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半途而废” 　　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在我心中，她仍然活着，偶尔还会早上天未亮就把我弄醒，跟我说：“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半途而废。” 　　我这辈子不知听她说这话多少次了。就是现在，我躺在被窝里，在漆黑之中慢慢醒过来，也感觉到她在气冲冲地教训我体内的那个懒汉，那个只想重回梦乡而不想去面对新的一天的人。 　　我默默地抗议：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已取得一些成就，我有权迟些起床。 　　“罗素，你跟瘪三没两样，都是不思进取。” 　　从我还是个穿短裤的小男孩起，母亲就不断用这些话来鞭策我。 　　“做人要有出息!” 　　“做事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小伙子，要有点志气!”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那个渗透世情的我，常常嘲笑那些崇尚实利、热衷求取功名的人。那个我读过一些哲学和批评社会的书，认为把生命花在追逐名利、权力这些东西上是粗鄙的，完全不值得的，而且——“有时候，你的表现使我觉得就是一枪把你轰掉也浪费子弹。” 　　自从外祖父去世后，母亲便没有好日子过了。外祖父除了债务以外，什么都没留下。祖屋卖掉了，儿女四散。外祖母染了致命的肺病，意志十分消沉，终日嚷着要自杀，最后终于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时母亲刚上了大学，但在这情况下，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然后，母亲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五年后，在1930年，父亲去世，遗下她一贫如洗，只好把小女儿奥迪莉送给人收养。把只有10个月大的奥迪莉送给汤姆叔叔和高蒂婶婶收养，也许是母亲有生以来需要最大勇气去做的事。汤姆叔叔是父亲的弟弟，在铁路局有份不错的差事，跟着他奥迪莉便有好日子过了。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前往新泽西州，去投靠他哥哥艾伦。舅舅好心地收留了我们这三个穷亲戚。后来，母亲在洗衣店找到一份修补杂货店工作服的工作，周薪10美元。 　　母亲当然更希望我长大后能成为总统或富商，可是，她虽然疼爱我，却不至于这样不切实际。我小学还未毕业，她已看出我不是能赚大钱或赢得万民拥戴的料子，于是开始引导我对文字发生兴趣。 　　她的家族书香世代。从母亲的外祖父起，便似乎有个文字遗传因子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外曾祖父是位教师，他的女儿蕾莉是个诗人，儿子查理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先驱报》驻纽约的记者。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美国南部在内战之后，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文字工作确是一条出路。 　　母亲的表兄艾文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足迹遍及欧洲各国。他证明以文字为媒，的确可以令一个人无往不胜。而呆在乡里只能直瞪着眼，对他既羡慕又妒忌。母亲常常以艾文为例，说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也可以有成就。 　　‘艾文·占姆士不比别人聪明，但你看看他今天的成就，”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结果我长大之后，就把艾文·占姆士看成一个只是运气好的呆子。也许这真的是母亲对艾文的看法，但她的话却另有深意。她是在告诉我，要做到像艾文那样并不用很聪明，攀上高峰的方法便是努力、努力、努力。 　　母亲看到我可能在文字方面有点天分时，便开始加以栽培。我们那时虽然非常贫困，但母亲仍然给我订购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选》，每月寄来一册。 　　我很尊重那些伟大作家，但我读得最开心的却是报纸。每天我都贪婪地读那些五花八门的罪案，恐怖的意外，以及发生在远方战场上的血腥屠杀，一个字都不放过。描述凶杀犯怎样死在电椅上的报道往往令我着迷，而且我很留意死囚在最后一餐所点的饭菜。 　　1947年，我从约翰霍金斯大学毕业，知道巴尔的摩市的《太阳报》在招聘一名采访犯罪新闻的记者。我有两三位同学同时申请这份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挑了我。这份工作的周薪仅为30美元，我向母亲抱怨，说这样的薪水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实在是侮辱，但她毫不同情我。 　　“如果你肯努力工作，”她说，“也许就可以做出点成绩来。到时，他们自然会加你薪水。” 　　7年后《太阳报》调我去跑白宫新闻。对大部分记者来说，当白宫记者是梦寐以求的事，而当时我只不过29岁，自然得意万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希望见到她喜悦的神情。其实，我应该早就知道结果是怎样。 　　“罗素，”她说，“如果你肯努力干白宫记者这份工作，也许就能取得点成就。” 　　母亲要我走的路就是不断努力向上，千万不要因为小小的成就而自傲。停下来沾沾自喜的人很快便会跌下来。一个人即使已登上顶峰，也仍要自强不息。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我经常幼稚地胡思乱想，要向艾文表兄报复。假如有一天我成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得到《时报》礼聘，而《时报》却完全不知道我是“伟大的艾文”的亲戚，那不是很有趣吗?假如艾文亲自请我进入他的大办公室，问我：“年轻人，你可以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那不是更妙不可言吗?假如我这样回答：“我就是你的穷亲戚露西·伊利沙白·罗宾逊的独子。”那是何等痛快的报复啊。 　　但后来发生的事却完全不像我胡思乱想的那样。《时报》真的来找我，不过我到任时，艾文表兄已离职。最后，我甚至得到了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替《纽约时报》撰写专栏。 　　我写的不是那种报道新闻的专栏，而是作者可用各种不同文体来议论时事的专栏；可以是散文，可以是讽刺文章、怪论，有时甚至可以是小说。这个专栏证明了当年母亲是绝对正确的。要不是她在我小时候就看出了我的长处，引我进入文学世界，我就不会有这个成就。 　　我的专栏赢取过不少奖，包括1979年的普立兹奖。不过，母亲永远无法知道了，因为先一年她的脑部出了大毛病，住进疗养院，从此不知不觉，脱离了现实生活。 　　我只能够猜测母亲在知道我获得普立兹奖时的反应。我相信她一定会说：“好极了，小伙子”这证明只要你埋头苦干，努力不懈，终有一天会干出点成绩来的。” 　　有个时期，母亲所宣扬和我所一直依从的那些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在60年代和70年代，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希望有点成就的话，便会被批评是个浪费生命的实利主义者。 　　起先，我设法追随这个新的时代潮流。我决定不要像我母亲当年鞭策我那样鞭策我的孩子，不迂腐地要求他们有所成就。 　　新时代标榜爱、满足自我，以及标榜消极地劝人无欲无求的东方哲学。对我来说，这些道理似乎很多都十分荒谬。不过因此我还是把我那些反潮流的疑惑深藏起来。 　　但后来，我发觉我的孩子竟然一点抱负都没有，我于是崩溃了。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晚饭时，我听到自己在叫嚷：“难道你们不想有点成就吗?” 　　孩子们面面相觑。有点成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知道他们在想：叫嚷的不是爸爸。那不过是他饭前喝的那些马提尼酒作怪罢了。 　　令我大叫大嚷的不是那些酒，而是我的母亲。酒只不过令我有勇气向他们宣布：是的，我一直都相信成功这回事，我一直都相信若不勤奋自爱便不会有什么成就，也不配有什么成就。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孩子学业成绩差并不表示他们长大后一定一事无成，而只是表示他们当时不肯对成规盲从附和。对于这一点，我的确引以为傲。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有儿有女。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每次相聚时都欢乐无穷。 　　这就是家的意义了。我们承先启后，把上一代的遗志传给我们的子女，一代一代传下去，使我们的先人虽死犹生。 　　“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罗素，那就是半途而废。” 　　老天爷，我仍然听见她说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