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早在本世纪初，我叔叔阿纳托尔·戴布勒就已经是法国著名的职业行刑者。不过自从1906年2月18日法利埃总统上台，宣布对所有死囚实行特赦以后，他和手下的几名助手在很长时间内形同失业，终日居家赋闲，无所事事。 　　当时众议院还没有完全废除死刑。少数态度激进的议员大声疾呼要取消国家刽子手，而多数反对派却忧心忡忡：对罪犯一味采取宽容政策，不加任何严厉的限制，长此下去，法国将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不过，国家总统的权力是不容侵犯的。1906年，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的29名罪犯都在法利埃总统特赦令的庇护下逍遥法外。在他们眼里，终审判决书如同废纸一张。从1906~1908年，先后有133名死囚犯躲过了断头台的惩罚，有的人甚至简单地在特赦申请书上签个字就万事大吉了。 　　谁也没想到，1907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案。 　　1月30日，一个名叫阿尔贝·索莱扬的木匠，来到朋友埃尔布兰热夫妇家，说是要带埃尔布兰热12岁的小女儿马尔泰去剧院看戏。 　　孩子欢喜若狂，家长再三道谢……实际上，索莱扬趁自己老婆不在家的机会，把女孩带回家，企图施以非礼。由于小马尔泰哭哭啼啼拚命反抗，木匠恼羞成怒，一气之下竟将女孩掐死，接着奸尸后大卸八块，装进一个包裹里送到火车站的寄存处。 　　案情很快败露，女孩的葬礼演变成为一场自发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十多万人默默地跟随着小棺材，一直步行到下葬的庞坦公墓。 　　7月23日，阿尔贝·索莱扬被依法判处死刑，连他的妻子都觉得丈夫罪有应得，可是法利埃总统却于9月13日颁布了赦免令。消息传出立刻不胫而走，引起各界人士的公愤。人们纷纷投书致电表示谴责，主张恢复断头台制度。著名的瓦拉迪埃修道院院长亲自给总统写信，请求给予公正裁决。 　　特赦令下达后的第二天，一伙愤怒的示威群众冲向爱丽舍宫。他们高呼着“打倒法利埃!”“杀死索莱扬!”“到断头台去!”的口号。不少记者还拥到我叔叔家门前，大声疾呼地请他出来。那一年我才8岁，尽管家里人从未正面提起过叔叔的职业，但是当年轰轰烈烈的场面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有人在窗外喊“戴布勒万岁!” 　　继马尔泰惨案之后，法国的刑事犯罪逐年上升。有一段时间，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波莱暗杀集团。他们明火执杖，杀人越货。与此同时，呼吁我叔叔再度出山的浪潮也日益凶猛。面对严酷的现实，法利埃总统不得不向公众舆论让步。1909年1月11日，贝蒂讷国家监狱里又开始执行死刑。随着第一批4名罪犯的脑袋落地，众多旁观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叔叔闲置3年之久的老本行终于又重新开张了。 　　年龄稍大一点，我多次缠着叔叔去看杀人。现在回想起来，那只是出自一种不大健康的好奇心。第一次看到的死囚名叫朗德吕，在法庭审判中，他被指控先后娶了10个女人，然后用蜡烛将其一一烧死。但是被告始终不服，直到临刑前，他还冲着法官大叫：“今天夜里，一个冰冷的幽灵将会告诉你，我没有杀过人，但你们却杀了我。”他那副顽固到底的嘴脸倒叫我对此案的判决表示了一点怀疑。不过作为一个普通的旁观者，我对他的命运实在无能为力。 　　鬼才知道冥冥之中怎么阴差阳错的，我长大成人后居然接替了叔叔成为职业行刑刽子手。1922年7月4日，我第一次在沙特鲁监狱执行公务。两名囚犯被判极刑，因为他们无端杀了两个老农。应该承认，看见交给行刑者的竟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心里真感到一阵阵地发麻。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那种惊恐不安心情才逐渐消失。 　　我平生在执行死刑中所遇见的最可怕的场面发生于1930年7月29日。罪犯菲尔曼·西皮埃尔是个佃农，在一次家务纠纷中开枪将东家夫妇打死。 　　当执法官们走进牢房时，因西皮埃尔前一天与狱卒玩纸牌到深夜，故此时还在呼呼大睡。直到共和国检查官卡沃先生宣布他的上诉被驳回时，他还迷迷糊糊地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他睡眼惺忪地穿上衣服，被带到祈祷室中，坐在两名狱卒中间，一边听着弥撒，一边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神态倒还安详。过了一会儿，有人递过来一碗咖啡和一支香烟，他突然明白了大限已到，就像一头狮子般的咆哮起来，冲着执法官们连珠炮般地谩骂，口吐白沫凶狠地踢打身边的狱卒，在场者无不怀疑此人发疯了。