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哪个儿女没有听过母亲娓娓道来的故事?这是我的母亲，著名女作家杨沫告诉我的一段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有关她和她的小妹——著名电影艺术家白杨、已故的二妹杨成亮的事。 　　我的外祖母，是个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在清朝末年，女孩子很少有读书的机会，她却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加上外祖母年轻时容貌姣好、芳名传遍了她的家乡平江四野，以至于登门求婚者络绎不绝。外祖母讨厌那些富豪门中的纨绔子弟，外祖父杨振华的突然出现，把她带入了另外一种不幸的窘境。 　　那天太阳落下高高墙垣，掌灯时分，外祖母正在卧榻休息，忽地被一只手不轻不重地掩住嘴巴，只见那男子跪在地上边磕头，边求告：“我已经在小姐闺房里过了夜，小姐若不嫁我，名声就不清白了……” 　　外祖母没说话，只是推开那只手，扬手给了这下跪的男子一个嘴巴。按照封建社会的贞操观，小姐闺房既然已经被这书生踏过，就算生米做成熟饭。锁闭在深宅大院，心比天高的外祖母只有乖乖地顺从，让这个男人来驾驭自己的命运了。 　　外祖父的日子过得极匆忙，先是带着外祖母乘骡车从湖南赴京赶考，在京都大学堂毕业后，自己又开办学堂。他到南洋募捐，名义上置办校产，实际到手的钱却用来买地，兼做起收地租的地主，后来竟自顾过纸醉金迷的生活，根本不顾家了。外祖母曾同迷恋于玩乐的外祖父争吵不休，同他斗智，打跑了他弄来的姨太太。哪知丈夫恶习难改，她自己只有自叹命苦，丧失了生活信心。后来，她整天和一些阔太太们打麻将，看戏，以此消磨打发岁月。外祖父和外祖母，谁也没有心思抚养教育自己的儿女。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上，我的母亲杨成业（杨沫）、二姨杨成亮，三姨杨成芳（白杨）出生了，长大了。 　　母亲在三姐妹中最憨，快3岁才吐字说话，人们开始叫她哑巴。“哑巴”说话了，话却是那么少，哭也少，笑也少，人们又叫她“老乖子”，这也许是她特别不受外祖父母喜爱的原因。外祖母曾把她送到亲戚家寄养，直到8岁上学时，母亲才回到自己家。可是在家她仍像个孤儿，冬天，脚上冻疮流着脓血，下了学，竟常和一些孩子去拣煤渣。 　　二姨是三姐妹里的美人儿：聪明、能干、泼辣，真正是外祖母神情毕肖的女儿。30年代，自行车还算是少有、奢侈的交通工具。一天，二姨急着出门，见院里放着客人骑来的车，就骑上去，在院子里歪歪斜斜练了几圈，从未骑过车的她便骑车上街了，办完事后，竟然利索地又骑了回来。二姨比母亲小4岁。 　　三姨又比二姨小2岁。从小在北平小汤山的一个佃户家寄养。直到9岁了，外祖母才把她接回来读书。而这时三姨所归的家，已处于没落境地——那是1931年，外祖父因为破产弃家跑了，而过惯阔绰生活的外祖母，正在日夜冥思苦想保持旧日生活的出路。 　　无论家境如何，这个家庭毕竟书多，来往的文人多，母亲没进学校，即已认得许多字。上学以后，对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大都用在了书摊上。10岁时她就读了《红楼梦》。稍大一些，还和另一个女孩仿大观园中的姑娘们，互相出题作诗，相互唱合，俩人还各自起了雅号，母亲叫野鹤，寓意为飘然世外。 　　1931年的母亲已是17岁的少女，她就读于北平西郊的温泉女中。那时的她生得端庄，健美，另有一番风韵。她有一双清亮如水的大眼睛，浸润着聪慧和深沉。 　　那年春天的一天，女中教务长通知说：“杨成业，你母亲捎信来了，有急事让你马上回家。” 　　回到家，外祖母脸上竟然绽出对这女儿一向吝啬的笑容，说出许多动听的话。母亲先是吃惊于自己妈妈少见的柔情，继而，终于明白了这温柔的表演只是为了逼她嫁给一个有钱的旧军官。 　　中学时代的母亲读了不少进步的文学著作。她早已恨透自己父母的寄生生活，她渴望走上一条有意义的道路，尽管还不知道路究竟在哪里，但她绝不会为生活得舒适而去做旧军官的玩物的。她的同学于雯曾和她一样喜欢文学，她俩常一起阅读世界名著，畅谈理想，可惜，这雯姑娘奉父母之命当了军官的姨太太，终于堕落、毁灭了。这件事对母亲刺激很大……于是，这个一向默默无言的“老乖子”正言厉色拒绝了她母亲的妄求。当时，震怒的外祖母立刻翻脸怒骂，声言绝不再出钱供不孝女儿读书。 　　母亲知道外祖母办事专横，向来说一不二，便毅然离家出走了。《青春之歌》的开篇中，那个全身素白、带着一堆乐器、有一双忧郁眼睛的女孩子，应当算是母亲脱离剥削阶级家庭迈向新路的写照。 　　年轻女人自立的路是极其艰难的。母亲的职业时断时续，肚子时饱时饥。她当过乡村教员，给日本大学生当过华语教师，也给资本家少爷小姐当过家庭教师。那些年失业后，生活窘迫，甚至把穿在身上的衣服拿到当铺作押换点伙食费……她曾应朋友介绍，准备去给国民党的一个小要员家当家庭教师。