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李高令，个体出租车司机，青岛家喻户晓的典型。几年前，他在车门上喷上雷锋像，开起了学雷锋车，好事做了无数。抓小偷歹徒390多次，13次负伤；为帮助山区一个村子脱贫，捐款几万元，还建起一座雷锋小学，自己却穿着露脚趾的袜子、破成网状的背心…… 　　在青岛街头，我随便找了一些人，问起李高令，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 　　对他，人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李高令“膘”。青岛话的意思就是“傻”。 　　“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1995年9月，我和李高令的主管部门——青岛市交通局的同志谈起李高令，他们说：“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1991年，李高令买车干个体出租，我们从各方面扶持他。为树这个典型，我们花了不少精力，可是现在，他雷锋车不开，到农村搞扶贫，办畜牧场，开公司。他脱离了交通部门，不听我们的了。 　　“局里专门研究，准备给他的学雷锋联组增加几部车，让他当组长，给他提管理劳务费，再不定期地给些补助，保住这面旗帜。可他不当回事儿，照样干自己的。现在，雷锋车让他哥哥开着呢。” 　　正说话间，大家都站起身。李高令来了。 　　这是一条壮汉，39岁年纪，已经发胖，头发很乱。皱巴巴的大白背心，一半掖在裤腰里。他刚从扶贫的村子里回来，面色疲惫，声音发哑，见到在座的领导，平静地握握手，管自坐下来，掏出自己的香烟点上。 　　我原来担心他不爱讲话，没想到刚一发问，他便来了精神，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像是在作报告。 　　我问他：“你每年要作多少场报告?100场?” 　　“100场?太少了吧。有时我连着几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有时一个月作40多场，整个山东省，都跑遍了。甭管是大学还是机关，我不拿讲稿，能讲4个小时。” 　　“你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很多吧?” 　　“嗯，30多个。家里证书、奖状、锦旗一大堆，没地方放，都打包了。职务中叫得响的，有青岛市政协委员、四方区人大代表、青岛市个体协会理事、青岛市工商联执委……” 　　“你是党员吗?” 　　“不是。” 　　饭桌上，李高令滴酒不沾。当着领导，他一再强调晚上还要开出租车。 　　他说：“不开出租我吃什么?我这个脱贫办主任，在村里，是一分钱不拿的，我不能砸自己的牌子。我到农村脱贫，一家合资公司一次掏给我8万，海尔集团赞助我冰箱、空调，军队送来了军大衣，球迷协会还要给小学送桌椅。我不去，榛子沟引不来这么些钱。” 　　吃过饭，我要求到李高令家看看。 　　我看看表：“你什么时候去开车?” 　　“今天不去了。” 　　我怀疑地看他：“你说晚上开车，是不是给领导听的?” 　　他嘿嘿笑了：“大姐，就你看透了。我哪儿还敢晚上开车?我抓歹徒得罪了不少人，上次就是晚上开车让人砍了几刀。我开车都不敢说自己是李高令。人家骂李高令该死，我也跟着骂。大姐，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也怕呀。” 　　“你以为这国家是谁的?” 　　李高令的家，在一条黑暗的小街上。他家非常窄小，两间小平房，几乎转不过身来。李高令的卧室是小厨房改的，低矮，闷热。家具陈旧得令人吃惊。 　　“你390多次抓小偷歹徒的数字怎么来的?”我问他。 　　“什么390次，是390多种，抓一个，拽一串，这数字都算我头上了。公安局给我统计到174个，剩下的，是我自己往上加的。我抓坏人有瘾，只要别让我碰上。都说社会治安不好，谁都不管，大家都看共产党的笑话呀?” 　　“每次你都把他们送公安部门了?” 　　“那当然，法律需要维护。有次我在街上，看到一群人把个年轻人打得头破血流，我上去把年轻人救了，结果人家说他是个流氓，我转身又追，把他抓住了。没想到一回家，邻居大妈正跟我妈哭，说管我要人。后来，她儿子被判了3年。” 　　“你是个体户，自己挣钱就不容易，怎么还要去农村扶贫?”我问。 　　