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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银外流 　　清末的北京，政治混乱，贪污横行。六部中，照例是工部、 　　兵部、户部的缺比较的肥。工部管工程，有经费；兵部可以吃空饷；户部有各地的税赋管理，替皇帝管着国库，经手的都是钱财，最怕人中饱私囊，当然地十分重要。因其重要，户部的尚书可以是经科举上来的汉人，尚书手下专管银库的郎中和银库库兵必须由满人担任。 　　户部里最肥的缺，就是这银库郎中、司库、书役和库兵。他们都是满人，还不能完全被信任，故都是3年一换。然而3年的差使，每人都可以有三四万至十几万两的收入，全视各人的贪心大小而定。 　　发财的财源就是银库本身，监守自盗而已。说来叫人吃惊，他们这群人的赃银，全是夹在库兵的肛门里，一次次偷带出来的。银子运进运出，每月要开库堂9次，库兵每月大约能轮到3班，每班又进出三四次、七八次不等，如此月积年累，3年或许能带出不少，但每人都能用肛门运出十几、几十万两的银子，就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了。 　　库兵入库，无论寒暑，都是赤身裸体。两臂平张，表示胁下无物；口张舌动，表示上腔空空。清朝从开国以来一直是规章井然的，事事讲的是体统。库兵的裸体，在堂官部吏面前晃来晃去，已是十分地不雅，当然不能更规定上前贴身再查。不想这群人就是把规章变成一纸空文，就在你不好意思检查的肛门里夹带。 　　一般人的肛门只能夹很少的东西，因为很不舒服。但库兵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少年的时候，就用鸡蛋抹了麻油往里塞，以后换鸭蛋，换鹅蛋，最后是铁蛋，一枚二枚，到七枚八枚，最终一次可以夹住银子50两。银两中，江西产的江西锭较圆润，无棱角，比较容易夹带，库兵带得最多。即便如此，沉重的银子还是对身体有害，库兵到年老时，没有不患脱肛和痔疮的。 　　户部的首长不是不想管，实在是不能管。库兵夹带的银子取出后都放在他们的更衣处，等到洒扫的日子，在水桶的底下做夹层，一齐挑出来。有一次，祁世长（文恪）见水桶夹层脱落，银子散出，不能不管。就在他准备升堂之时，边上有人问：“尔将兴大狱乎?尔不顾身家性命乎?”祁尚书识相地含糊了事。反正皇上和满人到底一家。 　　记录这一见闻的是民国初的一位“坐观老人”，他感叹地说：“清之亡，亡于内政之不修，不亡于新政之不善也。” 　　 “痞子腔” 　　清朝末年，最大的国政就是外交。偏偏从乾隆时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北京，不肯用中国方式行三跪九叩之礼后，就不再愿意在中央接待西洋外交官了。到了两次鸦片战争后，皇帝太后，既怕又恨，就更是这样了。干脆，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有实力，还算忠心卖力，就让他们去应付吧。所以，清末出现了地方大臣办外交的局面。 　　怎么办?曾国藩手下全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人，平生少见洋人，不懂洋场规矩，于是整个幕府里就为怎样去和洋人打交道讨论开了，他们要确定的是类似于今天所讲的“外交思想”之类的东西。当然最后还是曾大帅拿主意，因为他既是湘军的头，又是“理学家”，懂得中国的精神文明。 　　1870年，李鸿章在上海做过南洋大臣后，到天津从曾国藩手里接过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清廷的外交大权尽握于手。李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两人个性却是十分的不同。曾国藩的底气是湖南农民的质朴苦斗，李鸿章秉性中就有江淮地主的世故油滑。交接那天，老师问学生：“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李鸿章答：“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不管什么我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安徽话，翻译成今天上海流行语就是“捣浆糊”。李鸿章在上海就是这么干的，与商人、领事、传教士瞎混，倒也办了不少事。曾国藩听后，不语。良久，说：“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急忙改口，认错，请教。