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密探关注的神秘人物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候，音乐节在这里举行，更增添了古城的魅力。 　　1921年音乐节前夕，在一大群优哉游哉从维也纳火车站下车的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男人显得与众不同。此人年近40，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像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走进一家中等旅馆，要一间单人房间，而且要顶层的。他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英语也纯熟。他持有荷兰护照，护照上写着他的大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而他在旅客登记本上却签了个“安德烈森”的名。对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知道他叫“马林”。 　　马林在维也纳外事局办理前往中国的手续时被捕了!原因很简单，荷兰王国驻奥地利大使很明确地告诉奥地利当局：“此人是共产党!”在关押一周后，马林被驱逐出境。 　　他离开了维也纳，仍朝着中国进发。每一地，马林尚未到达，那里便已经收到荷兰警方及奥地利当局的通知：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要路过这儿，请密切监视! 　　就在沿途严密的监视之下，马林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终于在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 　　马林刚刚来到上海，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密探便向各方关照：“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化名安得烈森。” 　　密探们为什么对马林如此感“兴趣”?那是因为马林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此行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列宁关怀东方巨人 　　一年前的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俄举行。会上，列宁结识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马林，并颇为欣赏他的才干和见解。 　　马林是荷兰人，印尼原本是荷兰殖民地。马林来到印尼，即发起组织了印尼共产党。列宁得知马林富有在殖民地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便任命他为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列宁本人。由于列宁的信赖，在“二大”上，马林还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列宁时刻关注着东方巨人——中国。他找马林谈话，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就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当天，一位23岁的俄国小伙子坐火车抵达上海，也下榻于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密探们事先没有接到关于这位年轻人的任何情报，所以也就没有注意他。 　　他叫尼科尔斯基，由设在西伯利亚腹地的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来到中国，使命同马林完全一样。 　　马林同尼科尔斯基很快接上关系，两人又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接了头。 　　有时在灯光幽暗的永安公司楼顶的屋顶花园，有时又在人声嘈杂的“大世界”、“新世界”，马林同上海的“二李”会面，低声用英语交谈。 　　“二李”便是李汉俊和李达。两位同龄，都是31岁，都是留日学生，一个湖北人，一个湖南人。“二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 　　马林、尼科尔斯基和“二李”交谈之后，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北李南陈”在骡车上抵足长谈 　　的笃，的笃，的笃，一辆骡车出了北京城，向南经过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车上，一位帐房先生模样的高大汉子靠外坐着，在里面坐着一位穿棉背心，头戴毡帽的40开外男子，像是帐房先生的下手。虽说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不过几个小时功夫，而他们却宁可花几天时间在这僻静的小道上慢慢前进。 　　那是1920年2月中旬。这几天，京师警察厅正在搜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派了警察守候在北京箭杆胡同陈寓门口，当陈独秀从武汉演讲归来便要逮捕他。他的挚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派人前往北京西站，陈独秀刚一下车便知形势紧张，没有回家，躲往北京大学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钊自告奋勇，化装成帐房先生，用骡车护送陈独秀出京——因为春节即将来临，年关时节上门收帐乃习以为常。一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悄声长谈，讨论着怎样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把战友安全送到天津，送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海参崴派出的“记者团” 　　两个月后，从苏俄远东的门户——海参崴，派出了一个“记者团”前往中国，先到北京拜晤李大钊，然后持李大钊亲笔信，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会见陈独秀。 　　这个“记者团”，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并曾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乍一看上去，“记者团”很像旅游团，由两对俄国夫妇加一名华人翻译组成。那两对夫妇是负责人魏金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魏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妻子马马耶娃，都是俄共（布）党员。那位翻译叫杨明斋，山东人，早年到俄国做工，加入了俄共（布）。为了不惊动那些具有特别嗅觉的人物，这5个人都以“记者”身份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他们肩负着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着手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他们到达北京之后，又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和从哈尔滨赶来的斯托扬诺维奇，也都是俄共（布）党员，协助“记者团”进行工作。 　　在陈独秀等组织下，在魏金斯基的参与下，1920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旅日学生、旅法学生也成立了类似的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英特纳雄耐尔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魏金斯基于1921年3月回国。这时，共产国际建立了远东书记处，由魏金斯基负责中国科。伊尔库茨克派出了尼科尔斯基接替魏金斯基前来中国，而马林又直接受列宁委派来到中国…… 　　“北大暑期旅行团”来沪 　　在马林、尼科尔斯基抵达上海时，陈独秀已经于1920年12月到广州去了。“二李”把马林、尼科尔斯基的到来函告“南陈”、“北李”，并分头给各地小组去信，通知在沪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个来沪的是北京小组代表、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他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提早前来。稍晚，另一位北京代表、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抵达。李大钊因学期结束，事务繁忙，未能前来开会。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是两位中学毕业生——王尽美和邓恩铭。日本代表周佛海趁暑假回国，到达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谁都希望陈独秀前来开会并主持会议，函电交驰，催他来沪。可是，陈独秀却因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忙于筹办广东大学，脱不了身。 　　7月20日包惠僧乘坐海轮从广州来到上海，说是陈独秀指派他出席“一大”。他还说，广州小组派出的另一名代表是陈公博。 　　最晚到达的便是陈公博，他带来了陈独秀的亲笔信。 　　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曾改薄柏路，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并不大，校舍由红砖与青砖相间砌成，显得颇为典雅精致。楼上的红漆地板上铺着凉席，住着“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9位成员——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周佛海、刘仁静。“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张国焘在上海另有住处。 　　这样，13位中共代表（也有人说包惠僧不算代表，只是个出席者）加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位，全部到齐。 　　在这15位之中，最年长的是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是刘仁静，19岁。15人的平均年龄为28岁——恰好是毛泽东的年龄。 　　“李公馆”的餐厅里热闹起来 　　7月的上海，昼长夜短，晚上过了7时，天才慢慢暗下来。