一进门，便见那家伙衔着雪茄，坐在沙发上不怀好意地笑着，从上到下地打量着她，接着说：“可以，可以，年轻的女人，好说，好说!”母亲很生气，愤怒地走出了那红漆大门。她宁可饿死，也不能受这些恶人的侮辱。 　　家庭的破落，使年幼的二姨三姨也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1931年秋天，漂亮的二姨告诉她的小妹，联华影业公司要在北京办电影演员养成所（即训练班），她要报名。并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呆呆听她说话的小妹妹，加了一句：“给你也报上吧。” 　　考试那天，三姨欢欢喜喜穿戴整齐，一心巴望姐姐带她去，左等右等，出门的姐姐总不回来，年幼的三姨凭依稀记得和姐姐报名时的路线，独自摸去了。后来的白杨姨妈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讲过，她那天怯怯地站在考场门口，看着那些装扮漂亮的男女青年出出进进，自己的小腿怎么也没有勇气迈步。主考王瑞麟先生终于注意到这个在门外踟蹰的小姑娘：她那双神采奕奕，黑白分明的眼睛，透着天使般的单纯、洁净。三姨由此而踏入了她为之献身的电影表演事业。此后王先生还曾惋惜那个没来应考的姐姐，因为，报名时这对小姐妹就给他以深深印象。 　　是的，多么遗憾!那天，喜欢唱京剧的二姨被票友拉去“下海”了，早把考试的事儿忘在脑后。生命中的偶然，常常成因于事物本质造就的必然。不加约束，过于浪漫的个性，正是二姨失却这一次可能改变她命运的应试的必然。我常想：她是那么聪明漂亮，如果那天她不是随随便便和人去游玩，或许她也会成为著名影星…… 　　还是在1931年。这年年底，外祖母患子宫癌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只留下孤单的三姐妹。这年，我母亲在四处寻找工作，挣扎在饥饿线上；三姨妈在孜孜进取，很快便参加了电影《故宫新怨》的拍摄。 　　时隔2年的大年夜，母亲到宣武门头发胡同三姨住的一所公寓内准备和小妹共度除夕。那里正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宋之的、陆万美，许多、辛劳……他们为祖国的命运忧戚，悲忿地低声唱着：“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那一夜，母亲在无望的彷徨迷离中，像是骤然看到了希望之光，由此，她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 　　在芦沟桥炮声隆隆的时候，母亲和三姨已到达上海，一对姐妹面对国家危亡，郑重地考虑着彼此的责任。为了艺术，三姨到大后方重庆去了，以后主演了反映抗日战争的巨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母亲在与妹妹作别后，毅然奔赴抗日革命根据地，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冀中安国县，在那里打游击，钻地道，并握笔描摹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壮伟斗争。直到1949年，这对姐妹才重逢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至此，萌生在旧中国精神废墟上的两株稚弱的小树才真正成材，靠着她们顽强不息的那种精神。 　　这儿，让我们再提及一下那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三姐妹中最美丽的杨成亮吧。这是母亲讲给我的又一个动听又悲凉的故事： 　　三姐妹祖籍湖南。南方姑娘成熟早，1932年，仅仅14岁的二姨已经长成花儿似的大姑娘。她认识了一个姓骆的法官，那人垂涎于二姨的美色，诱惑她随他去他任职的长春。二姨成了他的姨太太。两姐妹久久得不到她的音信，直到“七·七”事变前，她才写了封短信，并附小照一张——它成了母亲、三姨留存的唯一一张二姨的照片。信上说，她生活得很苦，不愿再在长春住下去。那一纸短短的信，没有说清楚苦的内容，然而，小照上那双凄清如水的眼睛，足以让两姐妹品味出她心房的一切悲苦。母亲她们等待她的归来，她们等啊，等啊，却永远没有等到。 　　直到近年，母亲和三姨才得知，二姨已在1938年去世。这年，距她对姐妹们诉苦仅几百天光景，她只活了20岁。她死得无声无息，也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母亲的故事，使我不能放下思索。三姐妹乃同胞一母所生，她们的母亲又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而这三姐妹的结局为什么又那么不同? 　　“没有神仙皇帝，掌握自己命运的只能是自己!”这就是我听母亲娓娓叙来故事后的唯一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