4个狱卒和我们3个行刑人员一起冲上去，才好歹把他制服。但是他还在拼命挣扎，混乱中出其不意地咬住了一个狱卒的胳膊。那深深的牙印使人立刻联想到染上狂犬病的疯狗。我们把他牢牢地捆住一顿臭揍，他才安静下来。不过这家伙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拖延时间，非要赖到再见上妻子儿女一面不可，我们不得不把他强行拖走，扔到行刑室冰凉的地上。 　　断头台冷酷地竖立在眼前。 　　西皮埃尔四肢发僵，大声吼叫着。尽管他手脚都动弹不得，几个人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的脑袋按入断头台的承颈圆孔内。西皮埃尔的身体不停愤怒地扭动，嘴里还不断咒骂…… 　　随着锋利的铡刀飞速落下，他的骂声戛然而止。 　　第二天的《人道报》以“佩里格监狱里可怕的死刑”为题发表文章，大肆渲染西皮埃尔受刑的惨状，并指出他的遗孀和5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依无靠，生活艰难，重新提出废除死刑的呼吁。据说西皮埃尔的儿子发誓要为父亲报仇。然而，这些喧嚣一时的闹剧很快就收场了。 　　从此以后，经我之手领取地狱通行证的死囚越来越多，其中有一般刑事罪犯，也有暗杀共和国总统的刺客。使我至今依然感到深为遗憾的是，在几十年操刀鬼生涯中，断头台上也有过妇女死囚。 　　我第一次按受处决女囚的任务是1941年1月在波尔多监狱。罪名名叫伊丽莎白·拉穆里。她因为和情夫勾搭成奸而毒杀了丈夫。 　　当日凌晨，我在行刑室做准备而未亲自去提犯人。据说检查官走进牢房轻轻地推醒她说：“夫人，您请求特赦的上诉被驳回了。” 　　伊丽莎白用惊恐的目光盯着面前的不速之客，突然有点回过味来。 　　“您的意思是说……” 　　“您现在需要准备一下，死刑就要执行了。” 　　听到后一句话，她立刻惊叫起来，死死地抓住床帮，躲在墙角里一动不动。无奈，狱卒只好强行将她拖走。一路上，她发疯般地哭喊，咬牙，尖叫，一会儿苦苦求饶，一会儿捶胸顿足。到了牧师的屋子里，要不是两名女警死死地按住她，临终前的祈祷简直就没法进行。由于拼命反抗，她的衬衣和裙子都被撕破了，大家好不容易才把她绑住，但是直到锋利的铡刀落下来之前，她的惊叫声始终有增无减。处决完毕，我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周围是如此宁静，大家也都呆住了，像木桩似的死死钉在原地，谁也不敢轻易离开，仿佛稍微喘口粗气，就会把这个疯狂的女人惊醒。 　　当然，并非所有的女囚在临终前都哭哭啼啼，大吵大闹。1942年2月6日我曾遇到过一个相当镇静的女犯，因她和丈夫合伙将亲生小女儿踢死而锒铛入狱。在死神面前，那男的先泄气了。他不敢正视断头台前阴森可怕的景象，请求刽子手给他把眼睛蒙上。 　　女犯年轻貌美，楚楚动人。从外表看起来，人们很难把如此文雅标致的女子与杀人犯联系起来。没有一声惊叫，这个女人就离开了世界。 　　进入70年代之后，由于电影电台等新闻媒介的广泛传播，死刑执行得越来越少了。社会上又对要不要保留死刑展开了辩论。有人主张继续像19世纪那样严格地执行断头台制度，使国家保持一种威慑、惩戒性的功能；另一些人则认为，用死刑去对待犯罪行为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只有病态社会才会死死地维持这种刑罚。 　　1972年，蓬皮杜总统在连续5次行使特赦权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签署了死刑令。 　　11月8日，巴黎的桑泰监狱迎来了东方的第一丝曙光。一个名叫比费和另一个名叫邦唐的死囚于5点30分被押进行刑室。我很难忘记比费的辩护律师那充满仇恨的目光。 　　今天，法国早已取消了死刑制度，不过朋友们倒是经常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以郐子手为职业，您就从来没有后悔过吗?”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曾经是个有用的人。 　　尽管现在死刑被废除了，并不意味着今后永远也不会重新恢复。美洲的许多国家就恢复了死刑。倘若有一天法国举行公民投票对此问题进行表决，我坚信一定能有个正确结果的，正像一位著名律师所说： 　　“在任何一个充满内部冲突的社会里，死刑有威慑镇服的积极作用。无论是谁，只要他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总会有某种不安全感，保持死刑的存在，多少可以让好人放心……” 　　我认为，要是让杀人犯和社会渣滓们生活得太好，他们势必把世界拖入黑暗的深渊，而站在无辜牺牲者的立场上，早晚应该把死刑从法律上再次固定下来。这一辈子经我之手共处决了322名死囚犯。我自己就是一个若干世纪以来维护人类秩序的典型代表。 　　（注：本文作者安德烈·奥贝什于1985年7月30日在巴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