“榛子沟村的情况，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当时看了就直流泪，不相信青岛旁边还有这么穷的地方。第2天我带着女儿，拿上1万块钱去了。到那一看，好家伙，心里更难受了。这不，几万块钱都撂那儿了。” 　　“你知道领导怎么看这事?” 　　“怎么不知道，我违背了不少领导的意愿。不光交通局领导，很多领导都找我谈，让我别陷进去，让我老老实实当典型。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既保名，又得利。可那还是我李高令么? 　　“现在每个领导都跟我说，他们树典型不容易，可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不知道，当典型也不容易呀!” 　　“在所有的职务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我问。 　　“人大代表。”他果断地说，“这是老百姓给的。” 　　李高令告诉我，这条街道的水管和电线，都是他找有关部门新近安装的。他说：“其实，这里再有十几天就拆迁了，白花了国家30多万，我直心疼。可不找不行，老百姓天天找我，谁让你是区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又没花你个人的，你心疼什么?”我故意问。 　　“哎呀，我说大姐，”他瞪大眼睛看我，“你怎么能这样说?你以为这国家是谁的?是你的，是老百姓的，是我李高令的呀!” 　　“大姐，我没办法呀!” 　　“你帮助村里脱贫一共掏了多少?”我接着问。 　　“盖雷锋小学是2万多，办公司拿了5万。我是公司董事长兼经理，但这公司不是我的，我拿钱是给村里脱贫做启动资金的。我想把公司的利润用于脱贫，发展再生产，返还于社会。我要用3年时间，好好研究一下雷锋事业，给党中央国务院创造一条脱贫经验。我这人就爱研究问题，爱看书。自己就订了11份报纸。” 　　“你了解其他地区的脱贫经验吗?” 　　“不了解。” 　　“你订了11份报纸有时间看吗?” 　　“有时候看看。” 　　“你什么文化水平?” 　　“初中。” 　　“爱看什么书?” 　　“《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 　　“除了这些呢?” 　　“养蝎子的、养羊的、修摩托车的。大姐，学雷锋没有知识可不行，你要知道，知识是人类的朋友啊!”说这话时他很严肃。 　　在李高令家，李高令指着冰箱、彩电说：“看，这都是买的二手货。”说着，又把刚脱下的鞋提给我看：“你看这鞋，那次去市里开会，老婆看我没鞋穿，到自由市场的摊儿上，花25块买的。” 　　我问：“你妻子呢?” 　　“被拉去拍电视剧了，又是宣传我的。” 　　“你不喜欢被宣传?” 　　“我对名利不感兴趣。” 　　“你不是说知名度就是效益吗?” 　　他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我问李高令13岁的女儿：“你平时有多少零花钱?” 　　“什么零花钱呀，”她拉扯着身上的衣服，“这还是我妈的连衣裙改的呢。” 　　“你同学都知道你爸爸的事?” 　　她点点头。 　　“他们怎么说?” 　　孩子低着头不回答。一会儿，突然耸动双肩，呜呜地哭了起来。 　　李高令说：“别问了，一提这她就哭。她穿得不好，同学都说，你爸爸的钱都拿去买名声、买荣誉啦，哪还有钱给你买衣服?我们家平时都不买馒头，是自己蒸。我在家里，连吃鸡蛋的权利都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说明你们家习惯蒸馒头?说明你自己不爱吃鸡蛋?还是说明你把钱都拿去扶贫了?”我问。 　　李高令看着我有些发愣。 　　“凭你的收入，至于这么寒酸吗?” 　　“大姐，别问了，其实我不是一点钱没有，老婆有金项链，不敢戴。” 　　“为了保住名声?” 　　“大姐，我没办法呀!” 　　“要早知道农民这么落后， 　　我当初就不来了。” 　　从青岛到李高令扶贫的河里吴家乡榛子沟村，车要开两个多小时。 　　在我们前面的小车里，坐着李高令从香港回来的老同学和夫人。李高令此行的目的，是动员老同学在榛子沟村投资，乡里希望靠李高令能招来100万。 　　在这个村里，李高令扶贫的第一个举措，是兴办畜牧场。今年3月，他从外地买来200多只羊羔，没几天，就冻死100多只。为公司集资5万元的村民不干了，找李高令要求退股。 　　“羊死了以后，村民跟我闹‘暴动’，要退股，好家伙，闹得我一个星期没合眼。我要早知道这儿的农民这么落后愚昧，当初就不来了。