23日那天夜里，天黑之后，离博文女校不过几百公尺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后门不时闪进一位位客人。这幢房子寓主李书诚，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元老，李汉俊的胞兄。此时，他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 　　大约晚上8时，“李公馆”底楼餐厅那张跟乒乓球桌差不多大小的长方餐桌四周，围坐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15位代表。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时刻终于到来——中共“一大”开幕了。 　　会议的当然主席，本是陈独秀。他没有到会，大家推选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另外，由于刘仁静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便让他和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 　　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张国焘，他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提出这次会议要制定党纲和实际工作计划。接着，马林声若洪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代表共产国际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讲述了自己在莫斯科会见列宁以及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殷切期望。尼科尔斯基的话不多，除了表示热烈祝贺之外，建议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 　　开幕式结束之后，当代表们离开“李公馆”，夜色如黛，除了那些特殊的眼晴还在张望之外，居民们早已闭上睡眼了。 　　此后的几天，代表们忙着交流各地区的建党情况以及起草会议文件。生怕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会招来麻烦，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没有出席会议。 　　密探和警官干扰了会议 　　一个星期飞快地过去了。7月30日晚，大会举行闭幕式。这天，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事关重要，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夜幕降临之后，又悄然走进望志路上那座石库门房子。 　　晚8时多，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子闯进餐厅，朝着围在长方餐桌四周的人们看了一下。这位陌生人来干什么?马上有代表盘问他，他闪烁其辞，说是“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马上又改口：“对不起，找错了地方。”然后扭头便走了。 　　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意识到情况蹊跷，迅速作出反应：“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好险!代表们刚刚散去才不到10分钟，“李公馆”便处于密探们的包围之中。 　　3个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闯进了李宅，只见李汉俊与陈公博在楼上抽烟聊天。 　　警官们搜查李宅，大约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搜寻暗藏的枪支弹药，却忽视了抽斗里那张画满修改记号的中共党纲。 　　一无所得，警官和密探只得悻悻而去。 　　看来，再在上海开会，会面临着一网打尽的危险。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出了个好主意：她在嘉兴读过书，知道那里有个南湖，游人不多而又近便。 　　于是，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上那儿去太醒目，没有出席。李汉俊和陈公博也不便去。这样，11位代表在南湖画舫里，举行中共“一大”闭幕式（也有人认为何叔衡未去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决议，选出了中央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宣告正式成立。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一段非常准确而精练的话，表述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有人前进，也有人落荒以至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69年的战斗历史中，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多万名党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和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中壮大，同时也不断地在战斗中接受考验。诚如鲁迅所言：“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大浪淘沙，也冲刷着当初围坐在那张长方形大餐桌四周的15位参加者。 　　以下以逝世时间先后为序，简略地介绍中共“一大”的15位出席者及“南陈北李”的最终结局： 　　（1）1925年8月19日，由于为党工作过度劳累，王尽美肺病不愈，吐血不已，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2）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于北京，38岁。 　　（3）1927年12月17日，曾在1924年脱党的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于武汉，当天遇害，37岁。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给他的家属颁发了烈属证书。 　　（4）1931年4月5日——清明节清晨6时，济南纬八路刑场，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30岁的邓恩铭倒在血泊中，留下“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的壮烈诗句。 　　（5）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从江西转往闽西途中，被敌人包围，身负重伤。敌兵以为他已死，上前搜身，他奋力反抗，连中二枪而壮烈牺牲，59岁。 　　（6）1942年4月，马林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判处死刑，终年53岁。 　　（7）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困之中，陈独秀逝世于四川江津。他在大革命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路线错误，于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终年64岁。 　　（8）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东之弟毛泽民以及林基路，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下令用绳索活活勒死，47岁。 　　（9）1943年（不知月日），尼科尔斯基因被诬陷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错杀，终年45岁。后来被苏共平反昭雪。 　　（10）1946年6月3日，作为汪伪汉奸集团的重要头目，陈公博被判处死刑，枪决于苏州，56岁。 　　（11）汪伪汉奸集团的另一头面人物周佛海，在1946年10月被判处死刑。翌年因蒋介石发布特赦令而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狱中，51岁。 　　（12）李达在1923年9月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离中共，但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解放后重新加入中共。于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去世，76岁。 　　（13）1975年4月2日晨7时58分，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董必武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14）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15）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包惠僧在大革命后脱党，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7年起任国务院参事。 　　（16）1979年12月3日凌晨，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里，82岁的张国焘久病体衰，翻身时盖在身上的被毯从床上掉下，待医生发现时他已冻死。1935年他曾自立“中央”，1938年4月逃往国民党统治区，成为叛徒、特务。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 　　（17）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刘仁静，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也是他。1987年8月15日清早5时多，86岁的定居北京的刘仁静持剑下楼，照例到马路对过一所大学去锻炼身体，一辆22路公共汽车急驶而来，不慎撞倒了他，当场死亡。刘仁静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托派，被中共开除党籍。1950年12月2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公开承认错误。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 　　不断地清除废渣，不断地吐故纳新。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将近70年的战斗历程中百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