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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洋警察

1990 年第 11 期 · 在国外 · 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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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人说:“美国人,你给他安一双木头手,他能打篮球;英国人,你给他安一双木头腿,他能踢足球;南斯拉夫人,你给他安一个木头脑袋,他就能当警察。”为了证明警察脑袋木,他们还“举例说明”。   一天早上,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一个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他一只脚穿了黑皮鞋,另一只脚却穿白皮鞋,上班路过此地的警察司令发现了那两只黑白皮鞋。司令很生气,把警察叫过来训斥:“你像什么样子,身为值勤警察却不遵守着装规定,太荒唐!还不给我滚回家去换鞋!”值班警察十分委屈:“报告司令,回了家也没法换,因为家里剩下的也是一只黑的和一只白的……”   这则笑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对南斯拉夫的警察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年中我没少和南斯拉夫警察打交道,但却得出了另一番结论。这里我也试着“举例说明”。   “没正经”的警察   也许是斯拉夫民族的天性,南斯拉夫的警察个个幽默诙谐,很少看见他们有“正经”的时候。他们非常喜欢开玩笑,而且常常在正式场合开“荤的”玩笑。   1986年,我陪一个武警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南方全程陪同的是联邦警察旅旅长。此人性格开朗,走到哪儿就把笑声带到哪儿。   一天下午,我们代表团与新贝尔格莱德区的一个警察站的官兵座谈。警察站长比较年轻,一看来了这么多上司,还有“洋人”,小伙子有些紧张,致报告辞时竟几次出错。大家坐下后,警察站的一位女警察端上了咖啡。旅长问有没有白咖啡(南斯拉夫人把加牛奶的咖啡叫白咖啡)。警察站长起立:“报告旅长,没准备牛奶。”旅长晃了晃头:“你呀,真木!没有牛奶就做不成白咖啡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非洲访问。途经一个部落,我们3人进了一家咖啡馆。女服务员很漂亮。我怕她忌讳‘黑’字,于是特意要了3杯白咖啡。一会儿她把咖啡端了上来。我一看,全是黑的。‘小姐,我要的是白咖啡。’那位女服务有些不耐烦:‘您急什么?’说罢解开上衣,吱、吱、吱挤出三股人奶,距我们杯子1米多远,却都准确地射了进去……”在场的人哄堂大笑。年轻的警察站长却又一次站起来“报告”;“旅长,我们刚才的那位女警察还没结婚呢,下次我一定换一个能‘自制’白咖啡的女警察……”于是又是一阵笑声。会谈前的拘谨气氛一扫而光。   第二天,旅长陪我们去参观他的特警部队。部队表演时,有一个射击项目:当罪犯躲在人质身后,用手枪顶住人质向前移动时,特等射手在200米远的距离上向罪犯露出的那半边脸射击。这个项目难度很大,必须万无一失。两副靶标,两个警察射击,一人两枪。首先射击的是一个大胡子警察,他一枪打在“罪犯靶”的左眼框上,一枪打在左眼上。两枪两中。另一个年轻一点的警察一枪打在“罪犯靶”的左脸上,而另一枪却把“人质”的脑袋给开了花。当时的场面很尴尬。警察旅长把那个年轻的警察叫到身边:“你小子胆儿真大,俩全都给放下了。将来我那讨厌的老婆一旦被抓了人质,我一定请你来‘解救’她。”那年轻的警察嘿嘿地乐了。旅长却一板面孔:“今天中午罚你瞄准,不许午休!”   回国前,我有机会再次见到那位打中“人质”的年轻警察。我把稿子口译成塞文给他听,问他文中的警察们与事实是否相符。他听后,向我表示感谢,感谢我为他们的“木头脑袋”警察“平反昭雪”。