、嫁人,要把自己归属于另一个人,幸福得好像真被融化了……有了新房以后,我独自雇辆板车,买回几百斤重的地板革,由母亲帮着,把整个地面装饰了。为搬家,为把我的新居布置得像样,母亲疲劳过度,左胳膊伤了筋骨酸疼半年多。即使这样,母亲毫无怨言。我当然懂得,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女儿的归宿牢靠美满。这心愿,也包含了母亲对自己一生尽与未尽的希望。我幼年丧父,母亲的归宿就这样落空了,但她顽强地、兢兢业业抚养我们兄妹四个。就在这样的奉献、操劳之中,她归宿了自己。做女人的,好像就这样一代代地习惯着传统:从丈夫和子女那儿寻找归宿。这似乎天经地义。   但天经地义的生活往往不尽人意。但不尽人意也得生活下去。只要不是极端恶劣,心里多多少少存有着朦胧的希望:事情会变的……在现实粉碎着理想的痛苦中,我也这样长久地、朦胧地希望着,却丝毫不肯让自己去摆脱掉什么。这种固守的欲望那么强烈: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具,我的丈夫,我的归宿。这一切是经历着千辛万苦才一点点建筑起来的,像一部坎坎坷坷的小说,每一页都印在心里,一字一句是用心血写成的。如果要摆脱,总觉得像釜底抽薪一样,生活与生命就会熄灭。尽管,维持着“家”的许多困惑,常常使人倍受着“维持”“的苦恼,但我仍那样锲而不舍又朦胧地希望着……   突然有一天,我似乎突然觉悟,不再希望了。决定摆脱。   迁移来上海,是那个酷热的夏天,每一条路,都被炎炎的烈日烤得烫脚。我好像很麻木地总在一条条路上奔波,为办理户口,为联系小学,为租借房子,为今天的生活。刚从“过去”中走过来的我,仿佛总在昏昏沉沉的梦着:那“两室一厅”,那些完整的家具,还有那个家,统统变成了一片梦境。是多长的一个梦啊,还有与那个家纠缠在一起的隐隐约约的痛苦和朦朦胧胧的希望!但是,我又确确实实清醒着:从此,我将不再依赖什么。在茫茫的大海上,那个“岛”消失了。我要划着我自己的小船,载着我自己的人生,去靠近我自己的目标。   归宿没有了。依靠没有了。   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习惯还有,于是痛苦还有。女人想依靠归宿的习惯,毕竟根深蒂固。   我开始常常想着“归宿”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说:法国作家保罗·克洛代尔有句诗:“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那就是达到完全无法回返的境地。”这诗句惊心动魄。我又开始追问自己:真有勇气逼自己完全走进那个“无法回返的境地”吗?我无法回答自己,只是努力地、困难地朝那个“境地”一步步挪去。搬进了临时借住的小屋,使着借用的家俱,看起来一切都变换了,而生活仿佛仍循环着从前的那个“圆”,还是天天用功地写作,还是天天辛勤地带着儿子。但最最根本的,是“圆心”更改了,不再围绕别人,是在确立自己。大事小事,一切由自己考虑,自己判断,自己定夺,自己去面对现实,面对世界,这需要硬朗起来,心灵与肩膀,需要一样地能够承受困难。独自的承受,有时令人感到自豪,有时却仍然感到委屈。所以委屈,大概还是没有隔断“相依靠归宿”的习惯。   好在,时间能改变习惯。只依靠自己的生活,渐渐有了新的起色,而比较从前由那个家引起的所有苦恼困惑,新的处境,显然的轻松、自在,不怕再失去什么,也不用再处心积虑地去守住什么,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自己。我常常觉得那个沉落在“家”里、丢失了很久的“自己”,变高大,变挺拨,变硬实了。无论如何,别人总是别人,想让自己彻底附着别人生活,即使千方百计,终究有太多变幻莫测的原因,使这种“附着”不能够贴切。当然,世上也有相当默契的归宿,那是两个人经过许多摩擦之后,完全走近,几乎合二为一了。   可人生最可贵,最重要的,还是要完成每一个自己。这对于女人,会有加倍的困难。我当然不主张,每一个自己的完善,都以破裂家庭为代价。破裂,总是万不得已。破裂总是遗憾,总是曲折,总是失败。关键是,要从失败中惊醒,要从遗憾中得到,要从曲折中再走直一条自己的路,才值得付出那样的代价。   我相信不破不立的道理。有小破,也有大破,无论大小,破一次,便有一次觉悟,一次新生。所以,我不再抱怨过去,虽然它残缺不全。谁都有过去,都有自己的历史。何况,我们的“过去”、“历史”,是在传统与习惯中盲目建筑的。我们不具备先知先觉可以不让自己陷入传统与习惯。生活总是这样千折百回地锤打出来的。   从错综复杂中,我锤打出一份简单的生活:我和儿子。我尽量地把他养大。一天天长大的他,就是他。我不希望自己又不知不觉地将归宿移植到他的身上。做完自己想做的事,走完自己该走的路,而人生的句号,最终也要落在自己身上才好。   像重新诞生了一次,我会充满信心地让那个刚诞生的自己去展开新的生活。虽然,没有了两室一厅,也没有了录像机和组合音响,似乎是一种困境。但我体会到了一种借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快活。那是一无所有的快活,又恰恰是拥有了自己的快活,是真正的快活。这快活在告诉我:大概只有归宿于自己,才是最可依靠的!   我当然该相信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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