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侯宝林是众目盯住的人物。他的挚友方成先生的神来妙笔，三下两下便把他勾出来了。 　　到他府上采访，他刚起，在屋内撩开半边窗帘，露出一张脸张望。那脸，和方成的作品毫无二致。 　　他的眼不大，但深沉的可以，还透着股精明鬼道。鼻子重厚，又给人一种老实厚道的模样。前额开阔，头发稀疏，但眉毛欣欣向荣。 　　他三下五除二地刷牙、洗脸，不显老态。 　　书房内，高悬一匾：半痴子书斋。这是喜剧大师谢添的墨迹。“我觉得我当演员是个勉强的，总感到学问浅。我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演员。”侯宝林自谦，给书斋起了这名。 　　坐定，他杂古隆冬地聊起来。 　　聊吃饭，聊肚子，聊围棋和麻将 　　“您不先吃早饭?” 　　“不，我晚睡晚起，从不吃早饭。12点午饭，下午6点晚饭，少吃些。睡觉前再吃夜餐，这才算正餐，放开吃。”这别具一格的吃饭时间，自有道理。 　　有句行话：“饱吹饿唱”。说相声也和“唱”一样，不能把胃揣满了，要给肺腾出个地方，保证发音不受妨碍。 　　“吃饭时喝酒吗?” 　　“喝啤酒。青岛双合盛啤酒，在没和外国合资时，我一喝就知道什么配方，谁也没给我情报，全凭品尝。真正麦芽发酵的，和啤酒花的啤酒，就是不一样，一喝就喝出来。” 　　尽管喝出高水准了，但绝不胡吃海塞。“你一看肚子就知道，”侯宝林得意地拍着肚子说，“我不多喝。多了，肚子非大不可，上台寒碜。”他72岁了，个头1米70，体重总在130斤左右。体检时，大夫说：“不错啊，还像50多岁的身体。”这当然不仅指那“130斤”，还包括体内的机关、零件。 　　当提及“喜欢哪些运动”、“怎么锻炼”这类老掉牙的话题时，令人失望。 　　“我没有时间去想我得怎么锻炼才能多活几年。有人说：‘你看，早上起来上公园的，那都是怕死的。夜里上公园的，是不怕死的。’你们体育记者拍了我一张相，是在公园里笑眯眯地打拳。那是装蒜。是他们给我安排的。其实，我平时不上公园，也不打拳、遛弯儿。我知道早上起来活动身体好，但我总没时间。” 　　“听人说，您爱搓麻将?” 　　“没那回事。我打麻将时间很少，因为一打就是四圈儿，时间陪不起。围棋，很想学，又不敢学，也是太费时间。”侯宝林若有所失。 　　他的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业余时间，又都不是业余时间，脑子总在业务上。”这两年他不上台了，遇特殊情况例外。现在，他任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艺术指导，社会活动频繁。文革前，他走了14个省，“演”了半个中国。这几年，又“演”了那半个中国。出访美国归来，乘外国公司的飞机，半路在台北机场点了卯儿，就算走遍全国了。 　　聊相声，聊找乐儿，聊幽默和轻松 　　侯宝林是当年天桥民间艺术硕果中所余无几的一个大果子。他来自生活底层，饱经沧桑，阅尽百事。就像中药铺的药钵子，尝够了酸甜苦辣。少年，他只念了三年书；晚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的语言教授。有些人对这不理解。这正是他不同寻常的地方。几十年来，他在生活中体验，在民间学习，不断丰富语言艺术，永远亮出功夫底子。故此，他才能创作、表演一个个绝妙的相声。 　　“《酒鬼》，我见的那种人多了，酒气比志气还壮。”侯宝林想到当年的这个相声。 　　“《人名学》呢?” 　　“哎，文革时，不被整的人，不能算中国人。好端端的起个名字也挨整。那相声里不是有这么一句吗——‘你叫侯宝林，就是保林彪!’” 　　这类相声，揭示了生活中的荒谬。那时，侯宝林没少挨整。他有一套自我保护办法：“我不生气，找乐子。”这种生活态度恪守几十年，所以他的身体没灾没病。 　　一次，他到外地去。同行者让他来段相声。有一处要唱，拉长音。他铆足了劲儿使劲拉。大伙鼓掌、喝彩：“好!”他停住，说：“不比当年啦，差远啦。我这是唬弄你们。”旁边一位马上接茬：“哎，我听你唱过几次，都是这样的，挺好啊!”侯宝林一本正经地样子，说：“那你是让我唬弄惯了。” 　　又一次，侯宝林住在外地旅馆。屋里有蚊子。同屋的方成怎么也打不着。侯宝林眼尖手快，一打一个准。有只蚊子停在天花板上，他站在床上，掏出舞台道具——大手帕，艺术地一抛，把蚊子砸了下来。 　　前几年，侯宝林从城东搬到城西，对人讲：“我离八宝山近了。”这种以自己为对象的笑话，实为振奋精神的一剂妙方。 　　“多找乐子，多想幽默、轻松的事。”侯宝林一再强调。“总像人家欠200吊钱似的绷着脸，累不累?但幽默也是一种素质，不能强求。如果谁宣布：‘现在我要幽默了。’准把人吓着。人得知道为啥笑，怎么笑。”侯宝林深知，这是做精神的体操，可以祛除人生压力，提高生活涵养。 　　聊挣钱，聊打球，聊好人和坏人 　　现在许多事情兴赞助。个人掏腰包赞那么一助，不容易。侯宝林赞助亚运会1万元，赞助笑的艺术研究会筹备会4万元。 　　1965年，他定为一级演员，月薪300多，至今岿然不动。赞助这，赞助那，钱从哪儿来?都是靠他四处演出，“一句一句说出来的。” 　　“亚运会开支那么大，我这1万元算个啥”这是一种心意，一种责任。”他真诚地说。 　　这种真诚，也是出于他对运动员的热爱。“他们十来岁就参加体育训练，到十八、九岁不出成绩，就要改行，不论干啥都要从头学起。冲这一点，就让人感动。他们是真正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人。他们成绩不理想，也要尊重他们。动不动就骂‘臭大粪’，不行。我当了60年演员，不是场场演出都满意，可观众每次都鼓掌。为什么我们看体育比赛不能这样呢?运动员和演员有些相似。打球，顺手了，就打得好；别扭、不顺手，就打不好。这事常有。骂能骂出个‘好’来?”相声演员难得有这般严肃，严肃中又透着好心眼儿。 　　确实，当个能做好事的人，不难。当个有成就的人，较难。当个又有成就又干好事的人，更难。对于做好事，侯宝林只说一句：“我还有些热量，搁着不用也就浪费了。”对于好人、坏人——这类小孩看电影时的惯用语言，侯宝林说了可不只一句。 　　“世界上是好人多。有人说：‘不对，好人少，坏人也少，不好不坏是多数。’不好不坏的，能把他们当坏人吗?他们也在为社会工作，当然算好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就出了几个战争贩子?这号人要是多了，地球早玩儿完了。” 　　“人到世上走一遭，很短。干好事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干坏事。这就是坏人理解不了好人，好人也理解不了坏人的原因。”很像悟道之言。 　　聊完了。确实杂咕隆冬。没有像滑了纹的唱片，总是那一句：“我如何如何锻炼身体”。这个采访，是否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