老师这才传授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曾国藩这个“诚”字就是“说一不二”的意思。 　　据李鸿章自己讲，这个“诚”字他后来是奉行不渝的，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但熟悉清末历史的人都知道，李鸿章的外交一直是在“捣浆糊”。比如说，中法战争爆发的时候，为了在海上躲开法国军舰的炮火，李鸿章让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货轮挂上美国星条旗，结果被人臭骂为“卖国”。还有一次，是1887年，他派手下的马相伯在美国已和华尔街老板签了协议，借款5000万美元，创办银行。后来朝中反对，他只能命令马相伯撕毁合同，潜逃回国，这在外交上是极不礼貌的。 　　近代史上，湖南人出名的“土”，江淮人出名的“痞”,奇怪的是这两个地方的大人物层出不穷。 　　 光绪以后，从湘军淮军里出来的湖南淮北人几乎把十八行省的督抚位子都占了下来，所以你在官场上可以看到各地人的性格：湖南人骠悍加一脑门的直线思维，这性格化为哲理就是曾国藩的精神武器，所谓“诚”字；江淮之人精明油滑，只要能把事情做成了，管他什么“理学精神”，这就是李鸿章的“痞子腔”。湘淮之别大矣。 　　 李鸿章趣闻 　　过去八股士的时代，儒生都是戴方头巾的，所以满口“之乎者也”的人就被人讥称为“头巾气”。和李鸿章比起来，曾国藩就有头巾气。李鸿章虽然是进士出身，但确有“痞子气”，敢于玩一点小花样，做人也是比较的滑稽有趣。有一些关于他的轶闻。 　　李鸿章在下属面前不总是道貌岸然的。一次，他向他的一位同乡道员不耻下问：什么是抛物线?这位下属按照数学原理讲了一大气，讲到克虏伯大炮的弹道路线走的就是抛物线。李鸿章还是不大懂，急起来的道员反问：“中堂大人，您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线呀。”李鸿章不禁哑然失笑，周围幕僚更是哄堂大笑。等大家笑完，李鸿章挤出来的话最妙，他说：“这就是庄子所谓‘道在屎尿’了。” 　　甲午战争前，朝鲜还是中国的附属国。为避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中，李的办事幕僚马建忠和马相伯兄弟俩在1885年向他建议：要么叫平壤赶快独立，让世界各国承认；要么中国出兵，干脆收为中国的第十九行省。总之让日本早断这条野心。那个时候的朝鲜，国际社会称之为“小中国”，因为那里的内忧外患，宫廷争夺，腐败保守都和中国差不多。当年救清朝于南京太平军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现在曾左凋谢，李鸿章又在直隶总督任上，救清朝便是一人独任了。然而他却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这家伙口没遮拦，不幸言中，高丽十年而亡，清朝之亡也不过就是二十几年。 　　 皇袍打补丁 　　有一次，道光皇帝的裤子膝盖那儿破了。他不愿去做新的，就送到内务府织造局里去补。光补一边比较难看，就在裤腿上补了两个月亮形的补丁。在内务府的报销奏单上，这笔帐是库平银50两。 　　上行下效，既然皇帝以身作则，风气就自然容易形成。当时苏州状元潘世恩在朝廷任大学士，上朝的时候也穿了一条打了两个月亮形补丁的裤子。这其实是个高级马屁，让皇帝看着臣子们也是励精图治的。可是道光皇帝不单节俭，还很细心，问他：你的这两个月亮补丁花去了多少钱?潘中堂知道这一问是有来历的，说少了会得罪内务府，所以尽他的胆子夸大说：费了20两。道光听了，惊讶中带有恼怒地说：为什么这么便宜，我这两个补丁费了50两。这帮子人全是在蒙我。 　　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皇帝的个人品格很重要。如果老百姓听说皇帝在吃肉的时候想到老百姓没肉吃，那就会比吃了肉还高兴。皇帝的裤子打两块补丁，老百姓就愿意打十块。不过，老百姓不能知道，紫禁城里的窝窝头比前门外的白馍不知贵多少，道光皇帝的两个月亮补丁，可以让百姓买裤子穿一辈子。 　　皇帝也有问题。许多节俭皇帝真的是为自己的国库省钱，同时也真诚地希望皇族大臣百姓跟他一起共度王朝危机。但是，住在紫禁城里，怎么可能知道外面街上粮贱多少，肉贵几何?这样不被周围人捉弄是很难的。是的，有不少皇帝也是知道自己被关在宫里，与世隔绝，因而就竭力与外界联系。像康熙皇帝在江宁织造府派人密探，不断地向他报告江南的政风民情、年景市价，还不断地沿运河南下巡视。但是，明君如康熙，在晚年仍然受骗：当地的地方官在运河两岸种样板田，造观礼楼，粉饰太平，伪造政绩。不知底细的皇帝怎么知道手下的人是在帮自己省钱还是花钱。