我跟他们说了，要赔，赔我李高令的，买羊的钱是我李高令投的那部分，大伙集的钱一分没动呢。” 　　“你真敢干，农民也真听你的。”我说，“万一公司赔了，你拍屁股走了，怎么和大家交代?” 　　“如果失败，我等于给党中央国务院积累了一条脱贫教训。” 　　榛子沟村雷锋小学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只有一个大院子和一个教室。由于是星期天，孩子们都不在。李高令大呼小叫地让老师把学生叫回来。泥泞的小道上，几个孩子正向这边跑。李高令小声说：“别说话，你看他们怎么对我。” 　　孩子们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跟前，还没站稳，就冲李高令敬了个不正规的少先队礼：“校长好。” 　　李高令得意地问我：“听见了吗?我希望30年以后，他们还能叫我校长，他们的孩子也还叫我校长。榛子沟的将来，是他们的。” 　　教室里，李高令举着教鞭，摸着孩子的脑袋：“他们不戴红领巾，我拿这玩意打他们。” 　　接着，他让孩子们挨个起来报自己的分数，他着急地对一个女孩子说：“你为什么不考第一或者第二?这样校长说出去多好。” 　　李高令的公司和羊圈、蝎子房在一起，院子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一个写的是榛子沟村希望工程办公室。同来的一位领导问李高令：“你这个希望工程办公室是哪里批准的?” 　　李高令说：“我这个还用批准?捐钱的人把钱在这里下帐就行了。” 　　接待室里，铝合金镜框里面写着“积极、服从、改正、获得”几个大字。李高令说：“这是我对公司职工的要求。”我不大懂是什么意思。 　　“公司现在有多少人?”我问。 　　“4个放羊的，1个养蝎子的，1个总管，1个会计，再就是售票员和司机，不到10个人吧。除了我，他们都拿工资。” 　　这一天，李高令动员老同学投资的任务最终没有完成。他的同学只打算捐资再扩充一下雷锋小学，尽管李高令在饭桌上灌老同学白酒，自己也灌了两大杯，直着嗓子叫了半天“哥哥嫂子”也无济于事。 　　同学的夫人，那位阔绰的香港女士问李高令：“你为什么要从青岛来这里?” 　　李高令说：“嫂子，你说80年代你离开祖国时，回头看着国旗，曾经放声大哭了一场。我也一样，看到报道来到这里之后，看到乡亲们穷成这样，我真想大哭一场。” 　　书记说：“我当兵那会儿也学雷锋，没见过他这样的。” 　　回到青岛，我把榛子沟村的书记和李高令请到住处，想细聊聊。没想到，他们俩在招待所，竟为公司经营问题大吵起来，但是吵归吵，书记说： 　　“高令说，车能赚钱，我们就同意买了一辆。但也担心，因为高令总是开着车做好事，什么事都要管：路上石头挡路了，他去搬；有打架的，他要管；街上遇到病号，他拉上就走，一个星期光拉病号就拉了四五个，我就跟着他救过老人。到了医院你看他这忙，给人家挂号、办住院手续，都是他花钱。我一看，好家伙，村里花这么多钱买的车，成了他做好事的专车了，能挣钱么? 　　“不过我看出来了，他是个好人，天底下难找的好人。我也在部队待过，什么典型没见过?可就没有他这样的。我觉着，现在社会里像他这样，只有吃亏吃力不讨好。我在街上打出租车拿着他的名片，怕受欺负。第一次掏出来，司机对我挺好，再掏出来，人家说，什么雷锋车?狗屁!” 　　李高令说：“大姐，如果你哪天得到消息，说我李高令自杀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个雷锋车背在身上。前些日子农民闹退股刚平息下来，最近又开始了，为什么?不管什么人，都到我们那儿去查帐，连东北的记者也去，还专等我不在的时候。好像谁也不相信我李高令会把几万块钱扔到这儿扶贫，自己还一分工资不要。现在就是奇怪，做了好事，倒让人不相信。” 　　说到这，我们都不说话了。 　　离开青岛的最后一顿饭，李高令喝了不少酒。我开诚布公地就他的现状谈了自己的看法，绝无吹捧。 　　他红着眼睛举着酒杯对我说：“我有好多记者朋友，他们都只知道捧我，你是头一个把我捅穿的人，所以我认你这个大姐。你回去以后，要是写了让我们青岛人脸上不好看的文章，可别怪我不叫你大姐。来，大姐，干了这杯。” 　　我让他把雷锋车叫来照张相，他答应了。但当他坐进去的时候，又苦笑起来：“大姐，你看我像不像个道具?我活得好累呀!” 　　我愣了，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李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