只是临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我:“哎,我说老兄,你这篇稿子是在南斯拉夫发吗?”我说:“在中国。”他划了一个十字:“阿门,吓我一跳,你要是在南斯拉夫发表,我可要抗议了,因为我常对我女朋友吹: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1987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开车去我们使馆的一位参赞家为他送行。他住的那条街很窄,两边都塞满了车,很难再找到停车的地方。刚好临街的一个院子里有块空地,我便把车子开了进去。晚上9点多,我忽然听到楼下警车笛声。顺窗望下去,糟糕,一辆大吊车正在吊我的车,旁边还停着警车。我忙跑下楼去。一位老警官正在指挥吊我的车呢。见到我后,他问:“车是你的?”“是的。”   警官指了指院门,这时我才发现这不是住宅院,而是一家工厂。我开车进去时大门是敞开的,所以没发现。警官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急着与女人幽会,应该先给你的车找个好地方,总不能让工厂给你看车吧?”我忙赔不是:“实在对不起,今晚上我们一个参赞要回国,我是来送行的,急匆匆的,也没发现这是家工厂……”我这一解释反倒糟了,那警官本来已经放松的脸又重新绷了起来:“哈,闹了半天你不是来找女人的,那你急什么?其它理由一概不能原谅!”警官一挥手:“继续吊!”我一看,嗬,那吊车还真呼隆呼隆地往起吊。我忙对老警官说:“慢着、慢着,我‘坦白交待’,我是来找女人的。”我抬头看了看参赞住的楼,顺手指一个趴窗看热闹的女人说:“呶,那位就是我的情人!”警官抬头一   看,竟是一位白发老太太。他立刻大笑起来。   “小伙子,玩笑归玩笑,你以后停车可要注意,你看人家工厂8点就下班了,为了你这辆车工厂关不了大门……”我一再向他表示下不为例。警官冲吊车一挥手:“放下来!”为了感谢他的“宽容”,我从车里拿出一盒中华烟送他。   “谢谢。我不会抽烟,你最好给我弄几盒清凉油,我听说那玩意儿能壮阳……”   “不会拐弯”的警察   南斯拉夫警察在一些小事情上都很通人情,能宽则宽,能忍则忍,十分灵活。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绝不妥协。有人形容他们是撞倒了墙,把土担起来接着往前闯,但就不知道拐了弯绕过去……   去年10月的一天下午,在新贝尔格莱德区发生了一起车祸。警察赶到现场后,封锁了出车祸的那条路。其余车辆一律绕行。忽然,有一辆奔驰牌小车沿着被禁行的那条路强行闯了过来。警察将该车拦住。车里坐的是南共中央的一位高级领导。他在电视里经常抛头露面,警察是应该认识他的,而且奔驰车的牌号也是党中央的专用号。但那位警察却仍公事公办地说:“先生,您为什么强行穿过被禁止通行的路段?请出示您的证件。”   “我是党中央的,有急事,请你不要妨碍我,闪开!”来者的口气很大。“如果您确有急事,我可以放行,但您必须出示证件证明您是党中央的。”那警察毫不妥协。   “用不用我打电话让你们部长来证明我的身份?”   “请您出示证件,否则我们将按违章行驶来处罚您!”   也该那位领导人倒楣,那天他还真没带身份证。车里只有一个车证可以证明车是党中央的公车。   警察晃了晃脑袋说:“先生,既然没任何证件能证明您的身份,您就是自称党的主席我也不能相信。您应该受到惩罚。”   “我没功夫和你纠缠,闪开!”领导人向警察下了最后通谍。然后开始启动车子。那警察二话未说,拉开奔驰车门,强行将这位领导人从车中拖了出来,塞进警车去“录口供”。然后警车又拉着这位领导到党中央大楼去取身份证验明身份。在党中央大门口,党中央的一名内卫人员看见被押下车的领导,吓了一跳,问明情况后,忙向警察证明该领导的身份。那警察回答得很干脆:“我只相信盖有钢印的证件!”他们在党中央也未找到身份证。警车又呼叫着来到了这位领导人的家中。直至找到身份证证实了他的身份,警察才放了人。临别时,警察向领导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请您记住,在我的眼里只有法律,没有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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