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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美好的么?

1989 年第 12 期 · 杂谈随感 · 刘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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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但却希望在殊死的民族战争中“保持中立”;然而,当目睹妻子和女儿都已被敌寇焚为焦土,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了,他变成了一个复仇神,一个孤胆英雄;他用早已过时的武器,消灭了一大群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法西斯正规军……这便是人们早已熟悉的法国影片《老枪》。   在《老枪》的故事进展中,频频插入了关于战前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的回忆,从而与战争形成了映照。这使我想到了我们文艺创作中的许多惯例,许多不成文的公式。比如,描写战争,为要反衬战争的残酷与敌人的罪恶,便把战前的生活渲染得越优美越宁静越好,几近脱离一切人世烦恼的桃源仙境;我们描写“动乱”或灾难,则又不免将动乱来临之前的生活尽量往好处写,不知不觉地动用了理想化的笔墨;作品中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为强调前者之好与后者之坏,便将一切错事坏事都往反面人物身上堆(似可将“文革”期间所写的“走资派”与当今“改革文学”中的对立面们作一写法上的对照)……凡此种种,俯拾可鉴。这种简单化的“知性”的创作方法,必然要破坏艺术有机统一的浑然状态。甚至,连优秀的苏联电影《一个人的遭遇》也未能免俗——这部影片对于战争与战后的描写是那样精彩而深刻,但对战前的“幸福的生活”却写得轻浮无力,流于一般,不外乎花前月下的恋爱,生活蒸蒸日上,妻子贤惠,丈夫能干,上级表扬,领奖登报……这里尝不到一丁点儿人生的苦汁,丝毫没有那种沉甸甸的生活实感。在同一部影片中,编导对于自己作品的艺术判断力竟会存在如此明显的落差,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   《老枪》与《一个人的遭遇》迥然不同,它完全打破了上述的“惯例”。出现在《老枪》中的战前的回忆,竟处处伴随着痛苦,时时鸣响着拨人心弦的“不和谐音”。这位知识分子的夫妻关系不是“举案齐眉”,不是“相敬如宾”,而是行将破裂。破裂的原因与战争毫无关系,那只是出于一种人生最常见但也最让人莫可奈何的原因:妻子爱上了别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战争爆发以后),丈夫一直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因为他始终深爱着她……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的写法对于刻画战争有什么好处?而更奇怪也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作者这样写了,居然真的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感染力,居然使我们陡然增长了对于法西斯战争的异常强烈而真切的憎恶感?   无疑,正是这些渗透着苦汁的人生片断,搅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触,唤醒了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的回味和品别。它给予我们一种深层的熟悉感,引起了一种微妙的共鸣。也就是说,这种写法保存了战前生活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所以才可信,感人,因而真正起到了与残酷的战争相映照的作用。   无疑,这样的写法也有利于人物性格、心理的展示。妻子无缘无故被法西斯分子烧成了焦土,但在丈夫的心中她仍是活的。他要让已经不爱自己的爱人明白,他是多么爱她,他是怎样为她复仇的;但爱人永远也不可能明白了,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的心头怒火骤然爆发。妻子所爱的年轻人成了游击队长,带着队伍赶来助战,他却谎报军情,将他们支走了。——他要用自己的双手(还有自己的那把“老枪”)为她复仇,他要证明:他比他的情敌更勇敢,也更爱她!这种隐秘的竞争心理(人类性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主人公的性格变得真实而又丰满,使整个作品充满了人情味,使这个近乎通俗故事的题材大大高出于普通的情节剧。   然而,似乎还不止这些。我们所获得的深邃而强烈的审美感受,迫使我们进一步发出追问:为什么渗透着苦汁的人生才是真实可信的?为什么不完满的爱情心理(对这位丈夫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完满”了),可以使人物活起来,会使作品充满如此奇异的撞击心灵的人情美?   恐怕只能有一个回答:爱情也罢,人生也罢,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本来就是渗透着苦汁的。   对于毁灭爱情、毁灭人生的战争而言,爱情与人生当然是“美好的”,令人异常珍惜的;但这“美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就爱情与人生本身而言,却终究是不完美的;这不完美则是永恒的、绝对的。这里体现着人类对于自身的不满足,体现着一种永恒的、向前发展的欲望。所以,越是显示了这种“不完美”的爱情与人生,才越能激起真切的、复杂而深邃的审美情感。   《老枪》写战争也写人生,写战争是传奇式的,夸张的,略带点游戏的笔墨;写人生却是严肃细致的,一丝不苟的。在总体的分量上,《老枪》无论如何抵不过《一个人的遭遇》。但在战前生活的描写上,《老枪》展示的是真实的活的人生,它贴近了沉甸甸的充满缺憾的人生基调:《一个人的遭遇》所堆积的却只是战争的简单对照物,是用以说明或反衬主题的光明而虚浮的图画。在这一点上,后者是生硬而幼稚的,它无法激起深刻的美感。   在西方“战争片”中,以忧郁而痛楚的笔调描写战争以外的和平生活的,决不止《老枪》一部。西班牙影片《钻石广场》,写了法西斯战争给一个女人和一个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影片以怀恋的目光频频回顾战前的生活,那时的生活虽然宁静,却也是琐碎的、单调的,充满着无尽的烦恼。美国影片《永别了,武器》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摆脱了可诅咒的战争以后,并未过上美满的理想化的生活,一个死于突然降临的难产,另一个陷入了比战场上更难于自拔的痛苦的深渊。在这些编导们的心中,“战争片”所要表现的,依然是我们的人生(而不仅仅是战争):战争是人生的特殊状态,战争以外的和平生活则是人生的常态。无论是表现常态还是异常态,艺术家必须从中发掘出真实的人生感受,他们作品才会处处充满蓬勃的活力。   毋庸讳言,我们常常把“战争片”的目标局限于战争本身,却淡忘了艺术“为人生”这一更合乎艺术本性的目标。当艺术不能透过战争(还有建设,还有改革,还有工业、农业、教育乃至五讲四美、计划生育,等等)以表现人生,不能在千变万化的题材中揭示普遍共通却又永难捕捉的人生奥秘,那么,艺术就只能沦为实用的工具,而不能真正具备它所不可或缺的审美的价值。   审美,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体验与再体验,就是以审美理想来重新衡量(而不是掩饰)人生的一切。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人云亦云:“人生是美好的”;却不习惯于对这种现成的结论作一番深入的反思和验证。其实,这结论背离了人生的基调,反映出了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我认为:人生并非是完全美好的,但这沉重的不美好的人生中却存在着“美好的微光”。这“美好的微光”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而缓慢地扩大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人化”的过程。人类的希望就在于此——这便是人生的基调。当艺术从某一方面接近于这种真实的人生基调时,它也便获得了熠熠灼人的审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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